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强者为所欲为”：特朗普政府如何误读修昔底德，并可能重蹈雅典覆辙

道格·查卡

特朗普政府成员似乎深受修昔底德的影响，他们引用这位希腊历史学家关于权力残酷现实的格言，来阐述一个由自私自利的国家组成的世界。

今年1月，总统将那次以绑架委内瑞拉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告终的单边军事干预，称为“一直决定着全球权力的铁律”的一个例证。当被问及美国的军事行动时，白宫高级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在CNN上嘲讽杰克·塔珀对《联合国宪章》等“国际礼仪”的幼稚无知。“杰克，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实力、武力、权力主宰的世界。”

伊朗战争更加强化了这种观念。4月7日，特朗普警告伊朗政权必须向美国屈服。否则，他威胁道：“今晚，一个文明将走向灭亡。”

此类对权力政治永恒真理的援引，往往从修昔底德那里汲取灵感——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至今仍是自诩为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基础读物。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经常援引这部巨著来解释大国竞争的必然性，并为压迫弱国辩护。但他们的分析不够深入，往往忽略了这位历史学家关于滥用权力（无论是否受到限制或合法性约束）的深层教训。

修昔底德《历史》中最著名的篇章莫过于“米洛斯对话”。在对话中，雅典代表团向米洛斯岛发出最后通牒：要么臣服于雅典的强大势力，成为雅典对抗斯巴达战争的附庸国，要么面临灭亡。米洛斯人恳求保持中立，但遭到拒绝。“你们和我们一样清楚，”雅典人解释道，“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苦难。”米洛斯最终战败，岛上成年男子被处死，妇女儿童被卖为奴隶。

第二届特朗普政府欣然接受了“米洛斯对话”的逻辑。这体现在特朗普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言不讳地宣称“你没有筹码”中，体现在他胁迫丹麦放弃对格陵兰岛的控制权，体现在他单方面对小国加征关税，体现在他威胁要在美国选择的时机“吞并”古巴，以及他要求北约盟国——这些盟国在伊朗战争爆发前并未被征询意见——协助打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行为都出自一个流氓超级大国之手，它放弃了任何开明领导的伪装或对合法性的追求，转而追求纯粹的全球霸权。

特朗普政府无情的霸凌行径无视了古典时代的一个重要教训：雅典从仁慈的霸权转向邪恶的帝国，最终走向了毁灭。

从公元前七世纪起，古希腊城邦开始推举其中一城邦为天然领袖，该城邦因其对集体防御的贡献巨大，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特殊权利。他们称这种权力为霸权。然而，这种领导权经常受到挑战。其中最著名的冲突便是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与斯巴达交战。最终，雅典战败。

“战争的必然性在于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由此在斯巴达引发的恐惧，”修昔底德曾写道。许多当代学者都将此视为大国战争不可避免的简洁解释。

但是，正如这位历史学家本人所阐明的，战争的根源远比这更深。雅典势力的迅速扩张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它违背了希腊的传统规范，试图将原本由各方协商领导的政权转变为一个专制的帝国。在斯巴达人就是否参战进行辩论期间，一支来访的雅典代表团为其国家的帝国主义行径辩护道：“并非我们开创了先河，因为弱者服从强者自古以来就是法律。”这一策略适得其反，证实了人们对雅典帝国主义意图的怀疑，并导致斯巴达及其盟友批准了对雅典宣战。

换言之，导致战争不可避免的，不仅仅是存在相互竞争的大国，更在于其中一国正在滥用那个原本使其崛起并成为强国的国际体系规则。

利用霸权的诱惑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历史冲动——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也屈服于这种冲动。美国厌倦了为公共利益承担重担，如今正利用并滥用其结构性霸权以谋取最大利益，甚至胁迫和榨取其最亲密伙伴的利益。正如修昔底德时代所言，这种做法或许能带来短期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必将招致灾难。

1945年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将美国强大的国际力量嵌入到一套国际机构和法律框架中，使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能参与其中并从中受益。这套框架远非完美，也伴随着诸多帝国主义干涉事件。但总体而言，这一战略对美国来说是成功的。它缓和了美国霸权的现实，使美国的力量合法化，并建立了一个与美国利益大致相符的国际秩序。

如今，所有这些优势都正在被抛弃。特朗普政府正在摧毁人们对美国负责任地行使权力的残存信心。

归根结底，领导者需要追随者。特朗普或许会像在伊朗冲突中那样坚持认为：“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但如果美国继续走这条路，它终将发现自己孤立无援，成为一个在它一手缔造的混乱国际体系中孤立无援的超级大国。现在扭转局面还不算太晚——而这一切都始于对修昔底德著作的深入研读。

作者：Stewart Patrick

https://www.nytimes.com/2026/04/19/opinion/trump-war-thucydides.html?smid=nytcore-ios-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