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80年后，他打开父亲遗物，发现一个用报纸包的秘密

来源：环球人物

·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办公室留影。（新华社发）

“璈职责所在，自当竭其绵薄，

为我国在此次空前国际法律正义斗争中

之胜利尽其最后之努力。”

作者：牛志远

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但就在4月12日，日本现职领导人公然表示将推进修宪。此时重读东京审判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北京4月的春风里，梅小璈想起父亲梅汝璈，仍有些遗憾。他出生时，东京审判宣判已有4年，父亲早已回国，在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性情极温和，为人极低调，他不太能想象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唯一中国法官梅汝璈的模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梅小璈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个包裹，方方正正，用报纸包着，打开一看，是一沓誊抄在绿格稿纸上的书稿。这是父亲留下的半部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父亲原计划写七章，最终只完成前四章就辞世了。

打开书稿，梅小璈一点点看见梅法官的模样。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他多次用“梅法官”称呼父亲：“尽管先父受的是西方教育，却有着中国知识分子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国际法庭上的梅法官，并非时刻锋芒毕露，但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且深谙据理力争的分寸与智慧。”他梳理着父亲的遗著、日记、电报，愈发体会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父亲作为东京审判中唯一的中国法官为正义而战时，内心是多么焦虑、多么迫切。

时间拉回到80年前的春天。

·2026年4月，梅小璈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任命

各国派来的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郑重将事，决不马马虎虎。

——1946年4月10日，梅汝璈日记

1946年3月19日，梅汝璈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这一天，《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设有11名法官，分别是澳大利亚法官兼庭长韦伯、美国法官希金斯（任职三个月后辞职，由克拉默继任）、中国法官梅汝璈、英国法官帕特里克、苏联法官柴扬诺夫、加拿大法官麦克杜格尔、法国法官贝尔纳、荷兰法官勒林、新西兰法官诺斯克罗夫特、印度法官帕尔、菲律宾法官哈那尼拉。

法官们平均年龄是55岁，最年长的美国法官已经65岁，而梅汝璈未满42岁。如此年轻，为何能担此重任？

梅小璈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由英美法系人员所起草，11名法官中有7位来自英美法系国家，习惯于英美法程序。“指派父亲出任法官一职，应是考虑到他的留美背景和英美法系功底。”

1904年11月7日，梅汝璈出生在江西南昌的一户农家，1924年从北京的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1928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底，他游历英、法、德、苏等国之后回国，在大学里讲授民法概论、刑法概论、英美法、国际法、政治学等课程。

身负重任的梅汝璈入住东京帝国饭店。在欢迎宴会上，他遇到了正在东京考察的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等人。顾毓琇为梅汝璈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献剑典礼”，赠予他一把装饰华贵、长约三尺的宝剑。梅汝璈激动地说：“戏文里有‘上皇剑，先斩后奏’，可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可雪我心头之恨！”

但他深知，法庭上不能仅凭一腔热血，更需沉着和严谨。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加成熟和威严，梅汝璈特意蓄起了胡须。

审判尚未开始，较量已然来临。

开庭预演时，法官的座次问题引发了争论。按道理，法官们的席次应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即美、中、英、苏、澳、加、法、荷……然而，韦伯却将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法官之后。

梅汝璈当即提出强烈抗议，愤然离开会议室，并且脱下法袍以示决心。在他的力争下，韦伯最终同意按照受降签字国的次序排列。

在日本广播协会（NHK）拍摄的庭审影像中，多次出现韦伯侧身与梅汝璈交流的画面，有研究者推测，他们是在讨论证人所说方言的翻译问题。

梅小璈说，由此可以看出，法官的座次问题不仅事关民族尊严，对具体的审判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

开庭

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音同队），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1946年5月3日，梅汝璈日记

1946年5月3日上午9时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梅汝璈坐在审判席上，对面是26个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缺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只注意到坐在中央的东条，和肥圆圆脸的土肥原……我虽不暇多事辨认这二十六个家伙，但是他们面对着我的这一群，使我内心发生无限的愤恨，无限的感触。这些人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的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前排从左至右为：土肥原贤二、畑俊六、广田弘毅、南次郎、东条英机、冈敬纯、荒木贞夫、武藤章、星野直树。（视觉中国）

“依法秉公行其司法任务，绝无恐惧，偏袒，私爱……”法官誓词回荡在耳畔，梅汝璈必须严守中立，甚至不能与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等人过多接触——就在开庭前一个月，向哲濬搬出了东京帝国饭店。

中国检察官们的举证工作异常艰难，看着向哲濬殚精竭虑，日渐消瘦，梅汝璈却不得不与其减少联系，以避嫌疑。他焦虑地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胜其爱莫能助之感。”

更棘手的是，法律以外的力量在干扰审判。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日本天皇是否应该被列入战犯起诉的问题上。开庭前，梅汝璈与向哲濬有过讨论，当时梅汝璈已经意识到：“这是个政治问题。就纯法律观念来说，我实在看不出天皇对于日本侵略战争何以会没有责任。”

事态发展一如梅汝璈所料，麦克阿瑟指示国际检察局不要把天皇作为被告，理由就是：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

但梅汝璈还是怀揣一丝希望，尽力争取。他在日记中说：“我想：天皇这次因为政治原因虽幸而未被起诉，但这事难免有‘旧话重提’的一天，至少他难免有被传唤出庭作证的可能——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一个猜想。”因此，在与其他法官进行私人谈话时，他多次提起这个问题，并且发现大多数法官与他观点一致。

后来，梅汝璈在回顾审判过程时依然充满遗憾：“在第二轮的审判过程中，法官们得到了无数的证据，足以证明日本天皇裕仁即使不是日本侵略战争阴谋的发起人之一，至少也是一个消极的阴谋的参加者，足够构成他从犯的罪名。”

梅小璈说，面对法庭内外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父亲当时精神压力很大。母亲萧侃后来告诉他，有一次，梅汝璈为了述职匆匆回国，“他看起来心事重重，去时还是满头黑发，归来已经花白”。

刚到东京时，梅汝璈预计这场审判几个月就能结束，但实际进程远比预想中漫长。他亲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足足持续了两年半，其间共开庭818次，419名证人出庭，出示证据4336件，英文庭审记录4.8万余页。

审判为什么会拖这么久？梅小璈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一方面是技术原因，翻译耗时费力；另一方面是辩护方有意采取“拖延战术”——当时外界传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日本右翼等希望拖到局势变化，审判可能被迫中断。

也因此，法官们要把审判工作做得更扎实。

判决

璈职责所在，自当竭其绵薄，为我国在此次空前国际法律正义斗争中之胜利尽其最后之努力。

——1948年4月24日，梅汝璈致时任外交部长的电报

1948年4月，判决将至，梅汝璈坚决主张判决书应单设一章对南京大屠杀予以说明，且主动承担了这部分内容的撰写工作。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不同于普通的司法文书，梅汝璈曾评价它“不啻一部翔实之二千年来远东关系史或日本对外侵略史”。整部判决书原版全文足有1200多页，在叙述日本对外侵略事实的400多页内容当中，“对华侵略”的250多页内容为梅汝璈主稿，倪征、杨寿林、方福枢、罗集谊几位同事和助理协助。

如此浩大的工作量，他们仅花了1个多月。“那些日子，我们就像钻进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的虫子，每天在里面爬来爬去，生怕遗漏了重要的东西。”梅汝璈后来回忆。

判决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对于被告的判决，法官们在这一环节又产生了不同意见。原因是，对于被认定有罪的被告应该适用何种刑罚，法庭并没有规定统一的量刑标准；有些法官来自已废除或部分废除死刑且没有遭受日本侵略者严重祸害的国家，不赞成使用死刑。比如，来自澳大利亚的庭长韦伯主张将战犯们流放到荒岛上，印度法官帕尔甚至主张无罪释放全体被告。

·法官团队的合影，前排右二为梅汝璈，右三为庭长韦伯。（视觉中国）

梅小璈说：“不能说不赞成死刑的法官就一定是包庇罪犯，因为他来自不同的国家，参考的法理不一样。也正因为这样，梅法官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利用一切机会介绍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犯罪事实。”

遗憾的是，两年多的审讯过程中，法官会议是秘密召开的，一切程序都用口头进行，不作记录。除苏联法官柴扬诺夫因不懂英语可带一名翻译参会以外，其余法官只能独自出席，不准携带任何私人秘书或随员。而梅汝璈本人的遗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留下永远无法完成的后三章。因此，我们无从得知梅汝璈在法官会议上是如何排除万难，尽可能争取公正的量刑。

只有梅汝璈的日记里散见一些细节。某次法官会议后，他与“老诺”（新西兰法官诺斯克罗夫特）、“老罗”（荷兰法官勒林）、“老麦”（加拿大法官麦克杜格尔）、“老白”（法国法官贝尔纳）四人闲谈良久。“他们对我在今天法官会议席上所持坚决态度表示惊异和钦佩。其实我小事不喜过问，但大事我决不放松。我不过问则已，过问我则非坚持到底，无论成败，非得到一点结果不可。”由此可见，面对原则问题，梅汝璈态度坚决，寸步不让。

1948年11月12日，经过漫长的审判和中国团队的艰辛努力，28个甲级战犯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7名罪大恶极的战犯被判处死刑，另有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另有2人已病死，1人以精神病逃脱起诉。

这是一个被梅汝璈评价为“差强人意”的审判结果。宣判不到半个月，土肥原贤二和广田弘毅竟通过律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而美国最高法院竟然“受理”了。

·梅汝璈（右）在法庭上。（梅小璈供图）

梅汝璈对美国记者说：“若一国可单独变更或撤销国际决定，势必开创国际间合作之危险前例。”最终，美国最高法院于1948年12月20日宣布不干涉东京法庭原判，7名死刑犯却因此至少多活了半个月。

这多出的半个月，像是历史留下的一记余响。

80年春去春来。74岁的梅小璈回望梅法官的身影，愈发理解那种在强权之下坚守正义的力量。他对环球人物记者复述父亲生前留下的这句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记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会招致未来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