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地铁2039》的前瞻，我又变成了那个“痛苦的杂种”

“脚好痛啊。”

在英语世界，人们通常会把那些祥林嫂式的晦气鬼，称作“Miserable Basterds”。

这个词可以直译为痛苦的杂种，或可悲的混蛋。它经常在一些虚无主义作品里出现。比如瑞克会问莫蒂，你为什么老是要当个可悲的混蛋；而马男波杰克会把问题对准自己：为什么我非得是个痛苦的杂种呢？

这个问题还可以换出很多的花样。比如说，问个体，为什么总是那么负能量；问媒体，为什么专挑坏事报道；问贾樟柯，为什么喜欢贩卖苦难；问精神病患者，为什么总怪原生家庭；问3DM，年终总结为什么老那么晦气。列表还很长。

而今天份的问题，与《地铁2039》以及传统的斯拉夫苦痛情结有关。

也不知道是谁开的坏头，现在你想好好评价一款，由痛苦的斯拉夫人构成的痛苦的斯拉夫游戏，就一定要从西伯利亚冻土上种土豆的农奴说起，一路直侃到人类最崇高理想的幻灭，不然会显得你这个人很没有文化。

现如今，再在文章里大谈斯拉夫苦情哲学，恐怕就像强调精神疾病的背后，多半有原生家庭作祟一样——虽然没有事实上的错误，但过多的重复，总有口香糖咀嚼过度的味道。

所以，这次打算换个思路，在谈及苦难本身的脉络时，多少也从一个“痛苦的杂种”的视角出发，谈谈人为什么一定要对他人的苦难产生共情，或保持一种基本的“依赖”。

先说说“痛苦”本人。

“地铁”系列，是俄国作家Дмитрий Глуховский（德米特里·格鲁霍夫斯基）主导创作的小说三部曲。其中的三部曲初代，正是被4A Games改编成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地铁2033》。从这本小说的诞生背景来看，“痛苦的杂种”应该在俄国人中占到了相当的比重——因为它不仅是一本网络小说，而且是一本共创形式的网络小说。

你很难想象，这样阴暗压抑的网文，会在中文互联网上出现，遑论激发网民的集体表达欲望。关于这一点，只消看看《临高启明》就好。国人大多还是喜欢快意恩仇，励精图治。没有什么问题，是发展无法解决的。

如果有，那就发展得再快一些，再科学一些。

当然，很多“严肃”的文学作品，本来也不适合去“尊重原著”。否则，就有极大概率会被打为精神变态。例如《流浪地球2》，这种和原著大相径庭的改编，几乎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地铁”的游戏三部曲，也不能免俗。

所有文娱产品的第一要务，还是应该传递动人的普世价值，让观众和玩家温和地走进良夜。可以有痛苦，但不能只有痛苦，或刻意强调痛苦。不然，恐有贩卖苦难和焦虑的政治不正确之嫌。以《地铁：离去》的改编为例。

事实上，游戏三部曲的后两部，与原著之间更多是平行关系。

2019年，游戏里的阿尔乔姆和米勒上校，开始背井离乡的求生之路时，《地铁2035》甚至还没有写完。据说，德米特里本人参与了剧作，默许了部分游戏剧情的温和改编——是的，那个让人心碎的结局，同时也是一个照耀着温暖曙光的好结局。在原著小说里，等待阿尔乔姆和米勒上校的，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而这条恶劣的时间线，最后连接到了游戏宇宙的2039年。

此时，阿尔乔姆和斯巴达游骑兵一行，已经离开莫斯科地铁多年。本作的主角是一位重返地铁的陌生人（Stranger），不排除阿尔乔姆的可能。且这作的主角不再是哑巴，会有全程的语音演出。

按照4A Games成员的话来说：“虽然，这位离群索居者噩梦缠身，曾发誓再也不回到那个痛苦的地方，但（作为创作者）我们必须回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讲好那些，我们想讲的故事。”

他们有意将《地铁2039》的基调，塑造得更加黑暗、更加沉重、更加压抑。

“你会感觉到这个腐朽的世界，几乎要把你压垮，逼迫你跌入更深的幽闭恐惧当中。” “我们将深入人性最恶毒的一面，将之展现得淋漓尽致。”

“重点在于，我们无意将后启示录题材浪漫化，也无意围绕它，搭建一座主题式的乐园。” “一直以来，‘地铁’始终都在针对人类行为，做出悲剧性的审视。”

“直到后来，悲剧降临到了我们的头上。”

通常来说，游戏玩家对游戏工作室的容忍度，可以是很低的。

但绝大多数玩家，终究也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具备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承认4A Games是一家处于战火中的工作室——他们有权去放大，去聚焦于人类社会的某些恶劣品质，并将它们举轻若重地摔到台面上。

巴甫洛夫说过，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要我说，文学和艺术也是一样的。首先，比较幽默的是，巴甫洛夫是个纯正的俄罗斯人。所以，在引用他的话前，我可能需要考虑，这么做是否尊重乌克兰人的民族感情。

另外一个绕不开的例子，就是一切“地铁”作品的源头：德米特里·格鲁霍夫斯基本人——他因为公开谴责俄罗斯政府，被自己的祖国定罪并“流放”，目前流亡欧洲。这事着实不能细想，一旦细想，难免会极大冲击固有的认知。

俄乌战争打响不久，我还后知后觉，把巴别尔及其作品，归类到俄国文学之列。现在回头一看，巴别尔不仅出生在乌克兰敖德萨，而且还是个犹太人。除了用俄语写作，曾加入去除国家民族色彩的联合组织外，实在算不上和“俄”字有关。

但巴别尔自己偏要有关，并且郑重拿起了笔杆。也正因为拿起笔杆，最后他死在了枪杆之下——罪名亦是通敌。

在另一个时空的当下，基辅市政府决议，要彻底移除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文化遗产。两位都是生长在乌克兰的文学大师，曾经被本国人视为重要的文化源流。

但现在，因使用俄语写作，并认同俄罗斯族身份，他们也染上了某种沙文主义的病毒，被人从历史书上杀死。

这场面何其之荒诞。生活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民众，恐怕难以想象，更不可能胡编乱造平行的比喻。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场战争的构成非常简单：两个不断上跳的阵亡数字，加上一条许久不变的战线。

而这些，又可以进一步浓缩成两个残忍而轻浮的字：赢，还有输。

这时，我们的核心议题就出现了。

很久以前，我在豆瓣上看过一篇《塞尔维亚电影》的影评。说是影评，其实更像是一种发散性的议论。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一部有关遥远的国家、遥远的战争和遥远的废墟的电影——既然如此遥远，我们为什么还要看这些跟自己无关的东西？

内容我只依稀记得大概，因为《塞尔维亚电影》的豆瓣页面，早已整个撤掉了。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可以在很多场合派上用场。就比如，在消费文娱产品时，遭遇“痛苦的杂种”的情况——我单纯只想知道产品的质量如何，应该如何使用，并不想听这些泛酸水的长篇大论，这是常有的感受，也完全谈不上错误，或没有品位。

但无论百般不情愿，人类这个群体终究还是需要“痛苦的杂种”。

就像人体需要主动去接种毒株，才能形成抗体一样。光是一个扫兴的阴沉家伙，也许还不至于打乱当下的热闹聚会——但一大群吐着酸水的人，或一支后摇乐队，在合适的时机走进了对的啤酒馆，未必就不能改写历史。

这并不只是爱与和平那套虚无缥缈的东西。事实上，学会共情他人，或感受他人的痛苦，是人类社会迫不得已的一种进化趋势——众所周知，在二战之前，国际上是没有针对主权国家的破产机制的。

一开始，只是……

当一些有害的旧秩序，彻底变成土鸡瓦狗后，存在主义，或者说虚伪主义和荒诞主义，就诞生了。而陷进这些的人里，无一例外都成了“无病呻吟”的“痛苦的杂种”。

很多人都听过《等待戈多》，也都知道戈多并没有来，遂开始关注戈多的有意义或无意义。但如果是一个典型的“痛苦的杂种”，第一时间注意到的，其实是剧本的开头，那两个丧家犬一样的男人，就那么立在舞台两边，空落落地站着。

直到其中一个人，因为鞋子不合脚，实在脱不下来，在那里痛得直叫唤。另一位听见了，慢慢挪了过来，这才有了接下来的整部戏剧。我觉得，你大概能猜出来，另一位都抱怨了什么话。

其大意就是：你在这里鬼叫什么？你既然脚痛，为什么不把鞋脱下来？明明自己的脚有问题，你怪什么鞋子？我倒想看看你的鞋子，里面到底能歪成什么样？而且，明明所有人每天都会脱鞋，怎么就你不脱呢？你有什么权力叫唤，你这么放肆地叫唤，有没有把我当过人？

“我倒想知道，如果哪天我也脚痛叫唤，你又能有什么话说。”然后，遭到抱怨的，脚痛的那位，极快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说：脚真的很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