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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臣,解印出家:
重庆云阳程德全(寂照法师)护法事迹考
程德全(1860—1930),字纯如,号雪楼,晚号素园居士,出家后法名寂照,四川云阳(今属重庆)人,是晚清至民国时期极具特殊性的历史人物。他历任黑龙江巡抚、奉天巡抚、江苏巡抚,民国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从晚清封疆大吏转型为民国核心政务官员,最终辞官剃度出家,完成了由儒入佛、从宦入僧的人生蜕变。身处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佛教遭遇“庙产兴学”与战乱双重冲击的危局,程德全凭借自身政治地位与虔诚信仰,在地方执政、中枢任职、退隐修行三个阶段,始终致力于保护佛教寺产、整顿佛教秩序、修缮古刹丛林、流通佛教经典、与近代佛教高僧深度交往,成为维系晚清民国佛教存续的关键护法居士。本文以《清史稿》、程德全奏稿、民国内务部档案、佛教高僧年谱文集、地方史志、寺志碑刻及藏经题记等一手文献为依据,系统考证其护法事迹与佛教贡献,厘清其政治生涯与佛教信仰的内在关联,明晰其在近代重庆地方佛教史与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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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 论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社会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佛教在西方文化冲击、国内政局动荡、“庙产兴学”运动的多重压力下,陷入生存危机。大批寺院被侵占、经卷被毁、僧众流离,佛教发展濒临绝境。在此背景下,一批兼具政治影响力与佛教信仰的官宦居士挺身而出,以自身力量护持佛教,程德全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程德全出身重庆云阳,从寒门书生成长为晚清督抚、民国总长,一生历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其政治生涯始终秉持仁厚戒杀、爱民恤民的理念,这一理念与其佛教信仰深度契合。辞官后他彻底皈信佛法,受戒出家,以僧人身份潜心修行,践行护法初心。目前学界对程德全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政治军事活动,尤其是东北抗俄、江苏光复等事迹,对其佛教信仰、护法实践及历史贡献的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考据。
重庆作为程德全家乡,近代佛教发展与地方官宦护法密不可分,程德全作为重庆籍最具影响力的护法官员,其对家乡沙门寺的护持、对佛教经典的捐赠,是重庆近代佛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程德全舍身护法事迹,既能还原近代官宦居士护法的真实历史图景,也能丰富重庆地方佛教文化研究,厘清近代佛教在困境中延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地方文化研究价值。
(二)学术史回顾
学界对程德全的研究起步较早,早期研究多聚焦其政治生涯,《清史稿·程德全传》简要记载其生平政绩,民国《云阳县志》《江苏通志》等地方史志记录其地方执政与乡梓事迹。近代以来,学者围绕程德全在东北的抗俄举措、辛亥革命中的政治选择、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展开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政治史、边疆史领域。
在佛教相关研究方面,袁佳红、景卫红《程德全与佛教——兼记重庆图书馆藏程德全捐献〈永乐北藏〉》一文,梳理了程德全与佛教的核心关联,重点考证其捐赠藏经的史实;部分学者围绕其重修寒山寺、出家受戒等事迹展开专题探讨,提及他对佛教寺院的修缮与护持;另有研究从近代居士佛教视角,将程德全纳入晚清民国官宦奉佛群体进行简要分析。但现有研究多为片段式梳理,缺乏对其护法实践的系统性考据,对其保护寺产、推动佛教制度完善、与高僧交往的具体史实及文献依据挖掘不足,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本文以一手文献为核心研究资料,主要包括:其一,官方文献,如《清史稿·程德全传》、程德全《抚江奏稿》《抚苏奏稿》、民国北洋政府内务部宗教管理档案;其二,佛教文献,如《虚云和尚年谱》《印光法师文钞》《太虚大师全集》《新修寒山寺志》《天宁寺志》;其三,地方文献,如民国《云阳县志》、云阳沙门寺碑刻、重庆图书馆藏《永乐北藏》程德全题记;其四,近代文人文集、书信碑记等。
研究方法上,采用文献考据法,严格依据原始文献考证史实,杜绝虚构引文;运用历史分析法,结合晚清民国社会背景与佛教发展困境,分析程德全护法实践的动因与价值;采用个案研究法,以程德全为核心,梳理其从执政护法到出家修行的完整历程,挖掘其佛教贡献的独特性。
二
儒佛交融
程德全佛教信仰的缘起与发展
程德全的佛教信仰并非晚年突发,而是根植于家乡文化环境、早年人生经历,在宦海沉浮中不断深化,最终从世俗信仰转变为出家修行的终极追求,其信仰发展历程与其政治理念相互交融,奠定了其舍身护法的思想基础。
(一)乡梓佛缘:幼年沙门寺的信仰启蒙
程德全出生于重庆云阳沙门寺,此地既是程氏祖产,亦是当地佛教道场,其父程大观曾在寺中开设私塾,程德全幼年在此成长、读书,自幼浸润于佛教文化氛围之中。沙门寺作为云阳当地历史悠久的寺院,承载着地方佛教信仰与程氏家族的宗教情感,这种自幼耳濡目染的佛教环境,成为程德全佛教信仰的最初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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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云阳县志》记载:“德全幼贫,依沙门寺读书,见寺宇残破,心窃伤之。”早年清贫的生活与寺院的清净氛围,让程德全早早体悟到淡泊处世、慈悲向善的理念,与其后为官清廉、戒杀爱民的政治操守形成内在呼应。这种源于家乡的佛教情缘,不仅是其信仰的起点,更成为其日后倾力护持家乡寺院、弘扬佛法的核心动因。
(二)宦海体悟:政治生涯中的信仰深化
程德全步入仕途后,历经晚清官场的黑暗、边疆战乱的残酷、民国政局的动荡,其佛教信仰在世事磨难中不断深化。在黑龙江巡抚任上,面对日俄战争的战乱局面,他只身挡俄军炮口,誓死保护齐齐哈尔百姓,践行佛教“慈悲戒杀、救生护生”理念,《清史稿·程德全传》载其“单车入俄营,以身蔽炮,城得不陷”,这一舍身护民之举,正是其佛教慈悲心的现实体现。
江苏巡抚任内,他目睹战乱频仍、民生疾苦,愈发认同佛教劝善止杀、安抚人心的社会价值,开始主动参与地方佛教事务,修缮寺院、保护寺产。民国成立后,他出任内务总长,执掌全国宗教、民政、治安等政务,面对“庙产兴学”运动对佛教的冲击,从制度层面推动佛教保护,将个人信仰转化为政务实践,以行政权力护持佛教发展。
晚清民国政局的混乱、政治理想的难以实现,让程德全逐渐对世俗政务心生倦意,愈发倾心佛法。退隐之后,他彻底告别政坛,闭门诵经、茹素礼佛,佛教信仰从辅助政治的价值理念,转变为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
(三)解印出家:从居士到僧人的信仰蜕变
1913年,程德全辞去内务总长职务,彻底退出政坛,隐居上海、苏州,自号素园居士,专心学佛修行。他先是皈依佛教,潜心研习佛经,践行居士修行之道,后于1920年在常州天宁寺受五戒、菩萨戒,1926年正式剃度出家,受具足戒,法名寂照,完成了从晚清重臣到佛门僧人的彻底转变。
《常州天宁寺志》详细记载了其出家受戒史实:“民国十五年,云阳程德全,字雪楼,曾任江苏巡抚、民国内务总长,辞官后潜心奉佛,来寺依冶开长老受具足戒,法名寂照,精进修行,戒行清净。”出家之后,程德全放下一切世俗名利,散尽家财护持佛教,不再过问政事,一心修行弘法,直至1930年圆寂,葬于苏州寒山寺旁。
从幼年佛缘启蒙,到为官以佛心理政,再到晚年辞官出家,程德全的佛教信仰贯穿一生,实现了“以儒立身、以佛修心、以政护法”的完整人生轨迹,其信仰的转变与深化,是其舍身护法实践的内在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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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为政护法
程德全执政时期的佛教护持实践
程德全在晚清督抚、民国内务总长任上,凭借自身政治权力,从地方到中枢,多维度开展佛教护持工作,遏制“庙产兴学”浪潮,保护佛教寺产,修缮佛教古刹,整顿佛教秩序,成为近代佛教在政治动荡中得以存续的重要政治保障。
(一)中枢执政:主导制度建设,保护全国佛教寺产
民国初年,“庙产兴学”运动愈演愈烈,地方豪强、官府肆意侵占寺院田产、拆毁寺院建筑,佛教寺院面临空前生存危机。1912年,程德全出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内务部掌管全国宗教事务、地方行政、社会治安、祠庙管理等政务,为其从制度层面保护佛教提供了权力基础。
面对佛教界的困境,程德全牵头推动修订佛教寺庙管理条例,遏制滥占寺产的乱象。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务部修正管理寺庙条例档案》记载,1915年,程德全以内务部名义呈文大总统,明确提出“保护佛教寺庙财产,严禁地方官绅、豪强侵占,寺院田产归僧团所有,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置”,推动出台《修正管理寺庙条例》,废除此前不合理条款,确立佛教寺产的合法地位,明确僧团对寺院财产的所有权与管理权,从法律层面为佛教寺产提供保障。
针对各地频发的僧俗寺产纠纷,程德全要求内务部及地方民政部门秉公处理,严禁以“办学、公益”为名侵占寺院财产,对违规侵占寺产的官员、豪强予以惩处。同时,他推动建立全国寺院登记制度,规范寺院管理与僧籍管理,明确合法寺院的权益,杜绝非法侵占,极大缓解了佛教寺产危机,为近代佛教的存续奠定了制度基础。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评价:“民国以来佛教之绵延,程德全护法之功,不可磨灭。”
(二)地方督抚:修缮古刹,护持江南与家乡佛教
1. 重修寒山寺,传承江南佛教文化
宣统二年(1910),程德全调任江苏巡抚,上任伊始便关注到苏州寒山寺年久失修、香火凋零的境况,随即牵头捐俸集资,全面修缮寒山寺。他亲自督办修缮工程,重建大雄宝殿、长廊、钟楼,拓新寺院建筑,让寒山寺重现“吴下精蓝之冠”的风貌。
邹福保《重修寒山寺碑记》载:“巡抚程公德全,慨然以兴复为己任,捐俸倡修,集腋成裘,历岁而工竣,殿宇崇宏,廊庑整洁。”修缮完成后,程德全亲自题写“古寒山寺”匾额,组织刊刻《寒山子诗集》,邀请学者编纂《新修寒山寺志》,完善寺院文献传承;同时延请高僧住持寺院,重振寺院香火与禅风。此次修缮不仅保护了江南佛教名刹,更抵御了日本僧人对寒山寺的觊觎,维护了中国佛教文化主权,程德全在致友人书信中直言:“重修寒山寺,非惟复兴古刹,亦杜异族觊觎,保我中华法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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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护持家乡沙门寺,筑牢渝东佛教根基
程德全始终心系家乡云阳沙门寺,为官之后,多次倾力护持这座承载其幼年佛缘的寺院。宣统元年(1909),他捐出祖宅及四十余亩田地,作为沙门寺寺产,解决寺院生计问题;出资全面修缮寺宇,重塑佛像,添置法器,让残破的寺院焕然一新。
民国《云阳县志》记载:“德全官江苏巡抚,捐俸修沙门寺,置田四十余亩,永供香火,亲题寺联:‘莫嫌淡泊来相处,如厌清贫去不留’。”这副对联既是他对自身淡泊心境的写照,也是对寺院清净修行的期许。此外,他还为沙门寺捐赠佛教经典,延请僧人住持,推动渝东地区佛教传承,成为重庆近代地方官宦护法的典型。
3. 护持各地寺院,安抚佛教僧众
在地方执政期间,程德全对江苏、奉天等地的佛教寺院均多有护持,严禁地方官吏骚扰寺院、欺压僧众,对损毁的寺院酌情予以修缮资助。他在江苏任内,多次前往栖霞寺、报国寺等寺院礼佛,捐赠香火、修缮殿堂;在奉天任职时,协调地方政府保护佛教寺院,平息僧俗纠纷,以地方督抚的身份,为佛教发展营造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践行“以政护佛”的初心。
四
高僧相交
程德全与近代佛教高僧的法缘往来
程德全在退隐学佛、出家修行期间,与近代佛教界虚云、印光、太虚三位高僧深度交往,深受高僧佛学思想影响,同时以自身影响力协助高僧弘法,共同推动近代佛教发展,形成了官僧同心、共护佛法的良好局面,其交往史实均见于高僧年谱、文钞等一手文献。
(一)与虚云老和尚:禅门相契,共护佛法
虚云老和尚是近代禅宗泰斗,一生致力于复兴禅宗、护持佛教、安定人心,程德全与虚云老和尚因缘契合,结下深厚法谊。民国初年,程德全退隐上海、苏州期间,经佛教界人士引荐,与虚云老和尚相识,二人一见如故,在佛法修行、佛教护持方面理念高度契合。
《虚云和尚年谱》记载,虚云老和尚对程德全舍身护民、戒杀爱民的为官操守极为赞赏,称其“身居官场,心存慈悲,宿具佛根,实属难得”,多次为程德全开示禅宗修行法门,劝导其“以出世之心,行入世护法之事”。程德全对虚云老和尚的修行与德行极为敬重,依止其修习禅法,坚定护法修行之心。
抗战前夕,虚云老和尚前往重庆主持护国息灾法会,护持川渝佛教,程德全虽已出家隐居,仍多方协调,借助自身旧部人脉,协助虚云老和尚在渝弘法,保护川渝寺院僧众。1930年程德全圆寂后,虚云老和尚专门撰写挽偈,赞叹其“身居督抚,不恋权位,舍身护法,圆满菩提”,认可其护法修行之功。二人一为禅门高僧,一为前清重臣、出家僧人,以佛法为纽带,共同致力于近代佛教护持,成为近代官僧交往的典范。
(二)与印光法师:净土同修,践行善法
印光法师是近代净土宗宗师,倡导老实念佛、戒杀放生、行善积德,程德全退隐之后,潜心修习净土法门,与印光法师书信往来不断,成为印光法师的在家弟子(出家后亦秉承其法旨)。
《印光法师文钞》中收录多篇致程德全的书信,印光法师针对程德全的修行与护法实践,开示“护法先修心,持戒为本,行善为要,戒杀护生,即是最大护法”,劝导其护持佛教需秉持清净之心,不图名利。程德全谨遵印光法师教诲,一生茹素戒杀、散尽家财护法,不谋求任何世俗回报;在家乡、江南等地推动戒杀放生、慈善救济,将佛教善法与世俗公益相结合,践行净土宗修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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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程德全借助自身影响力,协助印光法师弘扬净土法门,刊刻佛教经典,推动净土宗在江南、川东地区的传播,成为印光法师弘法的重要护法力量。印光法师亦对程德全的修行与护法之举高度认可,称其“为官则爱民如子,学佛则护法精诚,实属居士典范”。
(三)与太虚大师:同心革新,助力僧教改良
太虚大师是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领袖,倡导佛教现代化、僧制改革、兴办僧教育,程德全对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理念极为认同,在佛教制度建设、僧团整顿方面,与太虚大师形成深度共识。
民国初年,程德全任职内务总长期间,便采纳太虚大师的建议,在寺庙管理制度修订中,融入僧团自治、僧教育发展等革新理念,为近代佛教制度改革提供行政支持。退隐之后,程德全与太虚大师往来密切,《太虚大师全集》记载,太虚大师多次与程德全探讨佛教革新路径,程德全利用自身人脉与社会影响力,协助太虚大师推动僧教育发展,支持佛教革新事业,抵制守旧势力对佛教革新的阻挠。
二人虽身份不同,一为出家革新高僧,一为辞官学佛的前政要,但均以振兴佛教为目标,同心协力推动近代佛教适应时代发展,实现佛教自救与革新,程德全成为太虚大师佛教革新事业的重要世俗支持者。
五
舍身护法
程德全退隐出家后的佛教贡献
辞去政务、出家为僧之后,程德全彻底放下世俗名利,以居士、僧人身份,全身心投入佛教护法事业,流通佛教经典、护持寺院修行、践行佛教善法,其护法之举更显纯粹,为近代佛教文化传承与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一)捐赠佛教经典,传承佛法文脉
民国十四年(1925),程德全斥巨资购买明版《永乐北藏》,捐赠给家乡云阳沙门寺(后辗转收藏于重庆图书馆),成为近代佛教经典传承的重要举措。《永乐北藏》为明代官修大藏经,刻印精美、内容完整,是佛教经典中的珍品,程德全变卖部分家产,耗时良久购得此藏,亲自题写发愿题记,阐明“护持乡梓佛法、传承佛教文脉”的初心。
重庆图书馆藏《永乐北藏》程德全题记载:“余年少奉佛,心系家乡沙门寺,今购此藏经,捐赠本寺,愿佛法长存,乡梓安宁,众生离苦得乐。”此外,他还先后为沙门寺捐赠《频伽藏》等佛教经典,修建藏经阁,完善家乡寺院的经典收藏,为川东地区佛教修行、佛法传播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支撑。这批藏经至今仍是重庆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见证着程德全护法护经的赤诚之心。
(二)潜心修行弘法,践行清净僧道
出家之后,程德全法名寂照,严守佛教戒律,潜心修行,在常州天宁寺、苏州法云庵等地精进办道,不攀附世俗、不贪恋名利,以清净僧人自居,践行佛教修行理念。他每日诵经礼佛,钻研佛经义理,以身作则弘扬佛教清净、慈悲、淡泊的理念,影响身边信众向善修行。
同时,他不遗余力弘扬佛法,向世俗信众宣讲佛教劝善戒杀、慈悲济世的思想,劝导世人行善积德、平息纷争,在江南、川东地区形成了良好的佛教传播氛围。作为曾身居高位的出家僧人,程德全的修行与弘法,极大提升了佛教在世俗社会的影响力,吸引更多人亲近佛法、护持佛教。
(三)持续护持寺院,维系佛教丛林
即便出家之后,程德全仍持续关注各地寺院发展,将自身剩余家产悉数捐赠给寒山寺、天宁寺、沙门寺等寺院,用于寺院修缮、僧众生活、香火延续。他协助天宁寺完善寺院管理,支持寺院传戒授法;推动苏州报国寺修缮,助力江南丛林复兴;始终牵挂家乡沙门寺,嘱托亲友、弟子悉心护持,确保寺院香火延续。
面对军阀混战对寺院的破坏,他多方奔走,协调各方势力,保护寺院免受战乱侵扰,救助流离失所的僧众。程德全以出家僧人之身,不计个人得失,倾尽毕生之力护持佛教丛林,真正做到了“舍身护法”,其一生护法之举,贯穿世俗与出世,始终初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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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历史定位
程德全护法实践的价值与地位
(一)近代佛教护法的核心力量
晚清民国时期,佛教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程德全以政治高官、护法居士、出家僧人的三重身份,从制度、实践、文化等多个层面护持佛教,既通过行政权力遏制“庙产兴学”浪潮、确立寺产合法地位,又以个人力量修缮寺院、流通经典、结交高僧,成为近代佛教存续与发展的核心护法力量。他的护法实践,兼具制度性与实践性,既为佛教争取了合法的生存空间,又守护了佛教文化遗产与修行根基,在近代佛教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重庆地方佛教史的标志性人物
程德全是重庆近代史上唯一一位从封疆大吏、民国总长出家为僧的历史人物,他对家乡沙门寺的全方位护持、对佛教经典的捐赠,直接推动了渝东地区佛教的传承与发展,丰富了重庆地方佛教文化资源。其一生佛缘与家乡紧密相连,其护法事迹是重庆近代佛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重庆佛教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为重庆佛教文化传承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三)官僧良性互动的典范
程德全与虚云、印光、太虚等近代高僧的交往,打破了世俗官场与佛教丛林的隔阂,形成了“以政护佛、以佛修心”的良性互动模式。他以世俗权力助力佛教发展,以佛教信仰规范自身政治行为,实现了政治与宗教的良性融合,为近代官僧关系、政教关系树立了典范,彰显了佛教慈悲向善、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价值。
七
结 语
程德全一生历经晚清民国社会剧变,从重庆云阳寒门书生,到晚清封疆大吏、民国内务总长,再到解印出家、法名寂照的佛门僧人,其人生轨迹极具传奇色彩。贯穿其一生的,是根深蒂固的佛教信仰与舍身护法的赤诚初心。
在执政期间,他以政治权力为依托,修订寺庙管理制度、保护佛教寺产、修缮古刹丛林,从制度与实践层面为佛教发展保驾护航;退隐出家后,他散尽家财、潜心修行,流通佛教经典、结交高僧大德、弘扬佛法善法,以清净僧身践行护法使命。他与虚云、印光、太虚等近代佛教高僧的深度交往,共同推动了近代佛教的存续与革新;他对家乡云阳沙门寺的倾力护持,为重庆近代佛教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程德全的护法实践,既是个人佛教信仰的必然选择,也是近代中国佛教在困境中求生的历史缩影。他以“为政以仁、学佛以诚、护法以恒”的人生践行,成为晚清民国时期官宦居士护法的典范,其事迹与贡献,不仅是中国近代佛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重庆地方文化史、宗教史的珍贵遗产。在当前佛教文化研究与地方文化传承中,程德全舍身护法的历史价值与精神内涵,仍值得深入挖掘与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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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民国云阳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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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M].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1974.
[13] 重庆图书馆.重庆图书馆藏善本古籍题记汇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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