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曾多次提出平等看待少数民族政权，非常不满歧视的思想

有观点认为，八旗入关之初，清廷刻意提高了辽金两朝的历史地位，先后在历代帝王庙中增祀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等人的牌位。但进入18世纪中叶，统治阶层的正统观念已经发生了不小的蜕变——乾隆皇帝本人不仅尊崇宋朝为正统，还大肆贬低辽金政权，甚至否定了二者的正统性。那么问题来了，这种观点准确吗？现实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

需要指出的是，乾隆皇帝尽管在《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中说过“尊宋统”，但也提到了南宋向金国“称臣、称侄”的史实，并对不少汉族儒生鄙视辽金政权的态度感到十分不满。

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皇帝在关于如何编纂《四库全书》的批示中，对以往史书翻译少数民族名称时使用侮辱性词汇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比如记载“回部”时，有编者总是刻意在“回”字旁边加个“犬”字旁。对此，他颇为不屑地表示：“见小无识之徒，欲以音义之优劣，强为分别轩轾，实不值一噱。”

与此同时，有编者提出：“两宋屈于强邻，日就削弱，一时秉笔之人，既不能决胜于边圉，又不能运筹于帷幄，遂译以秽语，泄其怨心，实有乖纪载之体。”对于这一观点，乾隆皇帝表达了高度认可，与此同时，他下令编者们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务必把那些侮辱少数民族的词汇全部修正过来。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他又对编纂《四库全书》的馆臣表示：“前此批阅 《通鉴辑览》，以石晋父事辽国，而宋徽、钦之于金，亦称臣称侄。旧史于两国构兵，皆书‘入寇’，于义未协，因命用列国互伐之例书‘侵’，以正其误。”

爱新觉罗・弘历

显然，乾隆皇帝将辽、宋、金等政权视为“地位完全平等的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战争是“各国之间的互相征战”，核心意思就是要平等看待这些政权，不能歧视带有“非汉”属性的辽金两朝。

坦诚说，乾隆皇帝主张的这种“修正史书表述”的做法，其实在无形当中提高了辽金两朝的历史地位，怎么能说是“贬低辽金”呢？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他在命令皇子和军机大臣修正《通鉴纲目续编》时表示：“朕批阅《御批通鉴纲目续编》，内《周礼发明》、张时泰《广义》，于辽、金、元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者。《通鉴》一书，关系前代治乱兴衰之迹，至《纲目》祖述麟经，笔削惟严，为万世公道所在，不可稍涉偏私。试问孔子《春秋》内，有一语如《发明》、《广义》之肆口嫚骂所云乎？”

很明显，乾隆皇帝对汉族儒生在《通鉴纲目续编》中鄙视辽、金、元王朝，并使用谩骂性语言诋毁这些政权的做法，感到非常不满。紧接着，他继续说道：“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但以中外过为轩轾，逞其一偏之见，妄肆讥讪，桀犬之吠，固属无当。”“至史笔系千秋论定，岂可骋私臆而废正道乎。如宋徽、钦之称臣称侄于金，以致陵夷南渡，不久宗社为墟，即使史官记载，曲为掩饰，亦何补耶！”于是他下令：“所有《通鉴纲目续编》一书，其辽、金、元三朝人名地名，本应按照新定正史，一体更正。至《发明》《广义》内三朝时事不可更易外，其议论诋毁之处，著交诸皇子及军机大臣量为删润，以符孔子《春秋》体例。”

从这些话中可以清楚看出，乾隆皇帝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歧视辽金等少数民族，反对在史书中用谩骂的语言描述它们，反对史官掩饰宋朝地位低于金国的史实——显然，这里没有“贬低辽金”的意思。

《金史》

将《辽史》《金史》与《宋史》并列为官修正史，已经让那些“华夷之辨”思想严重的汉族儒生无法接受了。而乾隆皇帝在为重新刊印的《金史》撰写的序言里提到，脱脱等人编写《金史》时，依然存在着“妄毁金朝”的问题，并将之视为“狃于私智小见”。当然，乾隆皇帝也着重强调：修改史书只能修正那些辱骂、诋毁辽金的用词以及“译其国语之讹误者”；“至于其国制度之理乱，君臣之得失，未尝一字易。”原因很简单：“盖史者信也，所以传万世，垂法戒，彼其时之史，或已不能保其必信数百年之后，无庸为之修饰。”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皇帝的这一思想，还体现在了其他相关著作以及自己写的诗文中。

大概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乾隆皇帝在阅读了南宋官员倪思撰写的《重明节馆伴语录》后，写了一首题为《题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的七言律诗：“重明馆伴纪倪思，序语无非饰强词。称侄却思称彼虏，畏人反诩畏吾仪。岂诚强屈弱伸也，祇以言游利啖之。南渡偷安颜特腆，千秋殷鉴慎哉斯。”

原本存于《永乐大典》中的《重明节馆伴语录》，是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倪思担任馆伴使时，接待金国使节时所作的记录；序言部分的内容，是他在嘉定十二年（1219年）补充的。倪思不仅在文中称金为“虏”，称金使为“虏使”，还宣称“义理所在，强者屈而弱者伸，则威力有所不行”。

尽管当时的金宋两国的关系已经从“君臣之国”变成了“叔侄之国”，但在倪思撰写序言的时候，双方关系已经变成了“伯侄之国”。但很明显，无论是君臣之国还是叔（伯）侄之国，南宋的地位一直都是低于金国的。鉴于此，乾隆皇帝在诗中“称侄却思称彼虏”一句后面注释道：“宋高宗致书金朝自称为侄，而倪思此书称金为虏，外附于人以求免祸，而私逞其诋嫚，自欺欺人，不顾后世之非笑，亦何益哉！”他在“岂诚强屈弱伸也”一句后面注释称：“时宋人甚畏金人，而此录所载，转自夸金使之畏宋，且如射之一事，金俗所尚，彼东南文弱之人，岂能相胜，顾盛称与使较射屡中，多见其不知量，而其自序乃云，‘强者屈而弱者伸’，不亦深可笑乎！”

除此之外，他还对书中记载的“南宋人陪同金国使者到玉津园射箭，南宋人屡屡命中，金人大多没射中”的内容表示怀疑。

倪思

实际上，南宋的知识精英们普遍认为，尽管自己的国家在政治、军事等领域远远落后于北方的金国，但在礼仪和文化层面显然更胜一筹。在他们看来，金人仰慕宋朝文化，希望全面学习并实现汉化，生怕自己赶不上。或许，这大概就是倪思所说的“强者屈而弱者伸”的真正意思。但从乾隆皇帝的诗里能看出，他不仅不认可这种观点，还嘲讽了南宋人“明明怕别人，却反过来吹嘘别人怕自己”的狂妄自大。

乾隆皇帝一直坚定认为，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有可取之处，所以没必要完全汉化。比如他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月与大臣的对谈中表示：“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寖溺，洊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后来，他还在谈话中表示：“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前代北魏、辽、金、元，初亦循乎国俗。后因惑于浮议，改汉衣冠，祭用衮冕，一再传而失国祚。”

这些话无疑表明，乾隆皇帝认为满人在学习汉族文化的同时，不应该丢掉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比如尚武精神，也不应该丢掉自己民族有特色的服饰文化。实际上，这也是他大力提倡“国语骑射”政策的思想根源。

爱新觉罗・弘历‍

一言以概之，即便乾隆皇帝“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立场之后”，不仅从未想过全面“汉化”，而是坚决主张满人要保留保留本民族年代优秀文化。所以，乾隆皇帝否定辽金等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无稽之谈了。

总而言之，乾隆皇帝不仅从未否定过辽金两朝的正统地位，还十分注意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主张淡化“华夷之辨”。对于一些汉族士人试图通过强调“华夷之辨”而否定辽金正统地位的作法，他也持鄙夷和反对态度。也就是说，强调“华夷一体”，主张“华夷互相吸收”，否定单一的汉文化选择而强调多元文化的选择，才是有清一代“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