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辉忆红军五次反围剿，四次胜利说成偶然，第五次功劳自身上揽

说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央红军在赣南、闽西一带的反“围剿”战争，红军连续取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红色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针对历次反“围剿”胜利的总结，分成二个层面解读。

第一是在战略层面：红军立足根据地，坚守人民立场，把握战争主动权。首先“根据地依托”战略，筑牢战争根基，赣南、闽西一带地形复杂，山岭重叠、交通不便，回旋余地大，适合开展游击战，物产丰富，能维持基本自给自足，敌人对这一带的统治相对薄弱。

其次这里的人民群众深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五更起，半夜眠；风雨来，霜雪奔；无粮食，糠充饥……”这是赣南贫苦农民生活艰辛的生动写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打土豪、分田地”，切实解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问题，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积极支援红军，主动为红军传递情报、运送物资、掩护伤员、参与作战，形成了“军民一家亲”，形成人民战争”基础。让红军在兵力、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获得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为战略部署的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再次就是红军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军事过硬、作风顽强、用崇高使命和理想信念作为红军的愿景感召，由此产生的巨大凝聚力，激发起全体红军战士和广大民众的高昂斗志。正如当年在根据地流传的歌谣唱红军与反动军队的区别一样：红军白军不一样，红军打仗为信仰，白军打仗为吃粮；红军砍头风吹帽，白军风吹两边晃；红军住宿上门板，白军过境如虎狼；红军官兵亲兄弟，白军敲诈又克饷。唱出了红军为谁而战，能打胜仗的奥秘。

还有重要的一点红军领导人指挥得当。立足革命战争的长期性，不追求速胜，而是通过持久作战，逐步巩固根据地，扩大革命力量，从战略上瓦解敌人的“围剿”企图坚持“积极防御、持久作战”战略，把握战争主动权。面对反动军队的大规模“围剿”，没有盲目出击，也没有消极防御，确立“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与敌人死打硬拼，而是避其锋芒、保存实力，在运动中寻找战机，通过消耗敌人有生力量，逐步扭转敌我力量对比，最终实现战略反击，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的源泉。

第二是战术层面：步调一致，灵活机动，统一指挥，精准施策，适配实战需求。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遇敌不轻交战，多用疑兵，眩敌耳目，集结主力，坚守静待，察破敌人弱点，变更阵势，冒险冲进。占据有利地形，设下埋伏，严格规定，白天不许煮饭，前线指挥员不许带马，以求隐蔽和肃静。红军各部密切配合，在各重要地段设下天罗地网，采取“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待敌深入苏区中心区时，再集中兵力实行反攻。

二是取大包围，兼程猛进，速而且匀。运用“诱敌深入”战术，创造有利作战条件。面对敌人的大规模进攻，红军主动放弃部分城池和阵地，引诱敌人深入根据地腹地。此时，敌人远离后方补给线，兵力分散、士气低落，而红军则依托熟悉的地形和群众支持，集中兵力，对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的敌人实施突然袭击，一举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打破“围剿”。这一战术既避开了敌人的优势兵力，又充分发挥了红军的地形优势和机动优势。

三是不轻试锋，必待敌找我，而我不先找敌，以逸待劳，镇静坚守。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弱胜强。中央红军在兵力、装备上始终处于劣势，因此摒弃了“全线出击”的错误战术，坚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作战中，集中红军的主要力量，瞄准敌人的薄弱环节（如孤立无援的部队、疲惫不堪的部队），逐个击破，不贪多求全，力求每战必胜，通过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耗敌人实力，最终粉碎敌人的“围剿”。

四是行走漂忽，瞬息百里，从山僻险要，人迹罕至之处，昼伏夜行，旋磨打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采取“磨盘战术”，红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时而迂回、时而突袭，骚扰敌人、破坏敌人补给线、收集情报，运动战则用于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两者相互配合，让敌人疲于奔命、难以捉摸，始终掌握作战主动权。避开敌军进攻锋芒，从中央苏区南部插入敌军背后。甚至在敌人两路夹攻、不到20里宽的区域中转移出去，进退自如，打得相当巧妙，敌人被红军牵着鼻子在根据地里打转转，弄得饥饿沮丧，疲于奔命。正如当时缴获的国民党军官家信中所说：这一个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比出发时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

五是围城不宜离城太近，免敌人潜出，难于防范，奸细混入，难以稽查。根据地的各级军事部除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加主力红军外，还发展和加强地方武装，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站岗放哨，还有交通队、侦察队、运输队配合红军，封锁消息，骚扰敌人，迫使侵犯根据地的敌军饥疲交困，吃尽苦头，提心吊胆，日夜不安，陷于困境，为反“围剿”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不过，1934年的时候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我们同样总结出几大方面的因素：一是“左”倾错误领导排斥正确的军事路线，推行所谓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一改自己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而下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抵御，屡次遭受严重损失。二是敌人过分强大，8万红军需要对付敌人的百万大军的围剿，十个人打一个人，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较量，即便采用正确战术，长期的消耗下去，最终也吃不消，形势严峻。当然，重要的一点是敌人一改以前的长驱直入做法，实行“堡垒主义”一步步来对付红军，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了踏上长征之路，去其它的地方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前面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革命形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已经发展到近十万红军，还在江西建立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后来因军事上失利进行战略转移，上面的总结总体来说是十分得体的，也是比较完善，可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

然而，直到解放之后十多年的六十年代，围剿红军时曾经担任江西省主席兼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参谋长，国军二级上将熊式辉，写了一本名叫《海桑集》的回忆录，对这段红军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经历有详细的描述，他作为江西地方长官，亲身经历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作为亲历者和当事人，对我们耳熟能详的五次反“围剿”，却在熊式辉的回忆录几乎巅覆以前的认知，可以说提供了另一种珍贵视角。他在这本书中主流叙事大多将五次反“围剿”描述为单独历史事件，但熊却将五次“围剿”与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内外历史事件紧密关联，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通读回忆录并进行理解，对五次“围剿”红军取得的原因，纵观他分析红军前四次胜利多是带偶然的成分，后一次却是自己的功劳大大的。

我们先说说熊式辉其人，字天翼，谱名西广，别署雪松主人，江西安义万埠镇桃二村鸭嘴垅村人，他从小聪慧好学。那时候江西农村穷，家里能供他读书不容易，可他争气，一路从江西陆军小学读到保定军校，后来又去了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种完整的军事教育背景，在当年的国民党军中是很吃香的，北伐时期，熊式辉就崭露头角了。他在江西战场上打得不错，老蒋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到了1931年一纸任命，把时年38岁的熊式辉推上了江西省政府主席的位置。

38岁这年龄段就成封疆大吏，放在今天那是极其少见的年轻，更何况是在江西，当时的江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红色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就在江西境内，那时江西81个县，红军已经占领江西的58个县，可以说大部分都成了红军革命根据地，还有一些县都已经是有红军组织，连半壁江山都没有，同时，中央红军主力辖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七军团、红九军团约10万人，还组建了20多万人的地方红军与赤卫队，因此局势复杂得很，国民党在江西的统治可谓岌岌可危，几乎是没有人愿意到这当这官。

不过，熊式辉一当上省主席，宣誓就职的时候，提出自己在任上的首要工作就是“与红军过招”，自称三个字解决红军问题，那便是“兵、钱、盐、”。他那时不是说说，而是实实在在地付诸行动。先说兵，在他的主持下，制订了《修正江西保甲条例》，保甲制度的目的是使“人归于户，户归于甲，甲归于保，保统甲，甲统各户而及于个人，不许个人游离于无所归宿”，从而强化地方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度。这一时期的保甲组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一是清查户口。保甲编制，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保甲长会同县长所派人员负责按户清查人口，内容主要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登记造册，以备随时提供检查，保甲长还需要密切注意本保甲内人员变动情况。

二是制订保甲规约。规约的内容一般包括：协助“剿匪”、维护治安、修筑堡垒、筹集经费、救济群众等，强制保内人民共同遵守规约所规定的条文。 三是推行连坐。甲长要同本甲各户户长签订连坐契约，保证保甲内各户所填内容属实，并无通匪、窝匪、从匪、私藏枪支、吸贩毒品等行为。如果有一户犯规，各户都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依法受到惩处、甚至死刑。 四是规范职责。明确了保长的主要职责是辅助区长监督甲长执行其职务，协助军警搜查逮捕“匪犯”，分配并监督保内应办公事的完成，告诫保内人民不得通匪、窝匪、从匪、私藏枪支、吸贩毒品等。

同时，他明确了甲长的主要职责是辅助区长检查甲内“匪犯”，检查出入境人员，辅助军警及保长搜查逮捕“匪犯”等等。 一乡或一镇分编成二保以上时，需要设立保长联合办事处，设联保主任一人。主要任务是督促各保长执行保甲条例及现行法令所规定的事项，联合各保联防“清剿”、联合各保办理公共修筑事宜等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种方式编练壮丁，兵源就有了。

保甲长将保甲内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编成壮丁队或地方义勇队，由保甲长督率，平时进行军事、政治训练，有战斗的时候，就组成武装团队，参加对红军的战斗。壮丁队或义勇队的主要职责是修筑工事、站岗放哨、封锁匪区、搜捕匪犯。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保甲组织主要功能是为了对付红军。熊式辉通过保甲组织，清查户口，严密控制农村人口流动；通过联保连坐，严厉制裁与红军有联系的人；通过组织、训练壮丁队、义勇队等，协助国民党正规军作战或封锁苏区，企图把农民群众拉到红军的对立面，在江西基层社会建立起了严密的封锁控制体系，使红军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再说钱，要做好上面的事情，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钱，修筑堡垒、保甲长工作、编练队伍，包括查户口，都得有足够的经费，同时，熊式辉认为，打仗打的就是钱，没有钱什么也做不成，因此，熊式辉一上任就大量搞钱，一方面开拓本省钨、锡两矿，搞钨砂贸易赚钱；另一方面通过官职获取贷款、接收资产、金融投机，再就是创办国立中正大学，从中捞了不少好处。惯用的做法无非是推行了各种类型的苛捐杂税，据当地史料记载，仅仅是善后捐，他每年就需要从百姓手里压榨200多万元，用以供养自己的军队。

再就是对红军的根据地实行强有力的经济封锁，对粮食、食盐、火油、药品、布匹、服装、燃料，甚至是铜铁等物资全部管制起来，禁止私自流通和贩卖，所有的通行都由管理机构来定，下设管理处，如发现私自贩卖，轻则没收所有货物、罚款、关押，重则判刑甚至处死，当然，有钱拿来也可以消灾。

第三就是盐。由于江西本地不产盐，食用的盐都得靠外面运输进来，因此，熊式辉对红军根据地实行重点就是严格控制食盐进入，致使根据地食盐非常缺乏，许多贫苦人家长期吃不上盐，只好用香干萝卜水、醋坛水、辣椒干代替食盐煮菜； 为解燃眉之急，苏区不得不自己熬制硝盐。用老屋的土墙、灶台土、厨房墙壁打碎用来熬制硝盐，以至把厕所底下的土，挖出来熬盐。但即使如此，依然不能解决苏区的“盐荒”问题。 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时期，苏区的食盐“竟然比黄金还珍贵”，珍贵到“只需要用十来两食盐作聘金，就可以娶到一位年轻的小姐”的程度。食盐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苏区百姓的身体健康。

熊式辉通过这些强有力的手段，可以说是捞得盆满钵满，他用盘剥来的民脂民膏在庐山买下了一栋相当豪华、漂亮的别墅，当时是庐山体量最庞大、造型最魁梧的一栋。建筑面积达856平方米，整个庭院面积为4878平方米。座东朝西，依山势而建，北面三层，南面二层，背倚城墙山，其它三面缓坡倾向长冲河，有一种居高俯瞰的不凡气势。造型像一个棱角分明的大石头，仿佛一块天然巨石上雕凿了门窗，里面设施豪华，有游泳池、厨房、宴会厅、会客厅、小会议室、书房、棋牌厅、冲浪浴、芬兰浴以及豪华主宾间等等，一应俱全。这还不算，在南昌市东湖区阳明公园、老家鸭咀垅等地有数幢大别墅。

不过，熊式辉再多钱，再大的房子，也抵挡不了国民党败退，1949年56岁的熊式辉带着家人跑到了香港，靠多年贪污搜刮的民脂民膏过着奢华的生活。那时旧政权的大小官员认为香港是避风港，纷纷往这边挤，人数非常庞大，那些穷困潦倒老部下，成群结队不断上门向他借钱或请求救济，根本无力接济，避而不见，但这些人有吃大户的想法，认为他当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也有自己的一份，对着这个无权无兵的上级要闹事，只好向香港警察局求助。

熊式辉个子很高，一米八几的个头，即便穿着便装，站在那里也透着一股武将的气度。他的脸是标准的国字形，五官端正，年轻时仪表堂堂，在国民党军政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俊朗。可如今，那张脸上多了一些不该有的沧桑。眼角爬上了细纹，鬓角的头发也开始泛白，眉心那道竖纹比以前深了许多，那是常年皱眉留下的痕迹。以至于之后钱被掏光，辗转去到台湾也备遭受冷遇，要靠写回忆录来赚取生活费。

晚年熊式辉

他写的那本书名叫《海桑集》，取之题目的意思是，他落魄的时候，写了一首诗。诗云：沧海桑田变幻频，十年身世总艰辛。谁知一枕黄粱梦，犹有残躯寄海滨。写的正是自己所谓的治赣十年，堂堂二级上将、省主席，封疆大吏，权倾一方。可到头来，他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没有金钱，连一张回家的船票都买不起，觉得非常的悲痛。这本《海桑集》与一般的回忆录不同的是，其内容基本上取自其日记，其中的人物、时间、地点、对话、细节等，大多比较确切、清楚，加上熊式辉的观察是“建立在亲身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史料上”，这部回忆录被一些学者认为历史价值也就相对较高，毕竟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且那个时期他已经退出政坛近二十年，不受所谓“主义”的影响。

因此，熊式辉在《海桑集》中的《叙言》中这样写道：偏重在国民革命有关之事，即自辛亥革命、护国、护法、北伐、剿匪、抗战诸役，以及大陆沦陷。凡属于当时国家军、政乃至党务之见闻，皆属身所经历者。” 再加上他随时随地引当时的函电，甚至是任命书、命令为证，有人认为熊式辉的观察“完全从内部的最高层次得来，决不是一般从外面作冷眼旁观所能企及的。更由于他的观察建立在亲身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史料之上，国民党在这二十多年中的成败关键早已在他的胸中凝聚成一幅确定的整体图像”让读者觉得是可信的，但是，我们觉得熊式辉他对红五次围剿红军的描述与我们的史料可以说是完全不符合，把红军的胜利都说成是偶然，而自己的胜利则“劳苦功高”。

首先说第一次反围剿，第18师之所以在永丰龙冈地区全军覆没，师长张辉瓒被抓并处决，随后红军乘胜追击，在东韶歼灭第50师1个多旅，第一次反“围剿”红军以4万余人对抗10万敌军，歼敌1.3万余人，取得了“红军史上破天荒的胜利”，失败的原因是，不重视与红军作战，那便是叫轻敌，最主要的一条便是指挥这次军事行动的人何成濬，此人在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战胜阎锡山和桂系立了大功，何成濬在中原那场大战里头，因为特别会和人打交道，而且特别懂人心，所以就被蒋介石看重了，让他去和各路的军阀沟通。他心里头清楚得很，对那些不是嫡系的军队，光有枪炮可不够，还得有钱有女人，这样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跟着走。

在中原那场大战的时候，何成濬带着的讨逆军第三军团，里面很多人其实跟他没啥关系，都是些杂七杂八的队伍。为了能让大家安心打仗，他从汉口弄来了一串特别豪华的“玩乐车”。这些车里啊，有好吃的好喝的，还有烟土，更厉害的是，还有好多漂亮姑娘。这些可不是只给自家人准备的，就连对面的军官，只要愿意来，也都能享受。何成濬这招挺绝的，就像是拿钱砸人一样，让他在那些军阀打来打去的时候，混得特别开。蒋介石便让他回湖北老家，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同时兼任武汉行营主任，负责指挥“进剿”鄂豫皖苏区。并让他领导这些乌合之众来对付红军，简直是以卵击石，因此，红军偶然取胜，只是国军用错了人，倘若其它人来指挥，结果会是两样。

再说第二次“围剿”，部队全部集中在中央苏区周围，形成了西起赣江、东至建宁700里长的弧形包围圈，由北向南朝中央苏区压来，此时，中央红军在西南面的退路也被切断，对红军而言，表面上看过去“二十万军重入赣”的险恶形势。然而，就这些国军对红军完全包围1931年5月的时候，各方反蒋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的局面，要求老蒋下野，本来由各派势力组织的所谓“围剿”军都处于观望的状态，进展迟缓，部队虽人数众多，但其中派系混杂，不知道未来受谁的指挥，因此各级军官相互观望，保存实力。

就在这时，红军瞅准了几支弱军，即王金钰部右翼进占富田一带的公秉藩第28师和上官云相第47师，经大胆穿插，数日激战，消灭敌军三个师，此后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15天横扫700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和大量军用物资，淋漓痛快地粉碎了第二次“围剿”。

接着1931年7月，老蒋亲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战术，发动第三次“围剿”，面对敌军重兵包围，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策略，灵活穿插于敌军缝隙之间。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一件更为严重的大事，占据豫北冀南三十县地盘，专擅一方，拥兵6万之众的石友三呼应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公开发表讨蒋通电，在华北起兵反蒋，声称接下来沿平汉路北进，第一作战目标是占领石家庄，第二作战目标是占领保定，然后进军平津，同时，粤桂联军挥师北上，紧逼湖南衡阳，形成南北呼应。

老蒋看这架势两面受敌，一时慌了神，不得不分兵防御，先集中攻击石部，中央军在东北军于学忠部，以及晋绥军商震部的配合下大败石友三。不过，石友三的部队确实能打，冲锋时士兵光着膀子抡大刀片，一度把东北军的防线撕开缺口，曾经拥兵六万、横行一时的石友三部从此土崩瓦解，再也不可能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什么重要角色，最终被下属活埋在黄河边上。

解决石部后老蒋表示要“削除粤逆“， 随后，双方开始总动员，下令停止对苏区的第三次大围剿，将原本围剿红军的军队南调，以陈铭枢的十九路军为先锋，进驻湘赣，陈兵衡阳以南，准备向广东军发起进攻。 蒋介石就是借这件事一鼓作气，打算用武力彻底一统两广，消灭这两股最大的反蒋军阀， 一时间剑拔弩张，大战即将开启。得知围剿红军的国军要退却，红军趁机发动伏击，先后在兴国的老营盘、方石岭战歼敌近二个师，第三次反围剿前后持续三个月，红军共歼灭敌人三万余人，缴枪1.4万余支，这样，第三次反围剿也以失败而告终。

1933年2月，老蒋调集近4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采用“分进合击”战术，分三路向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进剿，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当时，中路军的主力第一纵队下辖第11、第51、第59师，是老蒋的嫡系，部队的各级军官很多是黄埔生，武器装备、训练和给养都较好，红军要的就是 “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于是在江西红军在宜黄、乐安地区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术，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范例。黄陂、草台岗两战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活捉2名敌师长，毙伤敌16名师、旅、团长。

这支所谓的精锐部队极短的几天内溃散，让第四次“围剿”化为泡影，再也无法打下去了。是役史称“草台岗大捷”，至今当地建有纪念碑。这次胜利使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期，总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人口453万人。熊称失败的原因“九一八事变”导致蒋下野而不得不终止。

熊式辉总结第一二三四次“围剿”失败的原因，一是指挥者不当，二是宁粤对立、三是石友三叛乱，四是日军入侵。导致“历年辗转，师老无功”，熊称此为“湿柴烧冷灶”，更有甚者，苏俄更利用中国内部局势不稳而趁机扩张势力，牵制了当时有限的国防资源，在内外交困下，南京政府财力和军力皆受巨大牵制，红军指挥员发现这一机遇，把那些弱敌一个个收拾，激发战斗胜利信心，但其胜利可以算是偶然事件。

当然，对于第五次“围剿”，熊式辉在回忆录中是相当得意的，南昌委员长行营成立后，政治、经济与军事的高度整合。熊式辉担任省主席，兼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参谋长，被赋予了高度集权的指挥权，其实质是战区的最高权力机构，整合了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它拥有决定作战计划、奖惩将领的绝对权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以及堡垒封锁战略，在苏区外围筑起近三千座碉堡，实施严密经济封锁，最终迫使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并开始长征。这次他所谓的胜利，功劳俨然都成了他的。

在熊式辉回忆录中，还特意提到红军离开根据地长征之后，他组织那后来臭名昭著的还乡团担任的所谓“灾后重建”，他称“田多荒芜，房舍强半皆成残破空壳”，那时收复区的农民大致分为三类：中下层农户（60-70%），这部分人通常没有明显的政治立场，“匪来匪去，皆无变动”，在动荡中求生存。而受“赤化”极深者约占10-20%，主要是极贫户或积极分子，往往随红军进退而流亡。富绅占10-20%，大多曾遭受镇压。此外，收复区遗留了大量的因战争而流亡的难民，其中以老弱妇孺居多。 由于苏区（如瑞金、长汀等）实行了土地革命政策，原来的地契多被焚毁，田垄界限被铲平。

熊式辉特别提到在调查了黎川和广昌两个县时，他发现农民从红军那里分到土地后，对待方式有二：一是抛荒，表面上土地归农民，但实际上不去耕种；二是耕种，但农民会在秋收后悄悄地把钱或粮送给老地主，维持着地主和雇农的实质关系。江西农民的善良令熊式辉感慨，他曾问农民为何这样，得到的回答是：天地良心，怎么可以把别人的地抢过来。很显然，道德和宗教使人怀有内心恐惧，这比外在的法制和强制更治根本。他认为这种行为源于中国农村深根蒂固的土地所有权观念，农民认为“无条件夺他人田地据为己有，良心终觉不安”。 虽然苏区以“分田分地”为号召，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苏区政府收取的土地税收因战争需要也会异常高，导致农民“徒拥土地所有者之虚名”，实际所得利润甚至不如做佃农或雇农多。这使得农民对苏区土地政策的支持并非外界想象中那样稳固。

事实上，任何一场战争，受苦最深的都是基层老百姓，和平才是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根本保障。此后多年，江西赣南一带未再发生大规模战事，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成为后方基地，既是军需品生产基地，也是主要的兵源征集地，许多江西省级机关南迁至此，“红都”瑞金还成为黄埔军校第三分校的驻地，成为东南战区的“小后方”。而熊式辉在回忆录中，也将这些发展都牵强地视为自己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