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贵妃送荔枝他不惜拼命，遭流放却感慨：感谢当年被开除

岭南的夏天比长安热得多，空气沉甸甸地压在皮肤上，像一团湿透了的棉絮。

李善德坐在一棵荔枝树下，女儿袖儿在旁边用树枝在地上画圈。

她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长安城，又画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然后把树枝一丢，说爹你看，这条路我们走过。

他看了一眼那幅画，没说话。

旁边那棵荔枝树是阿僮家的，今年结的果子不算多，但个头不小，红彤彤地垂在头顶，熟透了的几颗已经掉到地上，裂开了口子，露出白嫩的果肉。

袖儿捡起一颗塞进嘴里，嚼了两口，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淌。

她说甜，爹你也吃。

李善德拿了一颗，剥开皮，咬了一口。

确实甜。

比他在天宝十四年那次拼命送到长安的荔枝还甜。

那次送去的荔枝，他其实没有尝过。

五千多里的路跑下来，盐水和蜡封保住了那些果子表面的颜色和气味，但谁知道吃到嘴里是什么味道。

贵妃娘娘笑了，朝野都说荔枝味正，他心想那大概就是正的吧。

他没吃过正宗的岭南荔枝——在岭南待了半年，才算真正吃上了。

天宝十四年二月的那天上午，李善德在长安城南边看了一座小院。

三百贯，他在上林署干了十八年，积攒加上借了招福寺两百贯的香积贷，总算凑够了。

招福寺的典座把本金叫功德，利息叫福报，按月四分利算，两年还清本利合计四百三十八贯。

他那点俸料、禄米加上职田的佃租，每月折下来十贯出头，不吃不喝也得还两年多。

但那座小院有桂花树，袖儿喜欢桂花，夫人说院子里种棵桂花好，秋天闻着香。

他咬咬牙签了字。

拿到房契那天下午回到上林署，刘署令和一帮同僚摆了一桌酒菜等着他。

李善德在上林署待了将近二十年，从没见署令对他这么热情过。

几杯葡萄酒下去，刘署令拿出一份敕牒，说是朝廷新设的荔枝使差事，专门为内廷采买岭南特贡荔枝煎十斤，六月一日前送到。

同僚们纷纷举杯恭喜，说李兄你这下可发达了，使职只对皇帝负责，油水足得很。

李善德签了字。

醉意消退是在傍晚。

他走在回家的路上，手里捏着那份敕牒，心里隐隐觉得不对。

这种好事怎么可能轮到自己。

他停下脚步，把敕牒凑近眼前仔细看——“荔枝煎”三个字，那个“煎”字似乎比旁边的字薄一点。

他伸手摸了摸，那一小片纸被揉了起来，露出了下面压着的另一个字。

鲜。

荔枝鲜。

不是用蜜浸泡后用蜂蜡密封的荔枝煎，而是新鲜的、离枝就坏的生荔枝。

李善德站在巷口，把敕牒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

岭南到长安五千余里，荔枝三日味变。

他算了一路的账，从长安到岭南走最快的驿道，沿途换马换人日夜不停，最快也要七八天。

等到了岭南再折返，果子在路上就烂透了。

他知道自己被坑了。

刘署令和那些同僚早知道敕牒有问题，不然哪来的酒菜，哪来的热情。

那棵桂花树才刚种下去。

路上遇到了韩洄和杜甫。

韩洄在刑部当差，杜甫刚考完进士没中，正到处游荡。

三个人坐在酒肆里，李善德把事情说了一遍，韩洄听完沉默了好一阵，说你现在是荔枝使，使职的权限很大，趁六月一日之前能捞多少捞多少，拿了钱留给妻女，然后和夫人和离，不牵连家人，一个人等死。

杜甫不同意，说你怎么上来就劝人离婚，然后讲了一个戍边老兵的故事——那老兵在战场上被围困多日，硬是靠着一股气杀出一条血路回了长安。

杜甫说你得拼一把，别还没试就认输。

李善德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决定去岭南。

走之前他回了一趟上林署，换了副面孔，用荔枝使的名义让刘署令给了三十贯路费，又去符玺局拿了一张往来符券，沿途驿站可以免费食宿。

他把钱留给夫人，交代了几句，二月五日出了长安。

走蓝田，入商州道，过襄州跨汉水，一路催马快跑。

到了鄂州那匹马倒在地上起不来了，他把马卖了换了一头淮西骡子，骡子耐力好但走得慢，一天只能走六十里。

到了鄱阳湖又卖了骡子，坐船沿赣水南下，过虔州到五岭。

大庾岭之间有一条狭窄的梅关道，穿过之后到浈水，再汇入溱水进珠江，一路坐船三月十日到了广州城。

从长安到广州，三十四天。

在驿馆安顿下来后，第二天就去拜会岭南五府经略使何履光和掌书记赵辛民。

李善德想把鲜荔枝列为岭南的土贡，由经略府配合运送。

赵辛民听完没怎么搭理，只签了一个通行符牒，给个通行方便，实质帮助一点没有。

李善德拿着那张符牒回到驿馆，心里凉了半截。

那天在驿馆吃饭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胡商，叫苏谅，两人聊了几句，苏谅看中了那张通行符牒，出九百九十六贯买了过去。

李善德想这大概就是韩洄说的捞钱吧，但他不想死。

他还没打算死。

三月十二日，他打听到广州城东北峒人种了很多荔枝，就骑马去了。

峒人的荔枝园里有一个叫阿僮的姑娘，她家的荔枝是附近最好的。

李善德找到她，问荔枝怎么保鲜。

阿僮说密封，用盐洗，这些方法李善德早就知道，保鲜时间还是不够。

他需要知道荔枝到底能撑多久。

阿僮帮他准备了最先成熟的品种三月红，用盐水洗过，纸包了放进双层瓮的内层，密封后在外层注入冷水，每半日换一次水保持温度。

然后他做了四次试验，每次调整路线和保鲜方式，测算荔枝在不同条件下的变质速度。

第一次试验，荔枝保鲜到第四天就坏了。

第二次换了保鲜方法，多撑了一天。

第三次中途遇到暴雨，延误了半天，果子全废了。

第四次，他用上了冰。

长安城的达官贵人冬天在地窖里储冰，夏天取出来用。

他借了胡商苏谅的门路，弄到了冰块，把荔枝和冰块一起密封在双层瓮里，沿途在驿站换冰。

保鲜时间延长到了将近十天。

但他发现换冰的节点不好控制，有的驿站根本没有冰窖，冰块中途就化了。

他算了算距离和时间的极限。

从岭南到长安，他需要十一天。

而荔枝在最好的保鲜条件下只能撑十天。

差了一天。

他试了所有办法，就差那一天。

阿僮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他说贵妃六月一日过生日要吃荔枝，圣人要的。

阿僮说就为了她一个人吃一口果子？

李善德说对。

阿僮想了好一会儿，说你们长安人真奇怪。

五月中旬，李善德带着两瓮荔枝从岭南出发。

沿途驿站的马匹和驿卒已经提前安排好，每到一站换马换人，昼夜不停。

他在途中不敢合眼，每隔几个时辰就要检查瓮中的温度和荔枝的状态。

冰块在烈日下化得太快，他在几个大驿站加了冰，那些驿站的管事看他拿着荔枝使的符牒，不敢怠慢，但也有不配合的。

有一次在鄂州，驿站的冰窖已经空了，管事说冰都给了前面的使臣，没有了。

李善德亮出符牒，管事还是摇头，说没有就是没有。

他只好让手下快马去下一站调冰，多花了整整一天。

五月下旬经过襄州的时候，一场暴雨冲坏了前方的路段。

驿卒说路断了，至少得等两天才能修好。

李善德等不了，让驿卒找了一条山路绕过去。

山路崎岖，马车走不了，他把两瓮荔枝卸下来，让两个骑手一人背一瓮，徒步翻山。

翻过山已经是第二天凌晨，骑手累得瘫在地上，瓮里的冰化了，荔枝的温度升高了不少。

他打开瓮看了看，果子还撑着，外壳微微发软，但还没变色。

距离长安还有三百里。

马换了一批又一批，人换了一拨又一拨。

他在马上坐着都能睡着，但不敢闭眼太久，怕一睡过去就再也醒不过来。

袖儿的脸时不时在脑子里闪一下，他想起种在小院里的那棵桂花树，想起夫人说的秋天闻着香。

他想自己得活着回去。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就是为了活着回去。

六月一日，贵妃诞辰。

两瓮鲜荔枝被驮着疾驰进入兴庆宫。

李善德从马上下来的时候，腿是软的，站不稳，扶着马鞍才没倒下去。

身上的衣服被汗浸透了好几遍，干了一次又湿一次，贴在皮肤上硬邦邦的。

脸上全是灰土，嘴唇裂了好几道口子，一咧嘴就流血。

他把两瓮荔枝交割完毕，站在宫门外，等着赏赐。

贵妃品尝之后，据说笑得很开心。

右相杨国忠当着众人的面夸他做得不错，说贵妃娘娘看到荔枝送到时有多开心，全国送来的寿辰贺礼都被这小小一枚荔枝给比下去了。

街坊巷尾都在传，有个能人把新鲜荔枝从五千里外送到了长安，贵妃娘娘吃了都说好。

李善德心想这下总该升一级了吧。

不用多，从九品升到八品就行，俸料涨一些，够还香积贷，够养活妻女，够了。

他已经在想回去之后怎么跟夫人说，怎么跟袖儿说。

桂花树该浇水了，也不知道这几个月夫人有没有记得浇。

荔枝进宫的第三天，上林署的差役送来一纸文书。

流徙岭南，全家发配。

罪名：贪墨差费三十贯，杖二十。

李善德看了三遍才看明白。

贪墨，说他贪污公款。

他把那些预支的差旅费、租用驿马的开销、沿途换冰的花费，一笔一笔算下来，超支的部分被翻了出来，加上违规动用驿站的银牌，凑成了一个贪墨的罪名。

《资治通鉴》里写过，唐朝用贪墨罪来清洗不需要的人，这个罪名好用，不用审得太清楚，认了就行。

他这才明白，荔枝送到长安的那一刻，他的利用价值就耗尽了。

任务是圣人的面子，贪墨是他自己的脏水。

卸了磨，驴就该杀。

三十贯，杖二十，流放岭南。

他从小院里的桂花树被挖走了，夫人哭着说房契怎么办，香积贷怎么办。

他说别管了，先走。

袖儿抱着他的腿说爹我们不搬家。

他说我们要去一个暖和的地方，那里有好多荔枝，比长安的好吃。

袖儿说真的吗。

他说真的。

一路往南走，这次不用赶路。

牛车咣当咣当地响，夫人坐在车上不说话，袖儿倒是好奇，到处看。

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岭南。

广州城的驿馆他住过，但这次不是来办差的，是来服刑的。

经略府的赵辛民看到他，说你怎么又来了。

李善德说流放。

赵辛民笑了笑，给他安排了一间破屋。

屋子在城外，靠近阿僮的荔枝园。

屋顶漏雨，墙上有裂缝，地上是夯土，潮湿得能踩出水来。

夫人看了半天没说话，找了几块木板把窗户钉上。

袖儿倒是不在意，跑出去摘野花，回来插在墙缝里，说爹你看多好看。

李善德看着那几朵野花，说好看。

第二天他就去找阿僮了。

阿僮看到他吓了一跳，说你怎么又来了，是不是又要运荔枝。

他说这次不运了，被发配过来的，想在你这里搭把手。

阿僮说行吧，反正园子里缺人手。

她给他找了把锄头，说你先帮我挖坑。

李善德接过来就开始挖。

锄头举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胳膊已经没有几个月前那么有力了。

在岭南跑了几个月的差，又长途跋涉送荔枝，身体早就耗得差不多了。

他挖了几下就喘，阿僮在旁边看着，说你歇会儿吧，别把自己挖死了。

他坐在地上喘气，袖儿递过来一个果子，说爹吃。

岭南的日子和长安完全不同。

没有朝堂，没有署令，没有公文，没有人盯着你的一举一动。

太阳出来就起床，天黑了就睡觉。

白天在阿僮的园子里干活，锄草，浇水，摘果子。

袖儿跟在后面跑，捡掉在地上的荔枝，装满一兜子就跑过来给他看。

夫人用摘下来的荔枝做了几罐荔枝煎，拿出去卖，换了些米和盐。

日子紧巴巴的，但还能过。

阿僮是个嘴毒的姑娘。

有一天她看李善德在那里慢腾腾地剪枝，说你在长安是不是每天坐着不干活，怎么这点事都做不好。

李善德说我在上林署管果品采购，不用下地。

阿僮说那你现在下了，赶紧学。

她说归说，每次摘了好的荔枝，都会挑最大的一把塞给袖儿。

李善德每天坐在荔枝树下记账，用木炭在竹片上写。

他这辈子最拿手的就是算账，明算科及第出身，算学底子硬。

他把阿僮园子里每天摘了多少果、卖了多少钱、用掉了多少材料，一笔一笔记下来。

阿僮看了说你还真像个管账的。

他说本来就是管账的。

阿僮说那你是被贬过来的管账的。

他说对。

日子久了，他发现岭南有种长安没有的东西。

不是荔枝，是安静。

没有人来找他麻烦，没有人给他下套，没有人在公文上做手脚。

他的命捏在自己手里，不捏在别人手里。

这种踏实感，他在长安从来没有过。

在长安，他每天算着自己那点俸料够不够还香积贷，算着哪年哪月能把房子买下来，算着上司什么时候又给他穿小鞋。

到了岭南，这些都不用算了。

房子没了，香积贷还不上也就不还了，上司更不会追到岭南来给他穿小鞋。

他失去了那些东西，但好像也没那么疼。

半年后，一封来自长安的信送到了岭南。

是韩洄写的，信上说朝堂出了大事。

杨国忠被牵扯进贪墨风波，何履光、鱼朝恩等一帮人都在动荡之中，有人开始翻旧账，说当年荔枝使的案子是冤枉的。

韩洄在信里问他，当初运送荔枝的账目还在不在，能不能详细列出花销明细。

李善德把那些竹片翻了出来。

木炭写的字有些已经模糊了，但大部分还能辨认。

他重新抄了一遍，每笔开销都列清楚：驿马租赁、冰块采购、沿途食宿、驿卒劳务、包装材料，一样不落。

他抄了两天，抄完让驿卒带回长安。

三个月后，又来了信。

这回不是韩洄的私信，是朝廷的正式文书。

说他持节尽责，不失职责，之前的贪墨罪名查无实据，予以赦免。

给他安置银两，允许回京，可以选择恢复官职或者自行安置。

赵辛民把文书念给李善德听的时候，他正在荔枝园里给一棵树培土。

赵辛民念完了，李善德拿着锄头站了一会儿，说念完了？

赵辛民说念完了。

李善德说那我继续干活了。

赵辛民说你就不打算回去？

李善德说我得把这片土培完。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跟夫人说了这件事。

夫人放下筷子，问他想怎么办。

他说他想回长安一趟。

夫人说不打算搬回去？

他说回去看看，住几天，然后就回来。

夫人看了他一眼，没再问。

回长安的路他走过几次，哪段路好走，哪段路容易出事，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

这次走得不急，一路上看了不少风景。

以前赶着送荔枝，什么都没来得及看，现在慢悠悠地走，才发现路边的树长什么样，河里的水清不清，驿站的饭好不好吃。

长安城还是那个长安城。

春明门外车水马龙，坊市间人声鼎沸，跟半年前一模一样。

但李善德走进去的时候，感觉哪里不对。

不是城变了，是他变了。

他站在春明门往里看，觉得这座城市像一头张着嘴的巨兽，吞进去无数像他一样的人，嚼碎了，咽下去，吐出骨头。

他以前是那些骨头里的一根，现在走出来了，站在外面看，才看清了那张嘴。

韩洄和杜甫在酒肆等他。

三个人坐在以前常坐的位置上，李善德把赦免文书拿出来给两人看，韩洄说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杜甫说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李善德说我想好了，不复官。

韩洄愣住了，说你拼了命送的荔枝，现在清白都还给你了，你倒不要了。

李善德说我不要了。

长安的官我做够了。

我在岭南过得好好的，回来就是看看你们，看看长安，然后回去。

杜甫说回去做什么。

李善德说开个茶馆。

就在城南，不大，专做岭南茶。

阿僮每年给我寄荔枝干，岭南那边还有几个熟人能供茶。

不用多挣钱，够养活家人就行。

韩洄说你真是想开了。

李善德说不是想开了，是算清楚了。

他在竹片上算过，在岭南种荔枝、卖荔枝干、开茶馆，一年下来的收入虽然不比九品官的俸料多，但不用交香积贷，不用给上司送节礼，不用看人脸色。

算来算去，在岭南的日子反倒比长安宽裕。

他确实在竹片上算过。

从岭南回到长安的船里，他把未来三年的收支预估写在竹片上：长安恢复官职，每年俸料加禄米折合十贯出头，交掉香积贷剩不下什么，还要应付上林署的节礼摊派，存不下钱。

在岭南开茶馆，每年铺租五贯，茶叶采购三贯，人工两贯，营业收入大概在二十贯左右，刨掉成本能剩下十贯。

不用还贷，不用送礼，十贯就是实打实的十贯。

账算完了，他选岭南。

茶馆开在城南，没挂牌匾。

门上只贴了一张纸，写着“岭南茶馆”四个字，字是袖儿写的，歪歪扭扭，李善德觉得挺好。

店里摆了几张粗木桌椅，柜台后面搁着几个大陶罐，装着阿僮寄来的荔枝干。

茶叶是从岭南几个熟人那里收来的，不算名贵，但泡出来味道厚实。

头几个月没什么客人。

城南这地方住的都是普通百姓，喝茶就去街角的大碗茶摊，便宜，一碗下去能顶半天。

李善德这种小茶馆，茶比茶摊贵，客人自然少。

他不着急，每天开门，烧水，泡茶，坐着等。

有客人来就招呼，没人来就自己喝。

袖儿放学回来就趴在柜台上写大字，夫人坐在门口做针线。

日子一天一天过，没什么波澜，但也没人来找麻烦。

长安城里很快出了大事。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反叛。

渔阳鼙鼓动地而来，叛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

洛阳陷落，潼关失守，长安城陷入恐慌。

圣人带着贵妃、太子、杨国忠弃城西逃，满城百姓四散奔逃。

李善德的茶馆在城南，离主城区远，暂时还没被波及。

但街上到处是逃难的人群，有人拖家带口往南跑，有人说叛军快进城了。

韩洄和杜甫来找他，说长安待不住了，问他要不要一起走。

李善德说往哪走。

韩洄说先往南，过了秦岭再说。

李善德想了想，说我不走了，我就在长安待着。

韩洄说你不要命了。

李善德说我本来就是要被流放的人，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

叛军来了无非就是换个官府管我，跟以前也没什么区别。

韩洄说你这话不对。

李善德说对不对的，账算过了，往南走花费大，茶叶铺子刚开起来，走了就全没了。

我不走了，你们快走吧。

韩洄和杜甫走了。

走之前韩洄留了一袋银子，说是给他应急的。

杜甫握着他的手说了句保重，转身走了。

李善德站在茶馆门口看着两人的背影消失在街巷尽头，站了很久。

袖儿拽他的衣角说爹，韩叔叔和杜叔叔去哪了。

他说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袖儿说长安不安全吗。

李善德蹲下来看着她说，长安以后可能会不安全，但爹在这里，你在这里，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没事。

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不是真的。

叛军进了长安城，城里的秩序变了。

李善德的茶馆开了几天就关了，不是因为叛军砸了店，是因为没人来喝茶了。

城里人心惶惶，谁还有心思坐下来喝杯茶。

他关了店门，每天在家里待着，偶尔出门买点吃的。

街上到处是穿铁甲的叛军士兵，操着范阳口音，凶神恶煞地在坊间穿行。

长安不再是长安了。

有一天一个叛军军官闯进他的院子，看了一圈，问他是做什么的。

李善德说开茶馆的。

军官说茶馆还开不开。

李善德说开不了了。

军官说那你给我泡壶茶。

李善德说你等着，转身进屋泡了一壶。

军官喝了两口，说味道不错，以后我每天来喝。

李善德说行。

军官每天下午来，坐一刻钟，喝一壶茶，扔下几个铜钱就走。

李善德想这也算是生意，虽然客人换了一茬。

安史之乱打了整整八年。

这八年里，长安城像被翻来覆去地筛了好几遍。

圣人走了又回来，太子换了，贵妃死了，杨国忠在马嵬坡被杀了。

朝堂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连皇帝都换了——太上皇回了长安，太子肃宗坐上了龙椅。

李善德的茶馆关了又开，开了又关，断断续续地撑着。

店里的茶叶早就不够用了，他把阿僮寄来的荔枝干泡水当茶卖，客人们倒也喝得惯。

八年后战事终于平息，长安城慢慢恢复了些生气。

韩洄从南方回来了，杜甫却没回来——他在战乱中流落到了成都，后来病逝在湘江的一条船上。

李善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擦柜台。

他放下抹布，坐了很久，然后继续擦。

韩洄说你不难过吗。

李善德说难过。

但难过完了，日子还得过。

他在世的时候我跟他喝过不少酒，说过不少话，够了。

茶馆重新开张的时候，李善德在门口贴了一张新纸，上面写着“岭南茶馆”四个字，还是袖儿写的。

袖儿已经十五岁了，字写得比小时候好看多了。

她帮父亲打理茶馆，记账、泡茶、招呼客人，样样做得来。

夫人年纪大了，腰不好，坐在柜台后面收钱，不怎么走动。

李善德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水，准备好一天的茶叶，坐在门口等着客人来。

来的客人什么人都有。

有从前朝堂上的旧人，被战乱冲散了官职，现在在城南做点小买卖。

有叛军那边的降兵，仗打完了没处去，留在长安混日子。

有赶路的商人，路过城南歇个脚，喝碗茶就走。

李善德不挑客人，谁来都一壶茶。

有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开茶馆的。

有人问他以前是做什么的，他说上林署的九品官，专门管瓜果蔬菜。

有人笑了，说九品官，那不是芝麻大的官。

李善德说对，芝麻大，跟荔枝差不多大。

有一个春日的傍晚，客人走得差不多了，李善德一个人坐在茶馆门口，袖儿给他泡了一壶茶端过来。

夕阳把城南的街道染成橙红色，远处有人在收摊，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凉的，凉茶比热茶解渴。

袖儿坐在他旁边，问他有没有想过当年的事。

李善德说哪年的事。

袖儿说你被流放的那年。

李善德说想过。

袖儿问他恨不恨那些人。

李善德说以前恨。

在牛车上往岭南走的时候恨，在破屋里睡觉的时候恨，在园子里干活的时候也恨。

恨刘署令，恨赵辛民，恨何履光，恨杨国忠，恨那些在他公文上做手脚的、在他背后捅刀子的。

但恨到后来，他发现恨也解决不了问题。

该流放还是流放了，该吃苦还是吃苦了。

后来就不恨了，不是原谅了他们，是懒得恨了。

恨人太累，不如多锄两垄地。

袖儿说那你是感谢当年被开除了。

李善德想了想，说是。

你让我回想，我确实感谢。

不是矫情，是算过账的。

没有被开除，我还在上林署当那个九品官，天天看刘署令的脸色，年年还那笔香积贷，哪年是个头。

安史之乱一打，长安城乱成那样，我在朝堂上待着，说不定哪天就被拉去充军了，或者被叛军抓去当了苦力。

被开除了，反倒躲过了那一劫。

在岭南那半年，虽然是流放，但学会了种地、学会了做生意、学会了怎么在没人在乎你的地方活下来。

这些东西在长安永远学不到。

袖儿说那你还挺划算的。

李善德笑了，说划算算不上，但也不亏。

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凉茶苦中带甜，是阿僮寄来的荔枝干泡的。

他说袖儿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

袖儿说不知道。

李善德说最奇怪的是，当初那坛荔枝送到长安，我拼命保住的那些果子，我一个都没吃到。

反倒是被发配到了岭南，天天吃，吃到不想吃了。

那些荔枝在长安是贡品，在岭南就是树上的果子，掉在地上也没人捡。

命运这东西，你说奇怪不奇怪。

袖儿说爹你说话越来越像账房先生了。

李善德说本来就是账房先生。

茶馆的生意慢慢好起来了。

城南的人都知道有家岭南茶馆，茶不是最好的，但掌柜的人厚道，从不缺斤短两，客人喝了觉得值。

李善德每天记账，用木炭在竹片上写，写得工工整整。

月底算一次账，年底再算一次账。

他发现这几年虽然打仗，但他的茶馆不但没亏，还攒下了一点钱。

不多，够买一头牛，够把房子修一修，够袖儿出嫁的时候置办几件像样的衣裳。

有一天一个穿着体面的中年人走进茶馆，坐下来要了一壶茶。

李善德端上去的时候多看了两眼，觉得面熟。

那人也看着他，说你是李善德？

李善德说我是。

那人说我姓崔，在户部当差，当年你送荔枝那阵子，我在上林署待过一段时间。

李善德想了想，想不起来。

那人说刘署令后来被贬了，你知道吗。

李善德说不知道。

那人说安史之乱之前就被贬了，调到外地去了，后来兵荒马乱的，不知道怎么样了。

李善德给他倒了一杯茶，说那杯茶请你喝了。

那人说谢谢。

两人喝了两杯，没什么话说。

那人喝完茶起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说老李，其实当年那件事，大家都知道你是冤枉的。

李善德说知道有什么用。

那人说也是，说完就走了。

李善德站在茶馆门口看着那人走远，袖儿走过来问是谁。

他说不认识。

后来的日子，李善德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

起床，烧水，泡茶，开门，招呼客人，算账，关门，睡觉。

没什么新鲜事，但也没什么麻烦事。

阿僮每年从岭南寄荔枝干来，写一封信，信上永远只有几句话：“今年荔枝结得多，给你寄了一筐。

袖儿长高了没有。

你种的荔枝树今年开了几朵花。”

李善德回信，内容也差不多：“收到了，谢谢。

袖儿长高了。

树开了花，不多，明年应该会多开几朵。”

他种的荔枝树是刚到岭南那年种下的。

阿僮给了他几棵苗，让他种在园子边上。

他种下去的时候不确定能不能活，但过了几个月抽了芽，又过了几年开了花。

花开得不多，稀稀拉拉的，但每年都有。

袖儿说爹你种树的本事比当官的本事大。

李善德说那当然，当官是别人教的，种树是自己学的。

韩洄偶尔来喝茶，两人坐在茶馆里聊天，聊的无非是些闲事。

谁死了，谁升了，谁的儿子娶了谁的女儿。

韩洄说你这茶馆开得挺稳当，比朝堂上那些人稳当多了。

李善德说朝堂上那些人要是都来开茶馆，天下就太平了。

韩洄笑了，说你说得对。

李善德给他续了一杯茶，说你喝慢点，这茶凉了不好喝。

夕阳照在城南的街道上，李善德坐在茶馆门口，袖儿给他泡了一壶新茶端过来。

他接过去，没喝，放在旁边的矮桌上。

远处有人在收摊，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

风吹过来，带着城南尘土的味道和远处坊市传来的嘈杂声。

那棵桂花树他后来又种了一棵，就种在茶馆门口，刚种下去，还小，不知道能不能活。

他想，活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