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写的《萧红评传》凭什么畅销三十余年

推荐一本美国人葛浩文写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2019年1月再版）。

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星空中，来自东北偏僻小县城的女作家萧红如一颗骤然陨落的流星划破天空，在她短短的三十一年的生命轨迹里，真可谓“命运多舛，遇人不淑”。

在这里，“命运多舛，遇人不淑”这八个字绝对不是什么煽情的夸张修辞，而是真实得让人泪目的人生遭际。但萧红就在这短暂悲苦的生命中，却又绽放出天才般的、耀眼夺目的文学创作的璀璨光芒。

可惜，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么一位风格独特、力透纸背的作家，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似乎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就连那位被很多人推崇的海外著名学者夏志清,在他的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译本的序言里面也承认：“四五年前我生平第一次有系统地读了萧红的作品，真认为我书里未把《生死场》《呼兰河传》加以评论，实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

本书的作者葛浩文现在早已是蜚声国际的著名汉学家，而彼时，1972年的葛浩文，却还只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某一天，葛浩文坐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办公室里决定了一件事，要以萧红作为自己翌年博士论文的题目。

几个月之后，当葛浩文终于完成了这本《萧红评传》的时候，他却迟迟不愿写下最后一行。

此时葛浩文已在不知不觉中抛开了过去所接受的以客观、理智态度从事学术研究的训练，竟然萌生出一种幻觉，觉得如果他不写下这最后一行，萧红就可以不死。

葛浩文放下笔，走出办公室，通过散步来平复胸中泛起的波澜，一个小时之后，他回到办公室，写下了那“不幸”的的一行：

1942年1月22日十一点，萧红终以喉瘤炎、肺病及虚弱等症逝世。

葛浩文的《萧红评传》，以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与近乎执着的史料挖掘，为这位传奇女作家立起了一座立体的精神纪念碑。

这部脱胎于博士论文的著作，既是对萧红生平与创作的系统梳理，更是一位异国知己跨越时空的深情凝望，让读者在史料的肌理与文本的细读中，触摸到萧红这位“文学洛神”灵魂的温度。

葛浩文为撰写此书，曾先后两度赴港、台、日寻访萧红的亲友与读者，亲访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等与萧红密切相关的关键人物，搜集了包括《东昌张氏族谱书》在内的大量一手资料，澄清了此前研究中的诸多讹误。

作者葛浩文

全书的主干基本上以时间、地点为轴线，把萧红的一生及创作串联起来。

第一章从呼兰河（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畔的童年时光起笔；依次铺展第二章哈尔滨（萧红的新世界）逃婚流浪、哈尔滨挣扎；到第三章文坛崛起之过程（由青岛到上海）；再到第四章上海和日本的岁月，在鲁迅的提携下，萧红在上海成名、东渡扶桑；第五章命定独行的萧红，在抗战爆发后辗转西南，萧红人生旅程的终站——香港则是作为本书的第六章。

最后，葛浩文拿出第七章，分别从两个方面，即作品主及其写作态度和萧红的文体与技巧，来探讨“萧红及其文采”这个课题。

在叙述萧红与萧军的恩怨、与端木的情缘、与鲁迅的师生之谊时，葛浩文既不刻意美化，也不无意贬损，而是通过多方佐证的史料与当事人的回忆，这些都有每章之后所附的大量的注释为依据。

葛浩文尽可能为读者呈现萧红匪夷所思的、而又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让读者看到一位在情感漩涡中挣扎的普通女性，而非被神化的 “文学洛神”。

作为一本作家的评传，当然不能停留在对作家生平事迹的叙写与还原，对萧红作品的评价与分析自然是其应有之义。

葛浩文穿插在书中的作品评价，有对《跋涉》的简介，对《生死场》的评介，对《牛车上》的简介，对《旷野的呼喊》的评价，以及对《马伯乐》和《呼兰河传》的分析。

葛浩文称赞萧红是 “用文字绘画的好作家”，其 “注册商标式的优美简洁” 文笔极具辨识度。对于《生死场》，他既肯定其 “矗立的群像” 与 “越轨的笔致”，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抗日主题描写的生硬之处，这种辩证评价展现了学术勇气；对于《呼兰河传》，他精准捕捉到 “诗化纪实” 的特质，认为这部作品将童年记忆与乡土悲悯熔于一炉，成就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巅峰之作；而对《商市街》的 “实幻相生的意识流” 与《小城三月》的 “荆棘鸟绝唱”，他的解读既贴合文本细节，又不乏理论深度。

尤为难得的是，作为萧红作品的英文译者，葛浩文深知跨文化传播的难点，其评论中隐含着对萧红文体独特性的深刻理解 —— 那种 “简明而准确、亲切而适度” 的语言风格，正是其文学魅力的核心。

当然，作为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葛浩文的这部《萧红评传》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部分读者认为其对萧红作品中乡土方言与文化语境的解读仍有隔阂，尤其是其对《生死场》抗日主题的批评也引发了学界的不小争议。

无论书中的文采多么欠完善，政治气味多么浓厚，读者们能从书中最后的三分之一认清作者如何了解当时燃眉之急的问题——日本的侵略和战争的临近——作者都能含蓄而清楚有力地写出来。
从萧红通常在描述上极详细的文笔，到书中前后两部分间非常突然又缺乏联系性质的转变，再加上作者所用的道听途说写法来指责日军行为，亦能使读者体会和了解到萧红对当时局势的了解是多么有限，对当时情况的认知是多么模糊。
萧红在书中所展示给读者的“战争”并非所谓的理想性、浪漫爱国性的“战争”，她对战争的刻画多半由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的细节着眼。作者并没有从一种广义的历史观点来写战争，而是以一种微妙而有力的手法来叙述村民及作者本身所经历而无从理解的种种残忍遭遇。

但瑕不掩瑜，葛浩文的贡献不仅在于完成了第一部系统的《萧红评传》，更在于通过其翻译与研究，让萧红作品走出国门，跻身世界文学之林。

葛浩文曾说，希望此书能 “进一步激起大家对萧红生平、创作及其文学史地位的兴趣”，而这一愿望无疑已经实现 —— 正是这部评传的引介，推动了国内 “萧红热” 的兴起，让更多的读者重新认识这位被忽视的早逝的文学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