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武冈出土铜钱3吨，古人为何如此痴迷“藏钱”？

启风/文

2026年4月9日，湖南省武冈市一处工地发现大批窖藏铜钱，初步考察以两宋钱币为主，兼有唐代开元通宝、金代钱币等，算上泥土总计有3吨之多。这样的新闻并不少见，且一发现就是以吨计。大家有没有想过，古人为什么要把铜钱埋到地下？又为什么不去存更贵重的白银、黄金呢？

图：武冈市出土钱币（《湖南日报》图）

我在《财新周刊》（2025年第45期）写过一篇《古人藏铜不藏金》，解释的就是这两件事——

古人藏铜不藏金

自古以来，黄金即被世界各国视为财富象征，古代欧洲、阿拉伯、印度、埃及等地都曾铸造金币，而中国历代用过铜钱、白银和纸币，却从未把黄金列为主币。我在新作《通宝中国：古币背后的治理逻辑和百姓生活》里介绍中国“独薄”黄金的原因，主要还在于古代产金稀少，难以支撑货币流通。那么，古人在生活中怎样运用黄金呢？为了避险，他们不藏黄金又会藏什么呢？

黄金昙花一现

研究中国货币史，都要从《史记·平准书》里的一段话说起。司马迁说：“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也就是说，秦朝统一后，把黄金、半两钱分别称为“上币”和“下币”，同时当作法定货币流通。

但这么多年考古发掘下来，我们从没发现秦朝的黄金货币，有的只是楚国“金版”。这种金币呈版状，上面被分割为一个个小方块，依据铸地不同，会有“郢爰”“陈爰””专爰“等印记。其中最常见的是“郢爰”——“郢”是楚国国都，“爰”是重量单位，可能是楚国的一斤，相当于今天的250克左右。

通过对出土文物的考察，中国钱币博物馆的周卫荣、孟祥伟认为，楚金版始现于战国晚期，为摆脱经济困境而批量铸造。在楚国金版之后，中国古人接触金币的机会就愈发少了。

图：杂志内页，该文编辑为李佳钰

海昏侯墓出土的大批马蹄金、麟趾金等都并非货币；流入中国的东罗马金币也主要用作装饰；光绪时期规划的“大清金币”甚至没有真正启动铸造。不过，以上仅针对平民而言，皇宫中则会给皇帝和后妃备有特制的“金币”。唐玄宗曾命人在皇宫城楼向下“撒金钱”，让高官们争抢，这件事后来被杜甫称为“金钱会”，象征着盛世辉煌。

1970年，西安市的何家村曾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其中有30枚平均含金量约90% 的开元通宝，或许即为唐玄宗时的遗物。据齐东方《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考证，财宝的原主人可能是唐传奇《无双传》里提及的租庸使刘震，他在泾原兵变中，将自家和取自宫中的宝物一起匆匆掩埋。吴越王钱镠母亲水丘氏的墓中出土过七枚鎏金的银质开元通宝，可能也是唐朝皇帝赏赐的御用之物。

图：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质开元通宝（摘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

日本学者加藤繁著有《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搜集了大量古代普通人使用黄金的案例，主要用途为贿赂、悬赏、赌博、赔偿等。当然，也会有人把黄金作为保值财富贮藏起来。1974年，河南省扶沟县两名农民挖淋灰池时，发现了392块金币、12块银布币——这里的金币既有楚国金版，又有西汉马蹄金，总重超过8千克。

这些黄金为何人所藏，早已不得而知，但藏的原因无外是战乱爆发，财物无法随身携带，只好就地掩埋，想着天下太平之后再行取出，可这种窖藏常常是只见埋不见取。

自先秦以来，黄金在市场上少归少，总是有零星存在。但有一个特殊时期，黄金与白银一起被禁止流通。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为推行大明宝钞，下诏“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自此创下一百多年不铸新钱的纪录。有学者估计，明朝三百年间的铸钱总量，仅相当于北宋高峰期一到两年的铸量。

大明宝钞在明朝中后期以崩溃结局，白银进而成为与铜钱并驾齐驱的主币，其原因是大家所熟知的美洲、日本白银大量流入，让中国市场有了充足的货币来源——那么黄金呢？西方与中国贸易，除以白银购买丝绸、瓷器外，还会尽可能地兑换黄金。明朝弘治年间，即公元1500年前后，中国金银比价约为7.5∶1，而在欧洲是13∶1。这意味着，欧洲商人把7.5两白银运到中国，换成 1 两黄金带回去就能得到13两白银，理论上有几乎一倍的利润。学者赖建诚在《经济史的趣味》里估计，这种贸易“扣除运费与风险后，实际利润至少还有 60%-80%”。金贱银贵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中期，中国的金银比价趋近于欧洲的15∶1，甚至达到惊人的20∶1，欧洲人才停止从中国套取黄金。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不拿黄金做货币，最核心原因还是储量较小，又流失了不少。有朋友可能记得《史记》里有关西汉黄金的记录很多，皇帝赏赐动辄拿出数十数百，乃至成千上万斤。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这些史料里的黄金，仅是用来表示价值，由铜钱换算而来。一直到近代，中国黄金产量依然十分有限，美国造币厂曾估计1907年中国产黄金约6.7吨，相当于世界总产量的1%。

劣币驱逐良币

像扶沟那样的黄金窖藏在中国很稀罕，欧洲则因流通金币而相对不太少见。

在《会说话的钱：钱币和钱币学的历史》中，美国钱币学家弗兰克·L·霍尔特整理数据发现，公元前329年—前280年的694个古希腊窖藏中，有 13.5%，即94个窖藏内存有金币。这与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法则）相符，人们倾向于把利于保值的良币贮藏起来，优先使用更易贬值的劣币。在喜欢藏钱这点上，古代中西方完全一致，只是中国人藏的并非一袋袋金币，而是一串串铜钱。

在很多人印象里，唐朝开元通宝都是一样的，与清朝乾隆通宝相比，只有文字不同。其实铜钱与铜钱之间有很大差别。后人伪托亚里士多德之名所写的《经济学》中说：“关于铸币，国王应该决定用什么材料铸币，以及什么时候铸币。”但国王不是经济学家，更不是货币专家，他们有关铸币的决策，往往只为将要爆发的战争筹集军费或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至于可能产生什么其他不良后果，则完全不去考虑——当然，他们也没有能力考虑。于是，历代铸币都在上演一个轮回：起初铸工精良，重量有4克左右，随后加大铅锡含量，且愈来愈轻，低至1克—2克都不鲜见。

图：意大利一处遗址出土的一罐金币，约200枚（摘自网站“All That's Interesting”）

这样大家就明白了，足重、含铜量高的铜钱可谓良币，轻薄、杂质多的铜钱即为劣币；铜钱无论官铸、私铸，相较于剧烈贬值的纸币或笨重低值的铁钱，又都可称良币。既有优劣之分，格雷欣法则自然会发挥作用。沈括《梦溪笔谈》里说，洛阳地下留有很多前代人的窖藏，如果一座宅院从未经过挖掘，那么卖房的时候要另收一笔“掘钱”。这样，北宋人在洛阳买房就有点像开盲盒，购房者以后掘地寻宝，能不能赚回预付的掘地钱，就全看个人命运了。沈括没说，藏钱之风最盛的恰恰是两宋。

苏轼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家两个婢女熨衣服的时候突然踩空，地下露出一个被木板盖着的坛子。人们都说坛子里是前人留下的财宝，可苏轼的母亲程夫人不准打开，让人原样埋了回去。苏轼后来想起这件事，又让人去挖，结果挖了一丈多深都没看到坛子，想来已被当年在场的知情人捷足先登了。到了南宋，更如杨冠卿所说，“楮日泛滥，钱日匮乏，富家大室竞以藏镪为得”——“楮”“镪”分别指纸币和铜钱。这句话的意思是，富户们竞相贮藏铜钱，使得市面上的铜钱相对纸币变得越来越少。

有意思的是，同时期的辽人、金人，甚至外国人一样喜欢藏钱。通过贸易、岁贡等渠道，两宋铜钱大量流入境外，如苏辙说“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邵骥也说“铜钱日越虏界，而彼之钱未尝秋毫涉吾地也”，而日本等海外各国“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内蒙古、山西、河北等辽金旧地，以及日本很多地方的窖藏都不乏出土唐宋铜钱数百上千斤的案例。时至今日，随手还能搜到相关新闻——2018年11月，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一工地发现古币920斤、约10万枚；2022年4月，河北省涿州市一处工地发现4000多枚原本装于罐中的古钱；2024 年9月，安徽省霍邱县一处农田直接出土了千余斤码放整齐的铜钱。

贪“钱”的不只个人，还有朝廷。唐朝实行两税法、北宋推行王安石新法后，要求民众以钱币纳税，铜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相当一部分就此被藏之不出，退出了市场流通。在唐朝，铜钱有“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的议论。在北宋，李常更有一个颇为夸张的统计。他说，经过王安石变法，截至元祐二年（1087年），各地府库积攒下的税收计有“五千六百余万贯”，此外汴京库中还有“千万贯”。

钱都去哪儿了

在明清以前，市场上缺乏黄金货币，白银没有大规模流入，纸币长期处于崩溃边缘，铜钱又被公私贮藏，甚至埋入地下，货币不足即成为常态，古人将此称作“钱荒”。钱荒最直观的特征是所谓“钱重物轻”，即市场上流通货币不足，物价急剧下跌。至少在魏晋时期就已有“钱荒”现象，由于统治者铸币不积极，导致当时流通的货币是一种大杂烩局面，从秦汉到两晋的官铸、私铸钱都能拿来买东西，而布帛、粮食与钱币同属货币，在交易、赏赐等场景下都频繁出现。

图：《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市集

古代最典型的“钱荒”，发生在中晚唐和两宋时期。白居易所见的中唐是“天下之钱，日以减耗”，200多年后的张方平也看到北宋社会“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相应的影响就是货币购买力上升，物价下跌。晚唐大臣李翱说，初行两税法时（780年左右），一匹绢4000钱、一斗米200钱，四十年后受钱荒影响，一匹绢只要800钱、一斗米不过50钱。北宋人吕南公描述过“一钱重丘山，斗粟轻粪土”的景况：“东家粒米白如银，西家稻束大如鼓，再三入市又负归，殷勤减价无售主”，即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农民背着上好的稻米到市场出售，一连去了几次，价格一降再降，结果还是没能卖出去。

为缓解“钱荒”，唐宪宗下诏禁止藏钱：“富家钱过五千贯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于官，以五之一赏告者。”也就是说，私人合法贮藏铜钱的上限是 5000贯，一旦超过此数，富豪处死、王公贬斥，家产充公，而举报的人能获得他们财富的20% 作为赏金。唐文宗即位后，把额度放宽至7000贯，超过额度的部分限期处置——要么花，要么捐，要么扔，总之不能留在家里。宋高宗也发布过此类禁令，规定官员家中最多藏钱两万贯，百姓额度减半，超出的部分两年内要换为金银、货物或纸币。

严禁大量私自贮藏外，朝廷还会管控铜钱外流、限制毁钱铸器，以及尽可能地加大铸钱量。这种出于迫不得已的加铸，无论朝廷，还是地方，都不免偷工减料，或者铸低劣“恶钱”，或者铸虚值“大钱”。这样一来，“脆薄”的私铸钱与官铸钱相比也没有那么差了，朝廷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私铸钱流通。这就是《通宝中国》里说的，私铸钱对百姓来说“成为一种抵御剥削的策略”，同时“历史上很多时候，朝廷铸币量不足，往往导致通货紧缩，而私铸钱的出现恰好满足了市场需要”。

图：《通宝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

唐宋两朝想了很多办法，也没有真正解决钱荒问题，究其原因，如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里所说，那时“货币流通仍然是独立于生产之外的，货币不会作为生产资本而进行流通，而只是作为一般财富的象征，所以以贮藏货币的形式贮藏财富也就成为普遍的行为”。何平也注意到，唐宋时期呈现一种社会越繁荣、富豪数量越多，而铜钱贮藏越普遍、钱荒越严重的奇特现象，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没有近代金融体系的情况下，人们积累的财富无法进入生产领域，只能贮藏在家中。

过去曾作为货币的银和铜，早已不被个人所囤积，而黄金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是优质的保值产品。

10月31日至11月2日，2025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2026版熊猫金币首次亮相，两小时内售出逾百枚。自 1982年起，熊猫金币便以设计别致、铸造精美著称，持续发行至今。

此番熊猫金币备受追捧，显然受到国际金价走势的影响：每盎司黄金从1 月的2600多美元一路上涨，10 月、11月连续达到4200美元，甚至一度突破4300美元，涨幅超过50%。

11月14日，自然资源部公布消息说，在辽东地区发现的大东沟金矿，探明黄金储量1444.49吨，恐怕也不能给高企的金价降温。所幸，在如今任何一个国家，黄金都不再是法定货币。人们抢购黄金，不必担心带来通货紧缩，要说有什么后果，那就是让金饰价格在一年内实现了翻倍，也使“金光闪闪”这个词的“含金量”大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