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万亿产业等不来一个千万年薪的体育律师？ | 行业观察

作者：月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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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薪案接不完，交易单拿不到：中国体育律师的“千万年薪”困局。

说体育律师是过去一年美国法律界最火的“香饽饽”，一点不夸张。

在Front Office Sports的报道中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顶尖体育律师的年薪已经突破八位数，超过1000万美元。Latham & Watkins、Kirkland & Ellis、Simpson Thacher等顶级律所正上演一场“挖角大战”，彼此之间你争我夺，只为把那些手里攥着大客户、能直接带来交易流水的体育律师纳入麾下。

用一位业内人士的话说，“体育律师的转会门户已经打开了”。

这个门在美国开得轰轰烈烈，但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情况又是另一番光景。中国体育律师，什么时候才能站上千万年薪的舞台？这个行业的“转会门户”，又何时才能真正开启？

千万美元年薪的“军备竞赛”

先来看大洋彼岸到底发生了什么。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大律所并不把“体育法”当成一个独立的执业领域。因为体育交易本质上涉及的是并购、融资、知识产权、劳动法等传统法律领域，律所惯常的做法是让各部门律师“兼着做”，不需要专门的体育律师团队。

但情况在近几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个最核心的原因：体育作为一种资产类别，价值被彻底重估了。

知名律师Michael Kuh（今年刚被顶尖律所Simpson Thacher盛信律师师事务所从Hogan Lovells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挖走）在接受采访时指出，2014年到2024年间，NBA球队估值增长了超过2000%，同期标普500指数只涨了700%。这种爆炸式的资产增值，加上私募资本从2021年左右开始大规模涌入体育领域，如体育私募巨头Arctos Partners收购金州勇士队少数股权被视为一个“分水岭事件”，这使得体育交易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频繁。

今天的体育交易早已不是“一个富商买下一支球队”那么简单。背后涉及联盟所有权规则、媒体版权谈判、私募股权架构、跨境资本流动等一系列高难度法律问题。用Kuh的话说，“以前买球队是虚荣投资，现在它是一个行业。”

于是，大律所们开始疯狂布局体育法业务。2024年，Kirkland & Ellis从Latham挖来Frank Saviano、从Proskauer挖来Jason Krochak；2025年底，Davis Polk挖来Jon Oram——这位大佬经手过纽约喷气机队老板收购水晶宫俱乐部股份、丹佛野马队46.5亿美元出售等重量级交易；今年4月初，盛信律所一口气从霍金路伟和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挖来三位体育法大牛。

律所们愿意支付什么样的代价？“高七位数，在某些情况下突破八位数，超过每年1000万美元。”业内人士透露。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一个顶尖体育律师带来的不仅是个人能力，更是一整本客户名单和一整套交易流水。 在体育资产价值狂飙的时代，谁手里有能搞定联盟准入、媒体谈判、资本架构的人，谁就能分到这块越来越大的蛋糕。

有人用“转会门户”来形容这场人才争夺战，再贴切不过。

被欠薪案填满的现实面孔

看完美国的狂欢，回过头来看中国体育律师的生存现状，反差挺大。

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专门做体育交易、服务体育资产并购和资本运作——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律师”屈指可数。大部分从事体育法律服务的律师，做的其实是另一类工作。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冰，是国内体育律师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接受《体坛周报》采访时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代理球员欠薪维权。

张冰的团队代理了国内大量足球运动员的欠薪案件。他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趋势：男足欠薪案的金额在下降，但女足欠薪案的数量反而在增加。“女足的工资本来就不高，反而欠薪情况变突出了，”张冰说，“有些投资人搞女足俱乐部根本不是为了踢球，而是为了‘卖证’——球队能拿到运动健将证，他们收了球员的钱，最后只办出两张证，这其实已经涉嫌诈骗了。”

这话听着扎心，但确实点出了国内体育律师面临的核心现实：当体育产业链本身还不够成熟时，律师能提供的服务自然停留在相对基础的层面。

不是说这些工作不重要。恰恰相反，张冰团队做的事很有价值——推动中足联纪律委员会日常督促俱乐部履行欠薪裁决，让球员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正如他所说，“当市场从‘欠薪为主’变成成熟市场后，注册纠纷、转会纠纷、俱乐部之间的青训补偿纠纷等会多起来。你看欧洲有些律所，整个律所都只做足球法律服务，他们几乎没有欠薪案子，但依然有很多业务。”

不过，张冰自己也承认，这个转型还需要时间。

国内的体育法律服务生态正在逐步成型。2025年，中国体育法学网、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编写了《中国体育法律年度报告（2025）》，内容涵盖体育知识产权、体育仲裁、反兴奋剂、电子竞技等十四个领域。卓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丁涛主编了其中的体育知识产权章节。福州律师协会也在2025年底举办了“体育圈儿 法律事儿——中国体育法前沿问题与律师实务新机遇”讲座，聚焦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法律新需求。天津市法学会体育法学分会与天津市律师协会也联合举办了2025年学术年会，主题是“推进‘十五五’天津体育法治建设”。

但整体来看，这些努力还处于“布局”和“培育”阶段，远未到美国那种“抢人大战”的火热程度。

产业狂奔五万亿，法律还在后面追

如果说美国体育律师的崛起是因为体育资产价值被重估，那中国的逻辑其实是反过来的：产业已经走在前面了，但专业的法律服务还在后面追。

先看产业规模。2025年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5万亿元，达到5.12万亿元，体育用品市场规模达2.49万亿元。2025年体育赛事活动场次预计超过1200万场，同比增长25.6%。国务院办公厅在2025年9月发布的《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 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要超过7万亿元。

这组数据说明一件事：中国的体育产业正在从“小池塘”变成“大江大海”。

大江大海自然会带来大鱼。2025年，星辉娱乐以1.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0.83亿元）出售所持西甲西班牙人俱乐部99.66%股权。这是中资海外足球投资退潮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背后涉及的法律问题——跨境并购、西甲联盟准入、球员合同处置、知识产权转让——每一项都需要专业律师深度介入。类似的跨境体育交易未来只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国务院发文鼓励“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企业和体育赛事”的背景下。

再看国内职业联赛的改革。2025年1月，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中足联）正式成立，标志着管办分离改革落地实施。中足联随后发布了一系列新规，包括中超俱乐部单个财年税前总支出不得超过6亿元、国内球员个人税前年薪限额500万元等。这些制度变革带来的是大量的合规需求、合同审查需求和争议解决需求。张冰说的“注册纠纷、转会纠纷、青训补偿纠纷会多起来”，正在成为现实。

体育总局也在推动职业俱乐部的股权多元化和市场化改革。2025年底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篮球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推动职业俱乐部股权多元化”“加强职业俱乐部财务监管，规范球员转会和薪酬制度”。这意味着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投融资安排、财务合规等都将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这些恰恰是并购律师、公司法务的用武之地。

此外，202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体育法》专门增设了“体育仲裁”章节。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仲裁中心在2025年专门举办了全国体育系统体育仲裁制度衔接培训班，推动体育仲裁真正“落地生根”。截至2025年7月，中国已形成了包括1部法律、7部行政法规、33件中央与国务院文件在内的体育法律规范体系。

制度框架搭起来了，产业规模上来了，交易越来越多了——但专业的体育律师在哪里？

中国为什么没有“交易型”体育律师

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关注，恰恰是因为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很可能就是中国的前奏。

一个成熟的体育产业必然需要成熟的法律服务支撑。在美国，体育律师深度参与联盟准入谈判、媒体版权分销、私募资本架构设计；在欧洲，有些律所“整个所只做足球法律服务”。而在中国，能做到这一点的律师和律所还凤毛麟角。

原因不难分析。

第一，认知偏差。 在很多律所管理者眼中，“体育法”仍然不是一个独立的业务板块，而是“公司并购部顺便做做”的事情。这种思维定式导致体育法律服务长期被边缘化，无法形成专业壁垒和品牌效应。

第二，人才断层。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体育律师，往往需要在传统法律领域深耕多年。Geffner（刚被Simpson Thacher挖走的体育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说了句大实话：“我告诉年轻律师和学生，在我职业生涯的头七年里，我只是一个传统的并购和私募股权律师。我接受了培训，学会了如何做交易，然后才跳入体育领域。”这句话对中国的年轻律师同样适用。但问题是，中国的体育产业还没有发展到能为那些“熬了七年的传统律师”提供足够多体育交易机会的程度——这就形成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困境。

第三，市场成熟度。 中国的体育产业虽然规模大，但结构仍有待优化。大量法律需求仍集中在维权层面（欠薪、合同纠纷），高价值的交易型法律服务需求尚未充分释放。体育赛事的媒体版权分销、俱乐部的资本运作、跨境并购等复杂交易，虽然有零星案例，但远未形成规模。

不过，变化的迹象已经出现了。

一位国内体育法律领域的从业者告诉笔者，近年来律协和高校举办的体育法专题培训明显增多。福州律协2025年底的讲座“体育圈儿 法律事儿”现场座无虚席。2025年律新社发布的《精品法律服务品牌指南（2025）：文娱体育领域》中明确指出，“文娱体育法律服务正在从‘风险防火墙’转变为‘价值驱动器’”。越来越多的律所开始设立文娱体育法律中心，专门配置懂体育行业、懂投融资、懂知识产权的复合型团队。

这些信号值得关注。当市场开始主动“孵化”专业力量时，人才争夺的临界点可能就不远了。

从“讨薪”到“做局”：一次必经的跃迁

中国体育律师要想真正“起飞”，需要完成一个从“维权律师”到“交易律师”的角色跃迁。

这不是说维权律师不重要。恰恰相反，张冰团队在过去几年里代理了数百名球员的欠薪案件，推动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规范化进程。他做的事情——让俱乐部“慢慢想明白了”与其拖延不如早点和解，让中足联纪律委员会日常督促俱乐部履行裁决——这些都是在为整个行业建立规则意识。

但一个行业的成熟标志，从来不只是“少出纠纷”，更是“多出价值”。

美国的体育律师为什么值千万年薪？因为他们能帮客户完成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交易，能帮投资人打通联盟准入的关卡，能帮俱乐部设计复杂的资本架构。他们的服务直接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中国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国务院“体育产业7万亿”目标的明确，随着中足联管办分离的落地，随着更多私募资本关注体育资产，中国的体育交易市场正在蓄势。星辉娱乐出售西班牙人俱乐部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体育俱乐部并购、更多的媒体版权交易、更多的体育IP资本化运作。

这些交易的背后，都需要一批既懂体育行业逻辑、又精通资本运作的律师来保驾护航。

换句话说，中国的体育律师不会永远是“讨薪专业户”。 当体育真正成为一门“好生意”，法律服务自然会向高附加值的方向升级。

窗口正在打开，谁站在门口？

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中国体育律师，什么时候才能年薪千万？

目前来看，这个数字可能还只是一个遥远的参照系。中国的体育产业还在成长期，高价值的体育交易服务市场尚未充分发育，顶级体育律师的人才储备也有待加强。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意味着巨大的机会。美国体育律师的“转会大战”给我们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当体育资产价值被充分认知时，能够驾驭这些复杂交易的法律人才，会成为市场上最稀缺、最昂贵的资源。

中国的体育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政策端，国务院和体育总局在持续释放制度红利；市场端，5万亿的总规模意味着巨大的交易流量；法治端，新《体育法》和体育仲裁制度正在搭建规范框架。这三个维度叠加在一起，为体育法律服务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口。

张冰在采访中说，他并不担心业务问题，“因为中国足球市场在发展，案件类型会发生变化”。这句话背后透露出的，是一种看准大势的笃定。

美国的“转会门户”已经大敞四开。中国的这个门，虽然开得慢了一点，但终究是要开的。而那些提前站在门口、做好了准备的人，将最先看到门后的风景。

对于中国的年轻法律人来说，现在的选择很简单：是继续做一个“什么都做一点的普通律师”，还是从现在开始，用七年的时间在一两个领域扎下根来，为那个即将到来的体育法律服务黄金时代做好准备？

答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