陈独秀身后的三十年孤寂：五次迁坟，从荒草野坟到百亩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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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边上的江津，以前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地方。抗战那几年，好多大人物都躲到了西南，这地方才热闹起来。1942年的夏天，天气热得邪乎，知了叫得人心烦。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老人，在这地方咽了气。

这人就是陈独秀。

放在二十年前，这名字能吓死人。那是北大的文科学长，是《新青年》的掌柜，是五四运动的领头羊，更是共产党的头一任总书记。可这会儿，他是被开除出党的“右派”，是刚从国民党大牢里放出来的犯人，是个连看病吃药都掏不起钱的穷老汉。

他死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身边就剩下个小儿子陈松年，还有几个孙子孙女。一家老小，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买棺材、办丧事？

幸亏当地有两个读书人，叫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俩，看这老先生实在太惨，动了恻隐之心。他们凑钱买了口楠木棺材，又给弄了身寿衣。那时候物资紧缺，好楠木不好找，但这口棺材算是当地能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了。又找了个叫葛康俞的书法家，在墓碑上刻了“独秀陈先生之墓”。没敢大张旗鼓立碑，就找了个荒郊野外，大西门外的康庄，挖个坑埋了。

出殡那天，江津不管是有钱的绅士，还是没钱的穷教书的，甚至还有好多不识字的老百姓，听说陈独秀死了，自发地跟在灵车后面送。那队伍拉得老长，足有好几里地。鞭炮声从城里头一直响到城外，纸钱烧得漫天飞。

陈松年跪在坟头，眼泪都流干了。他记得爹临死前抓着他的时候嘱咐他，一定要把他和妻子的骨灰带回安庆老家，埋在一起。

可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回安庆得走长江水路，那是一笔巨款。陈松年拿不出这笔钱，只能让他爹先在这四川的山坡上躺着。这一躺，就是五年。

这五年里，坟头的草长了又枯，枯了又长。没人修缮，墓碑上的字都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了。只有陈松年每年偷偷去烧纸的时候，才知道这坟还在。那时候的坟，跟个土包没啥两样，要是没人指引，谁也想不到底下埋着个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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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仗打得更凶了。长江上跑的船都是运兵运粮的军船，民船少得可怜。陈松年好不容易凑钱租了条破船，顺着长江往下游漂。

船上装着两口棺材。一口是他爹陈独秀的，一口是他祖母的。

到了安庆十里铺，天已经黑透了。陈松年没敢进城，直接去了乡下的老坟地。他找了个背风的地方，把父亲的骨灰和祖母的尸骨埋葬在那里。

这次立碑，他留了个心眼。碑上刻的是“先考仲甫公之墓”。仲甫是陈独秀的字，“公”是对长辈的尊称。但他没敢刻“陈独秀”三个字。

为啥？因为这时候的陈独秀，在官方那边还是个大大的“反动分子”。要是让人知道这儿埋着共产党的创始人，这坟当天就得被刨了。陈松年还得在这地方活人，还得养家糊口。他只能让父亲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做一个死去的严父，而不是那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家。

这一藏，又是三十年。

这三十年里，中国变了天。国民党垮了，共产党来了。陈松年过得小心翼翼，像只惊弓之鸟。他从来不跟人提他爹是谁，别人问起来，就说是个教书的，早死了。

但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953年，直到毛主席坐军舰路过安庆。他在船上问当地的干部：“听说陈独秀是安庆人？他还有个儿子在这儿？要是日子过得难，你们得帮衬帮衬。”

这话一传出来，陈松年的身份就露馅了。不过也好，有了这句话，陈家的日子好过了点。政府开始每个月给发30块钱生活费，一直发到陈松年去世。

虽然有了照顾，但陈松年还是不敢去扫墓。特别是后来搞运动的时候，红卫兵到处砸坟挖碑。陈松年怕啊，怕那些愣头青知道底下埋的是谁，把骨头都给扬了。

所以，每年的清明、冬至，还有陈独秀的忌日，陈松年都是一个人去。天不亮就出门，摸黑走到坟地，烧几张纸，磕几个头，连哭都不敢哭出声。烧完纸还得把痕迹扫干净，生怕被人看见。

他女儿陈长璞那时候小，不懂事，问：“爹，咱为啥不给爷爷修个大坟？别人家都有石碑楼。”

陈松年就捂住她的嘴，瞪着眼说：“小孩子别瞎问！记住了，以后谁问你爷爷是谁，你就说不知道！”

就这么着，这座隐姓埋名的坟，在荒草棵子里躲过了一劫又一劫。墓碑上的字都被青苔盖住了，远看就是个没人要的野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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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9年，风向变了。

那时候刚开完会，说是要“实事求是”。好多以前被打倒的人，又开始被人提起来了。书呆子们开始翻故纸堆，写文章说陈独秀的好话，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说他建党有功。

陈独秀要是活着，都一百岁了。

陈松年的闺女陈长璞，这时候在文化局上班。她是个有心气的姑娘，看着爷爷的坟平得快跟地一样了，心里不是滋味。她跟她爹陈松年商量：“爹，现在政策松了，能不能给爷爷修修坟？”

陈松年那时候也老了，躺在床上咳嗽了半天，说：“修吧。但别太招摇。咱们也没钱，就用家里的那点积蓄。”

这时候，有个叫蓝天的大官，是安徽管宣传的，说话了：“今年是陈独秀一百年诞辰，政府得表示表示。你们家属别出面，政府出钱修。”

政府给批了200块钱。

别小看这200块，那年头，猪肉才几毛钱一斤，这可是一笔巨款。但修坟还是不够。陈长璞就拿着这200块钱，带着家里人去了坟地。

坟地在哪？三十年没动，树长得比房子还高，荆棘丛生。陈长璞找了个当年给陈独秀抬过棺材的老农。老农那时候也成老头了，领着他们在树林里转了半天，指着一个小土包说：“就在这底下，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棵歪脖子树底下。”

挖开一看，棺材板都烂了，骨头都露出来了。一家人一边挖一边哭。

这次修坟，没敢立大碑，就是把土堆高了，圈了个水泥园子，立了块碑。但这次还是没敢直接写“陈独秀”，加了个“公”字，显得客气点。

陈长璞觉得还不够。她想，爷爷一辈子搞新文化，提倡科学民主，这坟修得太寒酸，对不起他的名声。她就给邓小平写了封信。

信里说：陈独秀是党史上的重要人物，现在坟太破了，能不能请国家拨点款，好好修一下？

这信还真送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看了，批示了一句话：可以作为文物保护起来。

这话分量重。有了这句话，安庆市政府不敢怠慢，拨了两万多块钱。那是1983年，两万块能盖好几间大瓦房。

这次修得像样了。请了省里的大书法家张建中，写了“陈独秀之墓”五个大字，刻在黑石碑上。墓修得圆圆满满，还没封顶，据说是陈松年交代的：“盖棺论定，我爹这辈子还没论定，先别封死。”

墓修好了，来参观的人多了。有学者，有学生，还有来祭奠的老百姓。

到了90年代，这股风更热了。书出了一本又一本，电视剧也拍了。陈独秀的历史地位越来越高，大家开始承认他是革命家、思想家。

陈长璞又给上面写信，这次是写给江泽民的。信里说，应该建个纪念馆，让后人好好看看。

上面又批了。国家文物局给了85万，安庆市政府又配了50万，加起来一百多万。

于是从1999年开始，在十里铺乡征了110亩地。

先是把旧墓修葺一新。这次立碑又有了争议。有人说找赵朴初题字，赵朴初是安庆人，大书法家，还是佛教协会会长。

也有人建议，用陈独秀自己的字。

最后定了个折中方案：找唐朝大书法家欧阳询的字，集了个“陈独秀先生之墓”，还加了“先生”两个字，表示尊敬。

碑石是从外地采的大理石，好几吨重。路不好走，车进不去。工人们就在石碑底下装了滑轮，几十个人拉着绳子，硬是把石头滚到了山上。

2004年，独秀园正式开建。又是挖湖，又是种树，又是盖房子。2006年，塑了个巨大的铜像，陈独秀穿着长衫，坐在石头上，眼神深邃地看着远方。2008年，园子开放了。2009年，纪念馆也开了。

现在的独秀园，气派得很。进门是个大牌坊，刻着“民主”“科学”。迎面是一堵墙，叫“惊雷”，上面刻着他的一生。里面有新青年碑刻，有水塘，有柏树林。

陈独秀的墓就在最里头，被苍松翠柏围着。墓碑是黑的，字是金的，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

从江津那个荒凉的土包，到安庆乡下的隐姓埋名，再到现在这个占地百亩的大陵园，陈独秀的骨头折腾了五次，总算有了个安稳的、体面的家。

每天都有好多人进去参观，有的在铜像前鞠躬，有的在纪念馆里看那些发黄的旧报纸。风吹过树林，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有人在低声说话，又像是什么都没说，只留下一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