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1939年冬至前后，藤田强行买下上海老太爷的宅子，这人不是军官，也没带兵，只拿一张合同就逼得老人搬走，他表面做买卖，实际是照着日本那套经济渗透的法子来，不靠枪炮，专挑人软弱的地方下手，先把人家的地、铺子和账本都变成他的，老太爷不肯签字，就被巡捕房抓进去，那里面关的不止是他一个人，还有好些不肯低头的读书人。
老太爷在牢里待过一阵子，出来后没有回家，有人把他悄悄送到田家泰府上，那时候田家泰名声很不好，街坊都说他是汉奸，可他家厨房每天蒸一笼素馅包子，专往西门送，后来才知道那包子不是随便送的，包子馅里夹着纸条，纸条上写的是联络暗号，他表面给日本人办事，背地里替中统递消息，这种活儿没法公开，只能藏在饭香里，藏在茶盏底下。
丁玉娇的事情发生得更早一些，在1938年年底，她被一家假旅行社骗去谈事情，结果人就失踪了，那家旅行社其实是个特务据点，专门用来引诱爱国青年上当，她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老太爷得知消息后，悄悄托人去调查，可查着查着，他自己也被卷了进去，他没有逃跑，反而把最后几封信塞进旧书页里，托人带出城去，那些信没有写明收信人，只是记录了一些人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名字、接头时怎么咳嗽这些细节。
一九四一年秋天，老太爷在租界边上的小屋里被人围住，他没有反抗，只是把桌上那半杯凉茶推到窗台前，这是个信号，意思是情况暴露了，让大家赶紧撤走，第二天报纸上登出匪谍伏法的消息，但没提他的名字，过了几天，苏州河对岸的裁缝铺开始多卖蓝布长衫，尺寸全都一样，领口里侧绣着一个小小的“月”字，穿的人不多，但穿上这件衣服的人都明白它代表什么。
我翻过些旧档案，发现那时候大家最怕的不是枪声，而是安静，静得连狗都不叫，连邮差都绕路走，可就在这种安静里，还有人继续写、继续传、继续等一个能点火的时机，藤田买了房，田家泰递了包子，老太爷留了茶痕，这些事现在没人提了，但它们确实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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