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开海军部队13年，重返后职务比调离前高一级，几个月后再晋升

1967年盛夏，华东沿海的警报声时有时无，东海舰队政治部主任李长如却突然接到上级电话——调往刚成立不久的国家海洋局。电话里只有一句话：“工作需要，立即报到。”这是海军系统内部一次并不公开的组织调整，消息传到军港，战士们议论纷纷：离开就是退居二线了吗？

彼时的国家海洋局仍挂着国务院牌子，却完全由海军代管。原因很直接，六十年代我国对近海、远海的水文、气象乃至海底地貌研究几乎空白，而海军手中有专业舰艇、有技术骨干，也有保密条件。为了让科研和国防在同一张图纸上推进，中央决定把这支新队伍交给海军来带。于是，从军装到干部任免，都沿用部队体系。

李长如到岗后的头衔是“政委”，职务相当于副兵团级，与他在东海舰队时持平。表面看是平调，实则责任加码。海洋局的科研点散布天津、青岛、广州、海南等地，任务覆盖海水淡化、深海沉积物取样、远洋气象观测，领域跨度从地震预报到能源开发。那套“政工+科研”结合的全新模式，需要一名懂部队纪律又能和工程师沟通的人来压舱。

1969年到1976年间，海洋局参与的多项项目与国防工程密切相连。打个比方，1970年我国第一次向太平洋公海发射实验火箭，就要依赖海洋局提供远洋风向、洋流、浪高等一连串数据。如果没有这些资料，回收船队就像在没灯的夜里找针。李长如常年跑在一线，见证了那串由科研所、观测船和海军基地织成的庞大网络。

时代风向在1980年拐了弯。随着国家科委接手海洋局，现役军人要么脱下军装转业原地工作，要么返回部队。那年初春，六十三岁的李长如递交申请：“愿意回海军。”理由简单：技术可以交接，战友情难舍。组织批准后，他带着几箱资料、数十本科研日志北上，任命电报上写的是“北海舰队副政委”。

同年5月，他走进青岛某海军码头的会议室，看到政委康志强，后者笑着来一句：“老李，你身板还硬朗，哪里像回来的？”轻松一句，却道出两人相识三十年的默契。新的分工摆在桌面：康志强抓全面，李长如主抓干部教育、警备动员。晋职副政委，标志着他比13年前离开时提升了一个台阶。

不到两个月，海军又下一纸命令：康志强调任海军副政委，李长如接任北海舰队政委。舰队政委属于正兵团职，不得不说这速度令许多年轻干部惊叹。李长如却摆手：“是组织信任，也是责任叠加。”接管那天，他站在码头升旗杆下，只说一句：“船要行稳，先稳舵手。”

北海舰队当时拥有6位副司令、3位副政委，一支远洋训练编队刚从渤海口归来。舰艇更新、兵员培训、海上应急救援，全靠新的政委统筹。他走访每条护卫舰，夜里挨间宿舍聊家常，常说：“政治工作不是唱高调，是让大家心里有底。”这番做派并不花哨，却让基层官兵感到腰杆硬了。

值得一提的是，舰队里有不少从海洋局返回的技术军官，他们兼具纳米比亚外海勘测经验和舰艇驾控本领。李长如把这些人视为桥梁，让他们在海图修编、声呐训练上担任骨干。老兵新花样，几次实弹射击演练，拖靶误差下降到预定精度内，高层暗中叫好。

1982年秋，中央提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年轻化”的新要求，军委明确65岁以上干部原则上退居二线。北海舰队党委开会时，李长如稳稳坐在首位，翻着名册逐个点评年轻军官的优劣。散会后，他缓声对秘书说：“人才得往前推，我这把年纪，该让位了。”话极轻，却透出决断。

1983年初，他办理了离职休养手续，年满66岁。离开指挥所那天，他习惯性地抬头看海，无风，浪也不高，恰似从军四十余年的终点。官兵列队送行，礼炮声中，他没有回头，只抬手敬礼。次日，青岛海滨一间普通干休所多了一位新住户，墙上挂的两张照片引人注目：一张是1967年他在海洋局码头的留影，另一张是1980年重返海军时的合影。十三年，一头一尾，替他写下了独到的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