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设宴招待50名汉奸，落座后立即宣布逮捕名单

1945年12月的一个晚上，北平某处公馆里灯火通明，山珍海味摆了一桌。五十多个曾经叱咤华北的大汉奸，盛装赴宴，心里各怀鬼胎。

晚上9点，墙上的老钟敲完第九下，戴笠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没了。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慢悠悠开口："现在，公布逮捕名单。"

这顿饭，是他们这辈子吃的最后一顿好饭。

要讲清楚这顿饭，得先说说戴笠为什么不直接上门抓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华北这帮给日本人当差的汉奸，一下子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当时并没有立刻动手——他急着跟共产党抢地盘，这帮汉奸还能用，于是先让他们"维持地方治安"。

这一拖就是几个月。等到各方骂声越来越响，蒋介石才拍板：肃奸，现在开始。

戴笠接到命令飞到北平，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大概是：直接去抓？这事七年前就试过一次，差点搞砸。

那是1938年，军统在北平安排了一场刺杀，目标就是伪政府头目王克敏。特工选好了地点，骑自行车开枪，打出去四颗子弹。结果偏偏赶上王克敏那天带着日本顾问同车，顾问一看不对劲，直接扑上去用身体挡住了王克敏。最后顾问当场毙命，王克敏只是腿受了点伤，两名参与行动的特工被日本宪兵逮住，再没出来。

一次暗杀，折进去两条命，连根汗毛都没伤着。

戴笠记住这个教训了。七年后再来，他选了一个零风险的办法——把所有人请到一个地方，一次全端。

问题是，谁去发请柬？

这时候，一个叫汪时璟的人进入了戴笠的视野。此人是伪华北政权的财政总管，在日伪圈子里说话有分量。更关键的是，他自认为跟蒋介石有一段"恩情"——北伐期间，他曾经借给蒋介石一大笔钱，蒋介石据说还给过他一张"永不追究"的条子。

凭着这点底气，汪时璟去重庆找蒋介石，想当面把事情摆平。结果住了十来天，连蒋的面都没见到，灰溜溜回了北平。

戴笠随后亲自登门拜访，说话很好听：委员长记得你报告日本投降的功劳，不会以汉奸论处。

汪时璟听完，如释重负。戴笠接着说：你帮我张罗一桌饭，把各位老朋友都请来，就当是聚一聚。

汪时璟屁颠屁颠答应了，满心以为自己已经摘出去了，帮戴笠办事还能再立一功。 他根本没想到，他才是这张网最中间的那个结。

请柬发出去之后，汉奸们陷入了同一个难题：去还是不去？

不去，等于明摆着心里有鬼，军统肯定转头就上门。去吧，这年头吃"鸿门宴"的故事又不是没听说过。想来想去，大多数人还是来了——五十多个人，总不可能全部抓完吧，法不责众，赌一把。

这一赌，全押错了。

汉奸们不知道的是，宴会当天下午，戴笠已经悄悄调来了一百多名精锐特工，分坐几架飞机，低调落地北平。

胡同口封死，院子四角埋伏了狙击手，公馆门口叠了三层人。从外面看，这栋宅子灯火通明，满是笑声和酒香。

汉奸们陆续到场，一进院子，多少有点不对劲——军警比平时多，气氛也压，但也说不清楚哪里不对。汪时璟在门口笑容满面地迎客，戴笠迟迟没出现。

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越等越慌，越慌越想喝酒压一压。

晚上7点，戴笠终于现身，举起酒杯，笑着说：今天这顿饭，是感谢各位在抗战期间维持地方秩序，委员长的意思是既往不咎，大家放心。

众人心里的石头落下去了一大半。觥筹交错，话也多了起来。山珍海味，名酒流水一般上来。

9点整，墙上的老钟开始敲。

戴笠脸上的表情，在最后一声钟响落地之后，彻底变了。他从怀里掏出那张纸，声音平静，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这是中央命令，现在公布逮捕名单，在座各位，从此刻起，都是人犯。"

话音刚落，所有出口同时被人堵死。

王克敏是第一个被念到名字的。手里的酒杯直接摔在地上，酒洒了一裤子，人跟着软在椅子上，随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得鼻涕眼泪一起来，一个劲喊饶命。

齐燮元反应最快，军阀出身的人，第一个念头就是跑。他猛地站起来往门口冲，刚跨出门槛，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工死死按在地上，动都动不了。

汪时璟等到后面，脸色已经惨白，声音发抖问：雨农兄，名单里……没有我吧？

戴笠低头看了看纸，念出来：汪时璟。

汪时璟愣了一秒，随后扑上去要抓戴笠，被两个人架住按倒在地。他忙活了一整晚，一口菜都没吃上。

王揖唐的假牙吓得掉进了汤碗里，他跪在地上大哭：我只是来蹭饭的！戴笠一脚踢开汤碗，说：您老在医院数地契的时候，可没这么谦虚。

一顿饭的功夫，五十多个人，全部落网。

这五十多个人被押走之后，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但没有一个人走好。

王克敏是垮得最快的那个。七十岁不到的老头，腿脚本就不利索，又有多年毒瘾，被抓进炮局监狱之后，二十天后的圣诞节那天，他自己了结了。 死在异乡的监狱里，一辈子的精明，换来草草一堆黄土。

齐燮元不一样，他到死都不认账。押到南京军事法庭，面对指控，张口就来：汪精卫听日本人，是汉奸；蒋介石听美国人，也是汉奸；我只听自己的，所以我不是。这套逻辑，法官懒得和他废话。一年后，雨花台枪决，口袋里还揣着日本人颁的勋章。

王揖唐装病装了将近三年，一直推说重病不能受审。1948年秋天，拖无可拖，七十多岁的老头被抬到刑场，坐在藤椅上嚎啕大哭，求别枪毙，说自己这把年纪死也快了。枪响了，连开七下才算完事。

最讽刺的是汪时璟。他那一百万大洋的"恩情"，一直是他心里最后一根稻草。被捕之后，他以为戴笠会出来帮他作证——毕竟当初是戴笠拉他下水的，他也算"立过功"。但1946年春天，戴笠坐飞机出了事，在南京附近的山头上撞死了。 唯一能证明他"功劳"的人，就这么没了。汪时璟被判了无期，关在上海的监狱里，据说直到死前还在念叨当年那一百万大洋，说老蒋许诺过饶他一命。1952年，病死狱中。

周作人没去赴宴，但第二天就被从家里拖出来了——戴笠没打算放过任何一个。

这一场宴会，从布局到收网，不费一枪一弹，五十多个华北大汉奸，一锅端。 往前数，整个抗战期间，类似这样被起诉的汉奸加起来有三万多人，死刑数百，无期数千。历史清账，从不打折，只是有时候来得早，有时候来得晚。

汪时璟大概到死都没明白一件事：那一百万大洋，早在他第一次帮日本人盖章签字的时候，就已经不算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