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毛主席踱步招呼秘书拿来笔墨亲自书写龚维蓉任命书

1952年，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踱步沉吟，突然停下脚步，招手叫来秘书，郑重说出一句话——"别人我不管，但是她的任命书，我一定要亲自写。"

这个"她"，是谁？

合肥龚氏，古庐州数一数二的门第。

《龚氏宗谱》记载，龚家始祖从江西临川迁来，在这片土地上从白手起家，一路撑出了"十三十四两代翰林"的气象。到了民国初年，龚维蓉的父亲龚积义已历任山东军法处处长、多县县长，是官宦体系里的实权人物。

1900年，龚维蓉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按旧时的逻辑，这种出身的女孩子，命运早就写好了——识几个字，学几样才艺，嫁个门当户对的人家，然后在内宅里把日子过完。

但龚维蓉没有这样走。

1918年，18岁的龚维蓉做了一个在当时几乎石破天惊的决定：考入山东女子医学校，学医。

这所学校后来并入齐鲁大学医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大学医学院。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学校之一，北方医学界的顶尖院校。那个年代女子学医，凤毛麟角。她偏要走这条路。

入学不到一年，她人生的第一场风暴就来了。

1919年，巴黎和会上，英法等列强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打包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济南，整座城市沸腾了。学生走上街头，五四运动的浪潮从北京涌向全国。龚维蓉顶住家里的压力，加入学生示威行列，和同学们一道上街呐喊、请愿游行，最终这场运动迫使北京政府免去曹汝霖等亲日官员，拒绝签约。

这场运动，让她认定了一件事：一个人的勇气，是可以改变历史走向的。

然而就在她升入四年级不久，家里送来了一个消息——娃娃亲要兑现了。来自合肥北乡的项家，带着18岁的儿子项以鼎，千里迢迢赶到济南，要来"接人"。

据说，这门亲事是双方父亲在大烟馆的一张烟榻上，对吹时拍板定下来的。龚维蓉没有抗婚，但她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念完医学专业，拿到毕业证书，才肯成亲。

她言出必行。

婚后有了孩子，她把孩子交给家里的人带，挤出每一分时间继续读书。为了不让第二个孩子影响学业，她用了一种当时流传的"哺乳避孕法"，让第一个孩子一直吃奶到三岁，才"放行"第二胎。这个细节听起来有些荒诞，却是当年那些不肯放弃的女人，在夹缝里找出来的生存策略。

1925年，龚维蓉终于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7年，她把这条路走完了。

毕业之后，命运没有给她喘息的机会。婚姻这边，丈夫染上了大烟瘾，不理家事，花钱如流水。两个孩子要养，家里的开销要扛，龚维蓉成了这个家真正的顶梁柱。

1928年，更大的风暴来了。

那一年，日本军队借口"保护侨民"，把军队开进济南，随后在城内大肆烧杀。短短几天，3600多名中国军民被杀害，外交官蔡公时等17人殉职。整座城市，带着屈辱和愤怒颤抖。

当时在济南女师代课的龚维蓉，和师生一起上街请愿，一起露宿街头。她写得一手好字，一边写抗议标语，一边把自己的书法作品拿到街上义卖，把收入全数捐给遇难者家属。

1929年，局势变动，父亲调任他处，一家人迁回合肥。

此后，各种打击接踵而至。母亲病故，父亲解甲归田后坐吃山空，丈夫的烟瘾越来越深，家产一点点耗尽。更坏的消息是，抗战前夕，丈夫项以鼎被人暗杀，死于仇家之手——她在一夜之间，从望族千金变成了单身母亲。

1931年，龚维蓉做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

旁边的人看着她，觉得这是在做"笑话"。丈夫去世前，还时常跑来医院吵闹，威胁她回农村相夫教子，"别在外面丢人现眼"。

龚维蓉含泪，没有妥协。

入职第二年，她从实习医生晋升为住院医师。第三年，升为主治医师。薪水从10块大洋，三年内涨到50块大洋。1934年4月，一张《合肥基督医院华人职员一览表》留存至今——14名华人职员中，被标注为"医师"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龚维蓉。那一年，她34岁。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响了。战火很快烧到了安徽。1938年，合肥频遭日军飞机轰炸，合肥基督医院的美籍管理层，把屋顶涂上了美国国旗的图案，指望日本人"旗下留情"。结果没有用，医院照样挨了炸弹。

1938年5月14日，合肥沦陷。城破后第六天，龚维蓉随父亲外出查看大伯家的受损情况。走到一半，突然冒出一个日本兵，说着"花姑娘的有"，伸手就要拽走她。

千钧一发之际，父亲操起棍子就打。

儿子项有彬扑上去，在那个日本兵的胳膊上死死咬了一口。那几个鬼子兵大概顾忌到这是大户人家，不敢放肆，悻悻溜走。

这一吓，让龚维蓉从此不敢轻易走出医院大门。

战局越来越恶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即，美籍院长柯普仁宣布医院暂时解散，所有外籍人员撤回本国。临走前，他给每个中国职员开了一份从医资格证明，算是一份"遣散礼物"。

留下来，意味着在日本人的占领区苟且偷生；离开，意味着穿越封锁线，往不知道有多危险的后方走。龚维蓉选了后者。

她带着儿子项有彬，靠双脚穿越了无数日军封锁线，历经七天七夜，从合肥步行到战时安徽省会立煌，也就是今天的金寨县。第一天到雷麻，第二天到六安，第三天到苏家埠……一路往西，再往西。

1942年，龚维蓉在立煌主持开办了基督医院的临时诊所，重新开始给人看病。

然而好景不长。1943年，日军扫荡立煌，在城内放火。龚维蓉赶回来的时候，诊所已经烧成了一片灰烬。

目击者记录了她当时的样子：站在废墟前，哭了。然后，她抹干眼泪，转身开始重建。

诊所重开后，她的名声在山城越传越广。来求诊的不仅有普通百姓，还有达官贵人。出诊需要翻山越岭，脚走肿了，她不说苦，不叫停，照样走。当地报纸上，时常刊登患者感谢她的公开启事。

1945年，抗战胜利，龚维蓉重返合肥。

1948年11月30日，合肥基督医院举行50周年庆典。仅仅一个月后，柯普仁收到美国大使馆的撤离通知，紧急召开全院职工大会，宣布：医院交由张木东、龚维蓉等六人组成院务委员会管理。

又过了一个月，合肥解放了。

合肥解放的消息传来，龚维蓉喜气洋洋。儿子龚有彬后来回忆，母亲逢人就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共产党这样的干部，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国家有希望了，我们一同好好干吧！"

1951年7月2日，原合肥基督医院正式更名为皖北行署直属医院；同年12月21日，再命名为安徽省立和平医院，即今天的安徽省立医院。龚维蓉被任命为副院长兼外科主任。

她当时已经年过五旬，但工作节奏没有慢下来——上午门诊，下午查房，有手术时常常熬到很晚。设备简陋，她就在简陋条件下做大手术：帮白内障病人重见光明，为妇女摘除重达30多公斤的卵巢肿块。

抗美援朝打响后，她发动医院全体职工捐钱捐物支援前线，带头划清与外国宗教势力的界限，退出了在合肥基督医院工作了20年的基督教会，搬出了原来居住的小洋楼。

更让人意外的是，她主动找组织申请——降薪。

她的理由很直接：原来在教会医院拿的薪水偏高，现在医院已经收归人民政府，应该拿干部工资，和其他职工一样，同工同酬。

这番话被时任领导记在心里。

于是，那一纸任命书，由毛主席亲笔落成。

同年，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龚维蓉出席会议，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又受到邓颖超邀请赴宴。散会后，工作人员说可以花钱冲洗与毛主席的合影——龚维蓉犹豫了一下，因为钱不够，婉拒了。

这成了她此后每次提起都暗自后悔的一件事。

1954年，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划归合肥管理，更名合肥市妇幼保健院，龚维蓉继续担任副院长，技术职称确定为主任医师。她又亲自主办了七期面向全省的"难产急救培训班"，为安徽省的妇幼卫生体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骨干。

1978年，龚维蓉正式退休。退休之后，她没有回到医院的宿舍，而是住进了原合肥晚报社的一间办公室，过着清贫的日子。

但上门来的病人和孕妇从没断过。她照单全收，不收礼，不收检查费，每次都认真看、耐心讲，反复叮嘱，直到对方完全听懂为止。

1979年3月1日，年近八旬的龚维蓉出席省政协三届四次全委会。散会后大家午休，她没有休息——戴着老花镜，双手颤抖，一笔一划写提案。

不久后，她在吃饭时突患脑中风，被紧急送医。抢救三个月，神志恢复，但右手右脚行动受限。医生说，若不锻炼，可能偏瘫。龚维蓉就每天坚持针灸、按摩、锻炼，一声苦都不叫。

1982年5月10日，龚维蓉在合肥病逝，享年83岁。

消息传出，中共合肥市委先后两次召开常委会研究如何治丧，并请示省委统战部。最终定下——按副市级待遇治丧。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由市委副书记任主任，多位市级领导任副主任，成员共19人。

1983年5月23日，龚维蓉追悼会在合肥殡仪馆隆重举行，各界数百人出席。

一个女人，从合肥名门千金出发，历经包办婚姻、家道中落、战火流亡、丧夫之痛、烈焰焚所——走过这一切，最终以主任医师、副院长、省级委员、全国妇联代表的身份，走完了83岁的一生。

那纸毛主席亲书的任命书，她保存了一辈子。

那张与毛主席的合影，她因为几块钱，没有留下来。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说的其实是同一个人——一个拥有最高荣誉，却从未把荣誉当回事的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