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饭店干13年工资三千，我递辞职，老板愣住：不是给你10%股份吗

我叫周志远，在鸿运楼干了十三年。鸿运楼是县城东街上一家不起眼的老馆子，两间门面，楼上楼下加起来不到两百平，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金字招牌，招牌上的“鸿运楼”三个字是老板孙鸿运的父亲写的，老人家练过颜体，笔画浑厚，可惜年久失修，那个“楼”字的木字旁已经缺了一角，远远看去像个“娄”字。有客人开玩笑说你们这店该改名叫“鸿运娄”了，运气都漏光了。孙鸿运听了也不恼，嘿嘿一笑，说漏了好，漏了才是老百姓的馆子。

我在鸿运楼做后厨杂工，说是杂工，其实什么都干。洗菜、切菜、杀鱼、剁鸡、掏灶灰、通下水道、卸货、搬箱子，哪样活没人干就我去干。早上七点到店里，晚上最后一桌客人走了才能走，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一个月休两天，工资从最开始的三百块涨到现在的三千块，十三年涨了十倍，听着不少，可三千块在这个县城里，也就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实习工资的水平。

我不计较，至少嘴上不计较。孙老板对我好，我心里清楚。那年我从乡下出来，兜里揣着老娘塞给我的两百块钱，在县城转了两天没找到活干，身上的钱快花光了，蹲在鸿运楼门口啃冷馒头。孙鸿运出来倒垃圾，看到我，问了一句：“找活干？”我说是。他说：“后厨缺个杂工，干不干？”我说干。他问我要多少工资，我说你看着给。他说那就三百，管两顿饭。我站起来，把剩下的半个馒头塞进口袋里，跟着他进了后厨。

这一干就是十三年。

孙鸿运比我大八岁，我叫他孙哥，他叫我志远。他是那种典型的县城生意人，圆脸，大肚子，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说话嗓门大，整条街都听得见。他没什么文化，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混社会，摆过地摊，开过摩的，倒腾过服装，最后开了这家饭店。他不会炒菜，不会算账，不会管人，但他有一个本事——跟谁都能处成朋友。来吃饭的客人，不管是大老板还是打零工的，他都能跟人家聊上，递根烟，倒杯酒，称兄道弟，客人吃得高兴了，下次还来。

可这两年，鸿运楼的生意越来越差了。

不是孙鸿运不会来事了，是这条街上的饭店开得太多了。东街前后五百米，新开了七八家馆子，有火锅、有烧烤、有川湘菜、有网红餐厅，装修一个比一个漂亮，菜品一个比一个花哨，年轻人一窝蜂地往新店跑，鸿运楼的老顾客一天比一天少。孙鸿运急得嘴上起了泡，天天琢磨着搞活动、打折、送菜，可客人还是留不住。上个月月底算账，刨去房租水电、员工工资、食材成本，店里净亏两千多块。这已经是连续亏损的第八个月了。

我辞职的事，想了很久。

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而是想了整整一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我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我今年三十六了，在鸿运楼干了十三年，工资三千块，存款不到两万块，没房没车没老婆，我还要在这里干多久？再干十三年？到那时候我四十九，还是一个杂工，还是一个月的工资不够人家一顿饭钱，还是在县城租着那间六百块一月的出租屋，还是一个人过年的时候坐在电视机前吃速冻饺子？

想了一年了，想得头发都白了。不是开玩笑，是真的白了，鬓角那里，一绺一绺的，照镜子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三十六岁的人，看起来像四十五的。

辞职信我写了三遍。第一遍写得太冲，满纸怨气，像在控诉，写完就撕了。第二遍写得太虚，感谢这个感谢那个，像在写遗书，写完也撕了。第三遍我只写了几行字：“孙哥，我在鸿运楼干了十三年，感谢你的照顾。我想换个环境，出去闯闯。辞职报告请您批准。志远。”打印出来，折了两折，装进信封里，放在床头，又在枕头底下压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店里没什么客人，我趁出菜的空档，把信封递给了孙鸿运。他正在吧台后面低头算账，计算器按得噼里啪啦响，手边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味。他接过信封的时候还在算账，眼睛没离开计算器，嘴里念叨着“米、油、煤气、人工”，一边念一边按，按得飞快。

“什么东西？”他问。

“辞职报告。”

他的手指停了一下，计算器上跳出一个数字，他没按等号，那个数字就在屏幕上一直闪，一闪一闪的，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的表情很复杂，有意外，有不解，有失落，还有一点我读不懂的东西。

“志远，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辞职。”

他把信封放在吧台上，没有拆开，拿手按着，像怕被风吹走似的。他的手很胖，指节上全是肉，手背上还有一道旧疤，是年轻时打架留下的。他用那只胖手按着那个薄薄的信封，按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口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志远，不是给你百分之十的股份吗？你辞什么职？”

吧台后面墙上那台老式挂钟嘀嗒嘀嗒地响着，一下一下的，像一个人在慢吞吞地走路。我看着孙鸿运的脸，那张圆脸上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他的眼睛很认真地看着我，认真到我觉得他是真的这么以为的。

“孙哥，你什么时候给我股份了？”我的声音有点干，嗓子像被什么东西糊住了。

孙鸿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奇怪，像是觉得我在跟他开玩笑。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拍得很重，手心厚实而温热，带着他常年握烟的那股烟草味。

“志远，你是不是喝酒了？前年过年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店里的利润分你百分之十，从那年就开始分了，每个月都分，你不记得了？”

前年过年。前年过年的时候确实有这么一回事。腊月二十九，店里最后一天营业，客人走完之后，孙鸿运把我和另外两个老员工叫到包间里，开了一瓶白酒，每人倒了一杯，端着杯子说了一番话。他说鸿运楼开了十几年，能撑到今天，全靠哥几个撑着。他说他孙鸿运不是忘本的人，从今年开始，鸿运楼的利润分给大家，志远百分之十，老刘百分之五，小张百分之五。说完仰头干了那杯酒，杯子往桌上一顿，咣当一声，豪气干云。

那天晚上我们都喝了不少，老刘喝吐了，小张喝得趴桌上睡着了，我也喝得晕晕乎乎，回家路上在马路牙子上坐了半天，被冷风吹得头疼。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昨晚的事记得七零八落的，记得他分了股份，但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忙着买菜做饭招待亲戚，这事就被我忘在了脑后。后来也没见他提过什么分红，我以为就是过年喝多了说的醉话，当不得真。

可现在他站在我面前，表情认真得不像在说醉话。

“孙哥，你说的分红，我每个月工资里没有啊。”我说。

孙鸿运的脸色变了。那种变化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像一幅画在阳光底下慢慢褪色。他的眉毛先是拧在一起，然后慢慢松开，松开之后整张脸都松了，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一下子瘪了下去。

“你工资里没有？”他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平时那种大嗓门，变得又低又哑，像一根绷了很久的弦忽然松了。

“没有。每个月三千，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他松开按着信封的手，把信封拿起来，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像是在看一件他从没见过的东西。然后他把信封放在吧台上，转身去了后厨。我跟在后面，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走进那间逼仄的办公室，打开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柜子，从里面翻出一本记账本。记账本的封面已经磨得发白了，边角卷曲着，他用胖手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某一页，手指在一行字上停住了。

我走过去，低头看。那一页上记着每个月的工资发放记录，我的名字后面，每个月都写着“3000”。但在这行字的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字迹潦草，像是匆忙间写上去的：“志远分红10%，存。”

孙鸿运的手指在那行小字上点了点，指肚上的老茧蹭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我每个月都记了，分红没给你发，存在店里的账上。”他抬起头看我，眼睛里的表情变了，不再是疑惑和意外，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愧疚，又像是委屈，“我以为你知道的，志远，我以为你心里有数。”

我站在那里，后厨的排气扇嗡嗡地转着，灶台上还有中午没来得及洗的锅，锅底糊了一层黑渣，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糊味和洗洁精混在一起的复杂气味。我看着那行小字，看了很久，久到那几个字在我眼里变得陌生起来，不像汉字，像某种我不认识的符号。

“志远，你等一下。”孙鸿运把记账本合上，塞回铁皮柜子里，然后从裤兜里掏出手机，按了几下，又放下，又拿起来，又按了几下。他的动作很笨拙，像一只熊在玩一个它不知道怎么玩的玩具。他打了好几个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我站在门口听不太清他在说什么，只听到几个零星的词——“账上”“多少钱”“算一下”。

挂了电话，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圈，办公室里地方小，他胖，走两步就得转身，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熊。最后他停下来，站在那张堆满杂物的办公桌前，从抽屉里翻出一把计算器，开始按。他按得很慢，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按完了还要在纸上记一下，生怕记错了。他按计算器的样子不像一个开了十几年饭店的老板，倒像一个刚学算术的小学生，手指笨拙地戳着按键，嘴里念念有词。

“前年二月到去年一月，一年……去年二月到今年一月，又一年……今年二月到现在，九个多月……”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在跟我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计算器的数字跳了一次又一次，他的眉头皱了一次又一次，纸张上的数字写了一行又一行。

我在旁边看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后厨的老刘端着空盘子进来，看到我们两个在办公室里，愣了一下，没问，把盘子放进水池里就出去了。排气扇还在嗡嗡地转，灶台上的锅底还在糊着，墙上的挂钟还在嘀嗒嘀嗒地走，一切都在正常运转，只有我和孙鸿运站在这个逼仄的办公室里，像两个被时间卡住了的人。

“志远，”他放下计算器，抬起头看着我，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到不像他的，“这两年零九个月，你该分到的钱，连本带利，大概……十二万三千多。”

十二万三千多。

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反应不是高兴，不是惊喜，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是有人在我胸口上开了一个口子，所有的情绪都从那个口子里涌了出来，分不清是苦是甜是酸是涩。十二万三千多，加上我每个月三千块的工资，平均下来一个月也才三千五六。干了十三年，一个月三千五，在这个县城里，还是不算什么。但这个数字又让我觉得沉重，因为它是孙鸿运欠我的，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欠了我这笔钱。他把这笔钱记在了账上，存在了店里的账上，存在了一个我以为不存在、他以为我知道的地方，一存就是两年零九个月。

“志远，这个钱，我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孙鸿运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像是在跟地上那只死了的蟑螂说话，“店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亏损好几个月了，账上的钱刚够发这个月的工资。你这个钱，我……”

他没有说下去，把计算器放在桌上，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办公室里弥漫开来，模糊了他的脸。他靠在柜子上，胖胖的身体把那个老旧的木柜子压得吱呀响了一声。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了十三年前那个下午。我蹲在鸿运楼门口啃冷馒头，他从里面出来倒垃圾，看到我，问了一句“找活干？”我说是。他说“后厨缺个杂工，干不干？”我说干。他问我叫什么，我说周志远。他说志远，好名字，志向远大。他笑了，笑容很真诚，不像一个老板在招工，像一个大哥在跟弟弟说话。

那时候他二十八岁，刚开了这家饭店不到两年，生意也不好，一天没几桌客人。他自己不会炒菜，请了一个师傅，师傅手艺一般，客人来了吃一次就不来了。他急得满嘴起泡，天天拉着我商量怎么办。我那时候刚从乡下来，什么都不懂，他跟我商量，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就闷头干活，把后厨擦得锃亮，把菜切得整整齐齐，把灶台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后来换了一个师傅，又换了一个，换了三个才换到现在这个老刘。老刘手艺好，客人的嘴被拴住了，生意慢慢好起来了。

那些年，我们真是一起熬过来的。

“孙哥，那个钱，我不要了。”我听到自己说出了这句话。声音不大，但很稳，稳得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孙鸿运夹着烟的手抖了一下，烟灰掉在地上，碎成了几截。

“你说什么？”他看着我，眼睛瞪得很大，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我说那个钱我不要了。你给我百分之十股份的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跟我说清楚，这件事我们俩都有责任。但你在账上记了，说明你心里是有我这个人的，这就够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份辞职报告，他刚才放在吧台上没拆开，我走的时候顺手拿了回来。我把信封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压在计算器下面。

“但是孙哥，我还是得走。不是因为钱，是我想出去看看。我三十六了，再不走，就走不动了。”

孙鸿运没有接话。他把烟叼在嘴里，眯着眼睛看着我，烟头的火光一明一暗的，照着他的脸。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闭上了。又张开，又闭上了。反反复复好几次，像一个坏了的水龙头，拧开了不出水，拧紧了又漏水。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排气扇的嗡嗡声，挂钟的嘀嗒声，烟头燃烧的细微声响，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不成调的歌。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落在孙鸿运的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格外深。

“志远，”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你是不是觉得我亏待你了？”

“没有，孙哥。”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不行？”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走？就因为那个钱我没给你？我说了，那个钱我给你，砸锅卖铁我也给你，你给我点时间，一个月，不，半个月，我去凑，我去借，我去贷，我……”

“孙哥，”我打断了他，声音大了一些，大到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不是因为钱。我说了，不是因为钱。”

“那是因为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因为常年熬夜而布满血丝的眼睛，那双因为生意不好而常常失神的眼睛，那双看着我十三年、从来没有对我红过脸的眼睛。我想告诉他，是因为我每天早上醒来，想到自己三十六岁了还在饭店后厨洗菜切菜，心里就慌。是因为我过年回老家，看到同龄人的孩子都上初中了，我连个对象都没有，村里人看我的眼神让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是因为我娘每次打电话都问我“志远，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说“忙，走不开”，其实不是走不开，是不敢回去，怕看到她头上又多了白发，怕看到她眼角的皱纹又深了，怕她问我“志远，你存了多少钱了”的时候，我连一个像样的数字都说不出口。

这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像一坛封了多年的酒，盖子一打开，酒气就冲了上来，熏得我自己都想哭。但我没有说。我一个字都没有说。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些话变成声音，不知道用什么语气、用什么表情、用什么节奏说出来，才不至于像一个怨天尤人的失败者。

“孙哥，我就是想出去看看。”我说。

孙鸿运看着我，烟在他手指间燃尽了，烧到了滤嘴，烫了他一下，他甩了甩手，烟头掉在地上，滚了两下，灭了。他没有去捡，就那么站在那里，胖胖的身体在暮色里显得格外孤独，像一个被人遗忘在角落里的旧沙发。

“行，”他说，声音忽然变得很干脆，干脆得不像他，“你要走，我不拦你。但那个钱，你必须拿着。不是你的你拿不走，是你的你推不掉。志远，你在鸿运楼干了十三年，你流的汗，你出的力，你受的累，我孙鸿运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个股份，不是醉话，是我孙鸿运欠你的。”

他把辞职报告从计算器下面抽出来，没有拆开，直接撕了。撕成两半，叠在一起，又撕成四片，叠在一起，再撕成八片。纸片从他手里飘下来，落在地上，像一群白色的蝴蝶。

“你要走，你重新写一份辞职报告给我，规规矩矩地写，写清楚哪年哪月哪日辞职，我签字。但那个钱，你等着，我给你凑。”

他转身走了。胖胖的身影穿过昏暗的后厨，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消失在了东街的暮色里。路灯的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条黑色的河流，流淌在坑坑洼洼的水泥路面上。

我站在后厨，地上的纸片还在，零零碎碎的，像被风吹散的记忆。我蹲下来，一片一片地捡起来，叠在一起，放进裤兜里。裤兜里还有一份辞职报告，是我早上从信封里抽出来的，信封里那份是复印件，原件还在我枕头底下压着。我本来想两份都给他，他签一份我留一份，现在他用不着签了。

老刘从外面进来，看到我一个人站在后厨，问了一句：“志远，你没事吧？”

“没事。”

“孙哥呢？”

“走了。”

“走了？去哪儿了？”

“不知道。”

老刘看了我一眼，没再问，走到水池边，打开水龙头，开始洗那口糊了底的锅。水龙头的水哗哗地响，钢丝球擦在锅底上发出吱吱的声响，洗洁精的泡沫在水池里堆得老高，在灯光下泛着七彩的光。老刘洗锅的动作很熟练，他在鸿运楼干了十年了，比我晚来三年，也是孙鸿运从别处挖来的。他洗锅的时候不爱说话，闷着头洗，一口锅能洗半天，洗得能照出人影才罢休。

我在后厨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干什么。灶台上的菜已经切好了，码得整整齐齐的，土豆丝是土豆丝，姜末是姜末，葱花是葱花，一盘一盘地摆在那里，像一支等待检阅的军队。这本来是我的活，我每天下午把第二天要用的食材都备好，切好，码好，盖上保鲜膜，放进冰箱里。今天下午我没干，因为我把辞职报告递出去了，我以为自己不会再干这些活了。

我走过去，拿起一把芹菜，开始摘。芹菜叶有点黄了，我一片一片地摘下来，扔进垃圾桶里，摘得很慢，像是在做一件需要很认真才能做好的事。芹菜叶在我手里发出清脆的断裂声，那种声音我听了十三年，闭着眼睛都能听出芹菜新不新鲜、老不嫩、能不能用。这种本事，在鸿运楼之外的地方，大概是不值钱的。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我娘打来的。我擦了擦手，走到后门外面，接了。

“志远，吃饭了吗？”她的声音还是那样，轻轻的，柔柔的，像冬天里晒过的棉被，暖洋洋的。

“还没呢，娘。店里忙，一会儿吃。”

“别饿着，你胃不好。”

“知道了。”

“志远，上次跟你说的事，你考虑得咋样了？”

上次的事。上次她说村里有个姑娘，在镇上超市上班，比我小五岁，离异，带一个女儿，问我愿不愿意见见。我说好，回头再说。回头再说就是没说，拖了一个多月了，她催了好几次，我都说忙，其实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一个三十六岁的男人，没房没车没存款，在饭店后厨打杂，一个月三千块，我拿什么去跟人家姑娘见面？拿什么去养人家母女？拿我这一腔热血？拿我这张被油烟熏了十三年的老脸？

“娘，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再说。”

“你那边什么时候能安顿好？”她的声音忽然大了一些，带着一种我熟悉的、让我心疼的急切，“志远，你都三十六了，你不能再拖了。你不为自己想，你也得为我想想，我今年六十三了，我还能活几年？我走之前能不能看到你成家，能不能抱上孙子？”

电话那头传来她压抑的抽泣声，很轻很轻的，像风吹过窗户纸的缝隙。我握着手机，站在后门口，夜风吹过来，有点凉了。远处的天空还有一些残留的光，是城市灯光反射在上面的，模模糊糊的，像一层洗不掉的灰。

“娘，我知道了。你再给我点时间，年底之前，我一定把这事办了。”

挂了电话，我在后门口站了很久。后门外面是一条窄巷子，巷子尽头是东街的后墙，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叶子已经开始变红了，在路灯下像一片片小小的血手印。巷子里堆着几个垃圾桶，桶边散落着一些烂菜叶和塑料袋，空气里有一股酸腐的味道，混着隔壁烧烤店飘过来的炭火烟味。这条巷子我走了十三年，闭着眼睛都能走，哪里有个坑，哪里有个坎，哪里的路灯坏了，哪里的墙皮掉了，我都一清二楚。

可我不能再走下去了。

我回到后厨，继续摘芹菜。摘完芹菜又切了葱姜蒜，切完葱姜蒜又洗了几条鱼，洗完了鱼又把灶台擦了一遍。我把所有能干的活都干完了，后厨变得一尘不染，灶台亮得能照出人影，刀具码得整整齐齐，调味罐排成一条直线。我站在后厨中间，看着这一切，心里忽然很平静。这种平静不是释然，不是放下，而是一种认命之后的安宁——就像你知道这条路走到头了，不用再纠结往哪边拐了，因为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店里的时候，孙鸿运已经在吧台后面了。

他面前摆着几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钱，有整捆的百元大钞，有散开的一沓沓五十、二十的，还有一堆硬币，用报纸包着，报纸上用圆珠笔写着数字。他趴在吧台上，正在用计算器算，手指戳得噼里啪啦响，眉头拧成一个疙瘩。

“志远，你过来。”他抬起头看到我，招了招手。

我走过去。他把那几个塑料袋推到吧台上，指了指：“这里是八万三，我凑了一宿，你先拿着。剩下的四万，下个月底之前，我一定给你。”

我看着那些塑料袋，有一个是超市的购物袋，印着花花绿绿的广告，有一个是菜市场的红塑料袋，还有一个是银行的那种牛皮纸袋，边角磨破了，露出里面一沓沓的钱。这些钱，有的是他昨天下午从各个渠道凑来的，有的是他今天一大早去银行取的，有的是他跟别人借的。他把这些钱装在几个破袋子里，像装着几袋不值钱的土豆，推到我面前。

“孙哥，我说了，这个钱我不要。”

“志远，你再跟我说不要，我跟你急。”他的声音大了起来，整个店都能听到，“这个钱是你应得的，不是我给你，是你自己挣的。你在鸿运楼干了十三年，你洗了多少菜，切了多少菜，流了多少汗，受了多少累，你比我清楚。这个钱你不拿，你让我孙鸿运怎么做人？”

他拿起那包用报纸包着的硬币，在手里掂了掂，哗啦哗啦地响。硬币碰撞的声音很清脆，在清晨空荡荡的店里回荡，像一串断了线的珠子在地上弹跳。

“这些硬币是我从家里的存钱罐里翻出来的，三块五毛，不算在八万三里面，算我给你的路费。”他笑了笑，那个笑容里有很多东西，有苦涩，有释然，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义，像一锅炖了很久的汤，食材都化了，但味道全在里头。

我看着那包硬币，报纸已经被硬币的棱角磨破了几个洞，露出里面一角一角的镍币，在灯光下泛着暗淡的银色。我伸出手，把那包硬币拿起来，放进裤兜里。硬币很沉，把裤兜坠得往下坠，走路的时候会发出沉闷的碰撞声，像一个人在口袋里装了一副铁砂掌。

“谢谢孙哥。”我说。

“谢什么谢，你应得的。”他别过脸去，拿起桌上的抹布，开始擦吧台。吧台很干净，昨晚我走之前擦过了，但他还在擦，来来回回地擦，擦得吧台上那块玻璃板嘎吱嘎吱地响。他擦得很用力，手臂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像是在跟那块玻璃板较劲。

我站在吧台前面，看着他擦玻璃板。晨光从玻璃门外面照进来，落在他的身上，把他头上的白发照得一根一根的，白得刺眼。他今年四十四了，头发白了一半，比实际年龄老了不少。他老婆前年跟他离了婚，带着女儿去了省城，他一个人守着这家店，吃在店里睡在店里，把店当成了家，把员工当成了家人。他把百分之十的股份分给我，不是施舍，不是收买，是真的把我当成了自己人。只是他这个人，粗枝大叶的，说了就忘了，以为我知道了，以为我心里有数，以为那行写在记账本上的小字会自动变成我工资卡上的数字。

他不是坏人，他只是糊涂。

但糊涂和辜负之间，有时候并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

“孙哥，我走了。”我说。

“嗯。”他没有抬头，还在擦吧台。

“孙哥。”

“嗯？”

“这些年，谢谢你。”

他的抹布停在玻璃板上，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擦，擦得更用力了，嘎吱嘎吱的声音更大了，大到像是什么东西在断裂。我没有再说什么，转身推开了鸿运楼的玻璃门。

门上的风铃响了，叮叮当当的，声音很好听。这个风铃是我三年前换的，以前那个铜的锈得不成样子，风吹都不响了，我在小商品市场花了十五块钱买了这个新的，玻璃的，风吹起来叮叮当当的，清脆悦耳。孙鸿运说这风铃太脆了，像个姑娘家戴的首饰，不像饭店用的。我说好听就行，客人听着心情好，吃得就多。他没再说什么，那个风铃就一直挂在那里，一晃三年了。

我走出鸿运楼，站在东街的人行道上。早晨的街已经热闹起来了，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热气，油炸鬼的香味飘得满街都是，上班的人骑着电动车从我身边嗖嗖地过去，带起一阵阵风。我站在这些人和车中间，像一块被潮水冲刷了很久的石头，终于被冲上了岸，搁浅在一片陌生的沙滩上。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那包硬币，硬硬的，沉甸甸的，隔着裤兜的布料，硌着我的大腿。我从里面摸出一枚一元的硬币，在手里转了转，硬币的边缘很光滑，已经被磨得发亮了，不知道在孙鸿运家的存钱罐里躺了多少年。我把硬币塞回口袋，背着那个装着八万三千块钱的破袋子，沿着东街往前走，没有回头。

我知道孙鸿运站在鸿运楼的玻璃门后面看着我。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胖胖的身体贴在玻璃门上，把玻璃门压得微微变形，他的呼吸在玻璃上哈出一层白雾，模糊了他的脸。他在看我，在等着我回头。只要我回头看一眼，他就会推开玻璃门跑出来，拉着我的胳膊，说“志远，别走了，我再给你加点股份，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你说多少就多少”。

我没有回头。

不是不想，是不敢。我怕我一回头，就走不了了。不是因为他会加股份，是因为我会心软。十三年的情分，不是几万块钱能衡量的，也不是一句“糊涂”就能抹掉的。他是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大哥，是那个在我最落魄的时候给了我一口饭的人，是那个在我娘生病住院的时候二话不说借了我两万块钱的人，是那个每年过年都会给我包一个红包、笑着说“志远，明年干得更好”的人。

但他也是那个让我在鸿运楼干了十三年、每个月拿着三千块工资的人。这两件事，是同一个人的同一双手做的。一只手给我递过饭碗，另一只手把我按在了原地。

走到东街拐角的时候，我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硬币，放在手心。阳光照在硬币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我数了数，一共三块五，够买两个包子、一碗豆浆。我把硬币重新包好，塞回口袋，转身走进了那条通往汽车站的巷子。

巷子很长，两边是高高的围墙，墙头上长着狗尾巴草，在晨风里摇摇晃晃的。我的影子在墙上跟着我走，瘦长的，灰扑扑的，像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么。我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不知道口袋里那八万三千块钱够我撑多久。但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到鸿运楼了，不会再站在那个后厨的灶台前，不会再切那些土豆丝、摘那些芹菜、洗那些鱼。

那个灶台、那把菜刀、那口锅，还有那个挂在玻璃门上的风铃，都留在了身后。它们会继续在那里，等着另一个人来擦、来洗、来切、来煮。那个人可能叫别的名字，可能是从别的村子来的，可能也会蹲在鸿运楼门口啃冷馒头，也可能不会。

风铃在远处叮叮当当地响了一下，也许是风，也许是有人推门。

我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