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最后一位养猪户也动了改行的心思

策划|视线编辑部

作者|陈剑宇

编辑|刘心雨

据《中国税务》1998年第10期记载，株洲攸县作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县生猪存栏158万头，出栏94.6万头。生猪发展、优良瘦肉型及外运生猪商品等三项指标，均为全省之冠。近邻的株洲县（现渌口区、天元区），虽规模略逊，却也是远近闻名的生猪养殖大县。其下辖的雷打石镇、三门镇和渌口镇，撑起了全县生猪养殖产业的“半壁江山”。

古有诗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2015年6月，渌口区人民政府发布的一篇题为《株洲县生猪养殖现状及发展对策》的报告指出：“株洲县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之一，生猪养殖年产值约占畜牧业总产值的65％。生猪产业成为推进全县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对于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解决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前村里人都觉得，在家养猪比外出打工挣钱来得轻松。”雷打石镇新龙村猪农阳满（化名）分享道。作为当地的养猪大户，四十余岁的他已有二十多年的养猪经历。最“辉煌”的时候，一年出栏生猪近千头，净利润超50万元。当时，像他这样体量的散户，整个雷打石镇还有二十余户。

“那段时间猪肉很紧俏，收猪的屠户凌晨就得带着现金来排队。不少人跟我一样，靠着养猪买了车，在城里置办了房子。”说起往事，阳满的嘴角不自觉地挂起笑容。

然而，生意场上的风云，总是变幻莫测。

养猪难过“环保关”

阳满坦言，过去散户养猪，大多直接从猪舍挖条管道或壕沟，让粪水就近流入田地或池塘。“这样虽然简便，但一到夏天确实臭得难闻。有段时间，乡亲们宁可绕远路，也不愿从我家门前过。”

碍于人情，附近乡邻大多对不合规排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问题终究反噬自身。“村里多数人家靠土井水洗衣做饭，粪水下渗到地下水，再汇入井中。我家就遇到过，井里打出的水带着恶臭，根本没法用。”阳满说。好在他当初设计猪舍时预留了一道暗渠，从猪舍后围绕过，对地下水影响较小。

然而，并非所有养猪户都有这般“先见之明”。部分散户甚至将粪水直排田间河湖，导致原本清澈的池塘浑浊不堪，夏季恶臭弥漫，蚊虫滋生。苦不堪言的村民本想联合举报，却没想到，相关执法部门已在群众举报之前，上门关停了违规排污的猪场。

2013年，我国出台《禽畜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彼时，我国畜禽养殖业布局不合理、种养脱节，部分地区养殖总量超过环境容量，加之污染防治设施配套不足，大量畜禽粪便、污水得不到有效处理，环境污染严重。

相关部门依据环境承载能力、水源保护需求等多方面因素，明确禁止养殖区域。一些位于城市周边、水源保护区附近的养殖场，即便曾经经营良好，也不得不关停。新规要求，养殖场必须配套建设沼气池、污水处理池等设施，对粪污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图来源于网络

未改造前的排污水道/图 受访者提供

被关停的猪舍/图 陈剑宇摄

阳满的猪场建在了山坳里，原本他以为可以凭借地势躲过相关部门的执法巡查，直到执法人员上门让他在整改通知单上签字，这份侥幸心理才被彻底击碎。事后，想要节省成本的他本想“阳奉阴违”给糊弄过去，可执法人员驻村的消息像一盆“冷水”立马将他泼醒。

“以前他们大多就是走个过场，拍几张照片，弄个工作留痕就回去了。后来形势变了，不仅挨家挨户上门核实，而且一次一来就是三、四号人，有时我们人没在家，他们就派专人等着，比之前严多了。”阳满回忆道。

阳满感受到的执法“从严”，并非地方一时兴起。2013年《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颁布后，环保部门与农业部门对养殖污染的监管职责逐步厘清，但基层执法长期面临“人手少、任务重、处罚难”的困境。一位不愿具名的乡镇环保站工作人员坦言：“以前确实存在‘以罚代管’或者‘走过场’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技术手段跟不上，另一方面也是怕得罪乡亲。”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底。彼时，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湖南，群众关于养殖污染的信访举报激增。据生态环境部公开信息，2017年湖南省畜禽养殖污染信访投诉量较上年增长超过60%。督察反馈意见中，明确点名部分地区“禁养区划定落实不力，污染治理设施配套滞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阳满口中的“驻村”执法成为常态。据他回忆，2017年下半年，执法人员几乎每周都会到村里来，不是拍张照就走，而是拿着图纸对排污口，看有没有暗渠直排。

笔者了解到，一套基本的粪污处理设施至少需数万元，对于年出栏量有限的散户来说，可能是大半年的利润。其二，部分养猪户为短期散养户，养殖周期短，设备利用率低，加之猪舍多由民房改建，排污改造与设计成本更高。正是如此，使得当地不少“跟风”养猪的散户直接“原地解散”。

老式猪圈排污口/图 陈剑宇摄

为了让自家猪舍环保达标，阳满花钱雇了一支施工队，重新给自己的猪舍规划了一遍，在原有的基础上铺设了三条排污管道并还建了一座沼气池，原本直排田间水塘的粪污统统流进了这里。“自从建了这个沼气池后，那股恶心的粪污味就小了很多。”住在附近的郭奶奶说。

据《猪业科学》2023年9月刊显示，在西南地区部分省份，散户退出比例达50%—80%，环保合规压力成为他们离开养猪行业的主要原因。像阳满这类职业化猪农，因转移成本与规模原因，大多选择响应改造。但也有散户因资金缺口过大、技术难题难以解决而放弃。

“有些散户拢共就养了十几头猪，况且他们大多有着本职工作，所以就没去改造。反正数量不多，出手也简单，我当时用低价收了不少散户家养的猪。”阳满说。

为铺设排污管道、修建沼气池，阳满前后投入了近十万元。这笔钱，相当于他养猪大半年纯利润。事实上，2013年《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出台后，国家及地方政府相继配套了规模化养殖场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雷打石镇畜牧站相关负责人向笔者介绍，对于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完成粪污处理设施改造并通过验收的，可申请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补助，补贴比例通常在工程总投入的30%至50%之间，单个场最高不超过20万元。

但问题在于，“年出栏500头”这条线，将大量散户挡在了门外。阳满家的年出栏量常年徘徊在300至400头之间，属于“不够规模、却又污染较重”的尴尬区间。“文件上写的都是规模养殖场，我们这种散户，只能自己掏钱。”阳满说。据他了解，像他这样自费改造的散户，在整个雷打石镇不下十户，几乎无人拿到过专项补贴。

相关负责人称，专项资金主要针对规模化养殖场，散户改造确有实际困难，但受限于资金盘子，那时只能通过部分乡镇的“以奖代补”政策给予象征性支持，每户约一万元至三万元。“钱不多，但也是鼓励。”该工作人员表示。阳满也承认他的确领到过这笔钱。

环保达标后，阳满以为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可他不知道的是，更大的风暴正在路上。

如赌博般的“生存关”

非洲猪瘟病毒最早于1921年在非洲肯尼亚被发现，该病毒耐酸、耐低温，潜伏期内仍具有传染性，感染死亡率接近100%，至今全球范围内尚未研制出有效治疗或预防的药物。

2018年8月，该病毒首次在我国辽宁沈阳出现。其传播途径多样，生猪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走私活动，国际旅客携带的猪肉制品，国际运输工具上的餐厨剩余物，以及野猪迁徙等，都可能成为传播因素。由于缺乏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手段，非洲猪瘟迅速席卷全国。

对中小养殖户来说，非洲猪瘟的到来是一场灾难。他们的养殖场规模较小，资金有限，难以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和完善生物安全防护设施。简陋的猪舍、有限的消毒设备，使猪群在病毒面前抵抗力薄弱。在云南、贵州等地，疫情导致散户产能损失超50%。

“当时非洲猪瘟蔓延过来后，全区范围内，凡是叫得上号的养猪大户的猪场里都发过病。”阳满道。

同是雷打石镇养猪大户的凤凰山村居民张勇，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称，在2019—2021年期间，他家曾多次遭遇猪瘟的重大打击。张勇说：“我当时养了将近两千头猪，在染病后的两天内全部死亡，那次净亏损近100万元。”

苦于没有有效地防治措施，阳满选择了最极端、最原始的方法——闭门谢客。“自猪瘟爆发起，非必要情况下，我家几乎不与生猪养殖行业的人接触。若真有必要，我也会在其离开后，在他经过的地方喷洒消毒水。”

阳满的儿子向笔者吐槽：“我爸之前最拿手的菜就是红烧肉，自从猪瘟大范围传播后，我在家里再也没吃过猪肉了。要是真馋了，我们一般下馆子，然后消完毒再进家门。”话到最后，他还是向现实妥协：“可我家除了养猪，还能靠什么过活呢？”

随着非洲猪瘟常态化，中小养殖户防疫能力不足的问题愈发突出。由于缺乏专业防疫知识和技术，面对病毒时常束手无策。每一次疫情小规模爆发，都可能使养殖场遭受重创，加速他们退出养猪行业的步伐。据笔者了解，从2019到2022年，四年期间，雷打石镇有近八成散户受到疫情影响而退出养猪业。曾经热闹的乡村猪场，在非洲猪瘟冲击下逐渐冷清，中小养殖户身影渐少，非洲猪瘟成为养猪业格局变革的重要“催化剂”。

村里荒废的猪舍/图 陈剑宇摄

虽然疫情加剧了生猪养殖的风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猪肉价格。2019年8月，株洲地区原先7.5-8元/斤的生猪价格，暴涨至15元/斤。同是凤凰山村的散户达满（化名）幸运地躲过前几轮疫情的波及，他在2020年全年成功出栏400余头生猪，净赚40余万元。但在第二年，达满家也遭遇了非洲猪瘟，家中拢共200余头生猪一夜之间全部病死，去年赚的钱不仅全搭进去了，还倒欠了十几万元。事后，他请到畜牧专家到家中查看病因，最终专家将发病源头锁定在了他刚从外地买来的猪崽上。

“过了约莫一周，达满就把猪舍全拆了。此外，他还把家里的房子租了出去，自己带着媳妇出去打工了。”张勇介绍道。

与散户们的“听天由命”截然相反的是，头部企业在这场疫情中展现出强大抗风险能力。以牧原、温氏等为代表的大型养殖企业，拥有先进的封闭式管理系统，养殖场与外界相对隔离，严格限制人员和车辆进出，有效减少病毒传入风险。智能监控系统的运用，使其能够实时掌握猪群健康状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采取措施控制疫情。通过这些先进防疫措施，头部企业成功将疫病损失降低，使其在疫情中稳住阵脚。

与大企业精细化、科学化的疾病管控相比，部分散户打起了“偏方”的主意。阳满的父亲陈德富（化名）曾是一名供职于镇农牧站的老兽医，退休后常凭借多年经验帮儿子与乡邻在生猪育肥与繁殖领域出谋划策。“虽然我也是前几年才听说有这么个棘手的病，但我想着只要是毛病，就一定有法子治。”陈德富信誓旦旦地说。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们干兽医的也是这一套。”陈德富不止一次向儿子提出想亲自查看得猪瘟死掉的猪。但总是遭到阳满的强烈反对。“你要去接触那些得病的猪，我是不会答应的。我宁可你什么忙都不上，也不愿咱家‘引火上身’。”

一次亲戚的“深夜求援”让事情迎来转机。阳满的表哥也是村里的养猪户，养殖规模比阳满家更大。遭遇非洲猪瘟后，走投无路的表哥找到阳满，希望请陈德富到家里给猪“看病”。“一开始我想拒绝，但后来想到两家毕竟是实在亲戚，所以还是让我爸去看了。”阳满略显无奈地说。

“先是换上一身防水雨衣，然后戴上口罩和手套，再找出一双平时不咋穿的雨靴。”陈德富一边阐述一边比画着当时的准备工作。“即使穿成这样，我们全家还是提心吊胆，因为没人能百分百保证与猪瘟零接触。”阳满的儿子说。

全副武装的陈德富来到猪场，看着数百头因患病而呼吸困难的生猪，看着猪舍里随处可见的带血猪粪，他第一次感到深深地无力。“得病后的状态跟我们之前碰到的‘五号病’、猪丹毒有些不同，你先试着打点青霉素和安乃近，然后把它们隔群看效果。”他当时这样叮嘱侄子。

回到家后，陈德富让儿子生了堆火，在家门外将穿出去的衣物全部烧掉，再给自身喷洒了消毒液。第二天消毒水味还未散去，噩耗传来——侄子家的猪全部病死，他的处方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我爷以前挺喜欢去村支部找人打牌，但自从那晚过后，他就没怎么出过门了。他的手机浏览器里全是关于如何预防与治疗猪瘟的搜索。”阳满的儿子谈起这件事时，眼神中满是失落。

“我姑父是个好兽医，这也不能怪他，这种病没人能治，我当时找他也是没辙了。”阳满的表哥向笔者说。

长时间的钻研与浏览，让陈德富发现，将猪舍门窗紧闭，平时多用多维、黄芪多糖类提高猪群抵抗力，能有效提高生猪存活率。虽然这只能减少应激反应，但也是散户面对非洲猪瘟时难得能拿出手的办法。

阳满是最先采用这类方法的散户。“我爸的这套方法虽然有点用，但还是有不少弊端。比如猪舍里紧闭门窗，冬天还行，要是夏天还这么搞，最高温度会达到四十多度，不仅人没法在这种环境下工作，还有可能会把猪热坏。”阳满说。

随着这套方法在村子里传开，采用它的养猪户多了起来。在足够多的数据样本对比下，人们发现这样的方法的确比之前存活率更高一些。

非洲猪瘟让阳满侥幸保住了一部分猪，却也让整个行业重新洗牌。疫情过后，活下来的养猪户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又一头撞进了另一个更难挣脱的困局——猪周期。

如股市般的“市场关”

在养猪这行里，“猪周期”是每个猪农都绕不开的词。阳满对它再熟悉不过——行情好的时候，一头猪能赚上千元，周遭的人都争着扩栏、抢猪仔；等猪多了，价格跌下来，大家又急着减栏、卖母猪。涨了养，养了跌，跌了杀，杀了再涨，像一道走不出去的迷宫。用阳满的话说：“养猪就是跟着这个圈转，转到最后，看谁撑得住。”

2023——2024年，猪周期下行阶段给中小养殖户带来巨大冲击。2023年，生猪价格持续低迷，降至7元/斤以下，市场猪肉价格也随之走低，而饲料价格却居高不下。豆粕、玉米等作为猪饲料主要原料，其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养殖成本。这一时期，豆粕价格虽有波动但整体仍处于相对高位，玉米价格也维持在一定水平。据相关数据，2023年育肥猪配合饲料的平均成本却达到了3609元/吨。

以雷打石镇建龙村散户王定（化名）为例，养猪多年的他，靠几头母猪和几十头育肥猪维持生计。王定至今记得2023年那个冬天。猪价一天天往下掉，饲料钱却一分不能少。他算过一笔账：养一头150公斤的猪，成本大概要1800块，可卖出去连1600块都收不回。“养一天亏一天，不养又觉得前面白干了。”他想学大猪场那样搞点“套期保值”，可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都弄不明白。最终，他只能看着猪栏里的猪一天天长大，也看着账上的窟窿一天天变大。

像王定这样的中小养殖户不在少数，他们在猪周期波动中失去继续养殖的信心和能力，无奈离开行业，猪周期动荡成为中小养殖户退出养猪业的重要因素。

而这样的经历，在阳满、张勇这样的大散户身上也发生过。“猪市如股市，高位出手，低位入仓，所有人都想着自己能够熬到价格上涨的时候。要真有这样的好事，就没人会因股价跳水而跳楼了。”阳满调侃道。

当笔者问起他当时是如何面对时，阳满先是无奈地笑了笑，随后他望着自己那有些龟裂的手说道：“我十几岁就学着养猪了，除了养猪，我就只能上工地了，不过现在工地好像也不怎么招人了。我们村里那几个干工地的，也回来养猪了。”

但比周期更让阳满们感到无力的，是另一种他们无法通过“熬”来战胜的力量。

“连口汤都喝不上”

青年评论员陈得之曾在红网发表了一篇题为《“吃肉自由”背后是两笔“民生账”》的文章，引发广泛关注。他在文章中论述道：“规模化养殖在提升整体效率的同时，其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特性，客观上也提高了准入门槛。传统上，养猪曾是许多农民家庭‘零钱攒整钱’、抵御风险、实现增收的重要途径。如今，‘农村还能靠养猪致富吗’这个问题，拷问的不仅仅是养殖模式的转型，更是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机会与收入渠道问题。”

在养猪业变革中，规模化企业凭借资源整合能力和资本优势迅速崛起，成为行业主导力量，给中小养殖户带来巨大竞争压力。

以牧原、温氏等为代表的头部养猪企业，在行业中实力强劲。这些企业资金雄厚，能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新技术、新设备研发和应用。在牧原现代化养殖场，智能环控系统根据猪舍内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参数，自动调节通风、供暖、降温设备，为猪群创造舒适生长环境；自动喂料系统按设定程序定时定量投喂饲料，提高投喂准确性，节省人力成本；在疫病防控方面，智能监控系统通过实时监测猪只体温、采食、饮水等行为数据，及时发现疫病早期症状，为疫病防控争取时间。这些先进技术和设备使头部企业在养殖效率和成本控制上占据明显优势。

规模养殖企业的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挤压中小养殖户生存空间。从饲料加工到冷链物流，实现垂直整合，构建完整产业生态系统。例如，牧原就通过自建饲料厂，直接控制饲料生产环节，保证饲料质量，根据猪只生长阶段和营养需求优化饲料配方，降低饲料成本；在销售环节，建立冷链物流体系，实现猪肉产品从养殖场到消费者餐桌的全程冷链运输，保证产品新鲜度和品质。这种全产业链布局使规模养殖企业在市场上拥有更强议价能力，能更好地应对市场风险。

图来源于网络

在原料采购成本控制上，规模化企业同样优势明显。2024年，玉米、豆粕期货价格分别下跌14.17%和18.85%，集团企业凭借资金实力和市场影响力，通过期货方式锁定远期价格，利用套期保值等手段分散原料采购成本；还可通过集中采购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获得更优惠价格和更好的服务。

“以前我们仗着交通和保鲜技术不发达，北猪南运成本高，大集团不可能一口气吞下全部市场。我们吃不上大头，好歹能‘喝口汤’。”张勇家住国道旁，无数个清晨，他看着一长串卡车将北方低价猪肉运往当地商超。“看到别人吃上平价肉，肯定有情绪。但这就是事实，老法子斗不过新技术。”

没人愿做亏本的买卖。散户与大集团企业的区别，不仅在于资金、养殖技术、环境控制，更在于系统化的产销流程和成本控制。集团企业从生猪养殖、育肥到宰杀制肉，全过程或内部自主完成，或外包给深度绑定的下游企业，以“降本”实现“增效”。

“我们出栏的生猪，每斤约莫7-8元，而肉贩售卖时，却能卖到12-13元/斤。生猪贩子、屠宰场、肉贩自然不会白出力，他们的工价加上我们的成本，散户卖的猪肉价格必然高于集团企业。”张勇分析道。

在难以逾越的价格优势面前，人们自然会选择更廉价的猪肉，其中不乏养猪户。“虽然我家养猪，但平时我还是会买更便宜的肉吃，吃起来没啥区别。”张勇媳妇道。

在激烈竞争下，散户们的猪肉不再是不愁销路的“硬通货”。“以前每天都得早起去散户家贩猪，然后送到屠宰场。现在清闲多了，一周最多跑两三趟。”生猪贩子陈杰（化名）说道。

越来越多的散户在现实压力面前，不得不选择走进各大养殖企业的生产车间，从个体户转变为“打工仔”。“以前自己当老板，现在给人喂猪。”阳满说这话时笑了一下，但笑容又很快收了回去。

在严峻的竞争下，阳满曾尝试做出改变。他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不少农村博主家里都养着花猪、土香猪等特色猪种，特色猪肉的价格普遍远高于普通猪肉。于是，阳满托人从外地购进了几只土香猪和花猪。喂了二十多年瘦肉猪的阳满，这次面临的第一个难题竟然是如何喂。

“这些特色猪种与我们所喂养的瘦肉猪不同，同样是喂饲料，它们长膘的速度远不及瘦肉猪，而且时不时还不吃普通饲料，我还得专门给它们调配特制混合料。”阳满一脸无奈地说。

普通的生猪半年左右就能出栏，而土香猪得花上一年。“我养殖的瘦肉猪出栏时平均有180公斤，但土香猪养一年也就60～70公斤。”

除了产肉量上的差异，阳满遇上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卖给谁。他将猪宰杀后，先在村集体群聊中告知此事，本以为大伙会对特色猪肉感兴趣，没想到一天下来，只有寥寥几人过来买肉。他本想运到城里的菜市场卖，但一想到自己还没有屠宰资质，只好作罢。最终，他开上电动三轮车，拖着猪肉挨家叫卖。

“肉是好肉，价也是好价，但在农村又有几人能随便买上十几斤花猪肉呢？大伙也不是没钱，只是不舍得吃这么贵的猪肉罢了。”这是阳满总结出来的结论。此后，他再也没了饲养特色猪种的念头，哪怕有亲戚专门托他养上两只过年备肉，他也直言拒绝。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曾指出，散户退出是畜牧业集约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如何为退出的养殖户提供有效的转产转业支持，是政策层面需要同步跟进的课题。

退场后的选择

养猪业的变革仍在持续，中小养殖户的退出是行业集约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当这些散户退出养猪行业后，则不得不面临各样的就业选择，这些选择代表不同生活可能，也反映行业变革下养殖户的不同命运走向。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23年散户数量较2015年减少62%，减少的养殖户中约90%为年出栏500头以下的养殖户。就如张勇，他在关闭养殖场后，选择进城务工当起了保安；王定则是进入某建筑工地，干起了粉刷工；达满利用积蓄在农村做小生意，开小卖部、农资店。

张勇与妻子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和儿子都还在上学。张勇在某所小学当保安，妻子则是入职了一家家政公司当保洁。在空闲时间，张勇还会从农村里贩些土鸡蛋、时蔬到农贸市场里卖。据他所说，现在的工作虽然比养猪要轻松些，但是收入远不如之前。“我现在才五十出头，以前我这个年纪养个一两百头猪完全没问题。要是行情好些了，我还会去养猪。”张勇道。

王定却表示，他现在干粉刷匠的收入和之前养猪相比也不差，虽然每个月才能回家一次，但胜在每天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还向笔者透露，今年过年想给媳妇买辆车。

现已年过45岁的阳满，成了整个村子里唯一的养猪户。家中虽然还养着近百头小猪，但他却不止一次地对家人念叨：“不知道明年还能继续养猪吗？”他有考虑成为一名全职农民，但一想到全年种田的收入都未必能给儿子交齐学费，也只好和众多中年求职者一样，关注着各类工厂招聘信息。没人知道连初中都没念完的阳满，能否遇上一份合适的工作。

天色渐晚，阳满站在猪舍前，望着远处的山坳。二十多年的养猪生涯，仿佛就在昨天。而明天，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守着这些猪，守着这份营生。

村里的最后一位养猪户，也动了改行的心思。

阳满家的猪舍/图 陈剑宇摄

一审|雷晓艳

二审|雷晓艳

三审|李学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