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红昊 | 高考成绩对拔尖学生大学学业发展的短期识别力与长期预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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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红昊.(2026).高考成绩对拔尖学生大学学业发展的短期识别力与长期预测力. 中国远程教育(3),24-42.

高考成绩对拔尖学生大学学业发展的短期识别力与长期预测力
金红昊

【摘要】如何科学甄别学科素养与核心能力，为高等教育选拔最具发展潜力的生源，不仅是高考改革的重要目标，更是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育的关键环节。本研究基于全国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调查数据库，采用追踪研究设计，实证考察高考成绩对拔尖学生大学学业发展的短期识别力与长期预测力。结果显示，标准化高考成绩对拔尖学生大一学年的学业表现及价值认知具有显著识别力，但在通用能力等领域尚未呈现出识别效应。此外，如将分析视野延伸至大学全学年，高考成绩对拔尖学生学业发展的长期预测力出现一定衰减特征。鉴于此，需构建适配拔尖学生成长规律的差异化选拔识别体系，从而为拔尖创新人才的系统涌现奠定基础。

【关键词】拔尖学生; 拔尖创新人才; 高考成绩; 选拔效果; 追踪研究

一、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叠的背景下，全球经济秩序和发展格局将迎来深刻转型，以科技创新和顶尖人才为标尺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郑泉水 等, 2021）。受单边主义与逆全球化浪潮冲击，我国面临发达国家关键技术封锁与人才交流阻断的双重挑战。在这一历史窗口期，如何构建高质量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为核心技术突破、抢占产业制高点提供坚实智力支撑，已成为关乎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议题。

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培养的拔尖本科生是拔尖创新人才涌现的基础。长期以来，其识别与选拔问题受到各国教育系统的重点关注。秉持动态发展论的基本观点，拔尖学生兼具突出的创新潜能、较强的内在动机与扎实的学业基础，其成长过程呈现长周期、累积性与生成式的特征，因此需要采取多元化、动态化、开放式的选拔机制（戴耘, 2024; 金红昊, 2024）。但以升学考试为核心的传统人才选拔模式囿于评价内容固定化、评价方式规制化与评价手段单一化等，难以有效回应拔尖学生的特殊发展需求，甚至可能对其创造性和内驱力产生抑制效应（柯政 & 李恬, 2023）。因此，亟须通过育人机制创新，构建适配拔尖学生成长规律的差异化选拔识别框架，实现优质资源与个体发展需求的高效适配，从而为拔尖创新人才的系统涌现奠定基础。

高考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选拔的主导性制度安排，在拔尖学生“早期培育—选拔识别—长期发展”的贯通式培养框架中具有独特的影响力。一方面，高考设定的考查内容与标准，对高中乃至整个基础教育阶段会产生强烈的引导效应，深刻形塑着拔尖学生的早期学业经历与认知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高考通过建立学科能力与创新潜质的综合筛选机制，为学术选拔性较高的研究型大学提供生源，维持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基准。同时，高考通过梯度化分数分布，保障了拔尖学生获得与其学术禀赋相匹配的升学机会，使不同层次高校能够承接具有差异化背景的生源。整体而言，高考上承高等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下接基础教育育人方式改革的诉求，通过制度牵引释放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协同效应，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处于枢纽位置。

随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高考与拔尖学生选拔的政策适配性问题也受到宏观政策层面的高度重视。一方面，自2014年起，我国启动了长达10余年的高考综合改革，旨在通过“3+3”考试模式等制度创新，提升升学选拔的多元化与自主性，改善人才选拔效果。已有研究普遍认为，高考改革取得了比较积极的政策效果，有效提升了升学者的专业兴趣及满意度（刘海峰 等, 2023）。另一方面，随着高考改革进入政策深化期，《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再次强调，高考应“重点强化学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考查”，进而“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新华社，2025）。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升高考对拔尖学生的选拔效率，已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系统培育亟待解决的新挑战。

事实上，围绕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ing，ACT）等选拔性考试对拔尖学生大学发展的预测效果，经过长期实证探索已取得了一定研究进展，为高等教育人才选拔实践提供了切实支撑（Atkinson & Geiser, 2009）。将视角转向本土，目前针对高考选拔效果的实证评估相对匮乏，特别是聚焦拔尖学生的追踪性研究暂处于缺位状态。鉴于此，本研究依托全国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调查数据库，构建一个覆盖多时点学业表现、通用能力与价值认知的分析框架，实证考察高考成绩对拔尖学生学业发展的短期识别力与长期预测力。相关结论不仅有助于从学理层面深化对人才选拔机制的理解，更能在实践层面为优化高考评价体系，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涌现提供政策参考。

二、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拔尖学生识别的理论演进与实践转向

拔尖学生及其所指向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作为一种本土性政策话语，衍生于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和科技博弈的迫切现实需求，但其理论脉络可溯源至英才教育与创新教育的学术谱系。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人力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各国政府都将高层次人才的选育机制纳入顶层政策设计，继而在拔尖学生培育、英才发展等领域萌生出丰富的学理分析与实践探索。纵览已有研究，聚焦拔尖学生识别，既有文献的理论视角历经了从静态筛选论到动态发展论的重要转折。

静态筛选论认为，“资优”是一种先赋性、稳态化的特质，通常被定义为智力及其各种表征结构（如流体智力、晶体智力等）（Abeysekera, 2014），能够带来较高的学业成就，并伴随个体生涯发展的全过程。因此，教育系统需要在常规轨道之外，开发独立化、封闭式的英才项目，通过标准化测量工具识别高潜力学生并开展针对性培训（Johnsen, 2024）。基于上述假定，学界开发了涵盖智力、创造力与审辩思维等在内的一系列标准化测量工具，尝试据此预测个体取得未来成就的可能性，从而实现人才的早期筛选。

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于标准化测试效果的实证检验，针对其效度的质疑开始浮现。学界逐渐发现，标准化测试对拔尖学生发展的甄别力具有显著的局限性，大量早期被视作英才的学生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就（Pfeiffer, 2012）。具有较高学术选拔性的研究型大学，其录取标准的效度也饱受争议（Espenshade & Chung, 2005; Jayakumar & Page, 2021）。因此，研究者意识到，静态筛选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发展规律，“拔尖”与“创新”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张力。

面对上述矛盾，动态发展论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阐释路径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动态发展论提出，“资优”与“英才”均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并非自然事实，只能被视作一种对学生进行人为分类的方式（Borland, 2005）。换言之，拔尖学生与非拔尖学生之间，并不存在某些实质性或永久性的差异，仅是在特定时期、特定领域内的表现差异（Johnsen, 2024）。在此背景下，多元智能理论、专长理论等新的阐释路径逐渐发展起来，英才和天赋的定义被拓宽，对拔尖学生的识别也超越学科表现的狭窄范畴，开始关注非认知因素、情境因素以及情感因素的作用（Abeysekera, 2014）。

与上述理论相呼应，拔尖学生识别相关实践开始出现一系列进展，可以概述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从静态识别转向动态识别。拔尖学生的传统识别主要采取以表现主义为核心的单时点评价（如升学考试等），这会导致大量基础较弱但极具发展潜质的学生难以获得识别和培养的机会。事实上，“资优”并非定论，而是一种随时萌发的可能性（Ziegler & Phillipson, 2012）。因此，需要引入更具过程性、发展性的识别手段，关注学生能力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从而克服评价中潜在的文化、教育和情境偏差（Cao et al., 2017）。如成长建模是目前取得一定共识的有效识别程序，该方法通过采集至少3—4个不同时间点的学业信息，构建纵向发展曲线，全面评估个体的成长进度，比较实际表现与预期表现之间的差异，从而为人才创造持续发展的机会（McCoach et al., 2013）。

二是从结构化识别转向开放式识别。拔尖学生的传统识别手段往往聚焦于学业领域内部，采用结构化、标准化、封闭式的评价工具，过度关注成绩指标。但实证研究表明，高成就人才的发展不仅仅依托认知或学业层面的能力，更涉及创新能力、人际能力、内在动机等非认知能力的协同作用（Passow & Passow, 2017）。如果仅聚焦于可结构化的学业表现，不仅会诱发评价体系的系统偏差，更会导致被识别学生群体出现高度同质化倾向（McBee et al., 2014）。因此，对拔尖学生的识别不应局限于单一维度，而应采用标准化测试、能力测评、项目化测试等多元方式，特别是在没有明确标准的非学术领域中发现人才，从而构建更具异质性的识别体系。此外，通过使用与多种才能领域相适配的多元评估，在各类结果的交叉互证之下，整个识别过程也能获得更高的效度保障（Johnsen, 2024）。

三是从精英取向转向普适取向。拔尖学生选育作为一种教育干预机制，应该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多元性，需谨慎避免对某些群体的排斥。研究显示，部分群体（如家庭经济背景薄弱学生、农村地区学生等）在现有识别体系中面临显著的结构性障碍（Hemingway, 2022）。因此，教育系统需要向所有学生提供才能发展机会，借助差异化教学策略，精准识别并着力培育此类学生的个性禀赋与发展潜能。这种转向要求识别系统保持开放性，能够响应个别学生的独特需求和优势领域，同时整合学校、家庭和社区的资源，形成多维支持网络（Johnsen, 2024）。

四是从量化评价转向复合评价。针对拔尖学生群体，传统识别手段多采用量化评价方式，通过划定明确分数线进行二元分类，将成绩表现高于和低于该分数线的学生予以分类培养。这一处理方式虽然具有操作层面的便捷性，但已经引发了广泛的批评。其中，最有力度的驳斥来自史蒂文•法伊弗（Pfeiffer, S. I.），他指出，量化人才选拔会导致荒谬的结果，我们录取一个测试得分130分的学生，而放弃一个测试得分129分的学生，但事实上，两者并无什么区别（Pfeiffer, 2012）。因此，拔尖学生识别有必要引入学业经历记录、自我陈述、成长档案等质性材料。这些质性数据有助于揭示学生的个性化才能发展轨迹，通过与量化结果形成互补，可以建立更具综合性和解释力的评价框架（Johnsen & Ryser, 1997; Lee & Olszewski-Kubilius, 2006）。

（二）高考与拔尖学生学业发展

聚焦大学入学考试对拔尖学生的选拔效果，国际研究围绕ACT等典型标准化测试开展了长期实证研究，已形成较为稳定的研究结论。一方面，标准化测试对于升学者大学早期的学业表现具有较强预测力，可以部分解释大一学生平均学分绩点的方差变化（Stemler, 2012）。但其预测能力呈现出明显的时效衰减特征，当观测视野延伸至毕业率、非认知能力发展等长期指标时，标准化测试的解释效力十分有限（Makransky et al., 2017）。另一方面，基于对多种指标的比较分析，已有研究揭示出更具启示性的结果：相较于大学入学测试成绩，高中阶段的学业背景，特别是高中课程成绩、高中进阶课程修习等指标，对于大学长期发展而言更具预测优势（Atkinson & Geiser, 2009）。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精英高校的选拔机制改革。目前，以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为代表的部分高选拔性精英大学，开始推行标准化测试成绩的可选提供政策，即允许申请者不提供考试成绩，并同时加重对高中学业背景的考察，从而提升录取标准的科学性（Bennett, 2022）。

尽管我国针对拔尖学生群体，也有竞赛招生、强基计划等特殊入学渠道，但不可否认，高考依旧是最主流的筛选机制。在拔尖学生的贯通式培养历程中（如图1所示），高考同时承担着引导基础教育育人实践、维持高等教育生源基础的双重功能，堪称拔尖学生选育体系的枢纽。围绕高考与拔尖学生发展议题，国内既有文献尚未达共识，仍存在一定的讨论空间。

图1 高考对拔尖学生贯通式培养的作用机制

持有积极观点的研究者认同高考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识别效果，特别是历经多轮改革调试，高考评价的取向已经出现了重要转变。其命题方式从记忆性内容转向理解性与应用性内容，也注重引入文理交融、学科交叉的分析视野，这有助于对学生综合素养的全面评价（南晓鹏 & 王新凤, 2022; 王新凤, 2024）。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对审慎的观点。高考具有考查内容标准化、测试形式固定化、评价手段单一化等特征，诱发了基础教育长期存在的应试化培养倾向（金红昊 等, 2022）。以形式训练、等量知识水平的重复学习为核心的高中教学模式，有悖于拔尖学生自主探索的成长规律，使得高中—大学教育衔接出现断点，拔尖学生的贯通式发展被考试选拔阻断（戴耘, 2024）。此外，也有学者对高考的功能定位提出了深刻反思（陆一, 2022）。作为大学入学选拔性测试，高考承担了过度复杂的人才识别功能，需要在一份测量工具中，同时甄别出拔尖学生、普通学生与薄弱学生三类群体，这在制度逻辑层面制约了高考的资优判别效度。

（三）分析框架

本研究立足中国高考制度情境，构建了如图2所示的分析框架。通过纵向追踪设计，着重考察选拔性考试在拔尖学生发展进程中的动态作用机制。

图2 分析框架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突破传统截面分析的局限，通过“高考选拔—大学新生年发展—大学全学年发展”的动态观测视角①，系统评估高考成绩的双重效能：既检验其作为选拔工具对新生适应期的短期识别力，亦追踪其作为预测指标对大学生学业全程的长期解释力。这种时序分析不仅能够揭示标准化考试在人才筛选中的即时效应，更能捕捉到高等教育过程中拔尖学生发展轨迹与高考成绩的动态关联。

判断高考对拔尖学生的选拔识别效果，需要从高考考查目标出发，分析高考成绩与学生在大学阶段的各项关键能力发展情况的关联性。就观测指标而言，本研究主要参考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的《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对高考考查目标的界定——高考评价目标包括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和考查内容四个层面（教育部考试中心, 2019, pp.20-26）。其中，考查内容主要针对高中课程知识结构相关情况，因此，本研究聚焦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和关键能力三大层面确定观测指标，参考已有文献对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的探讨，引入学业表现、通用能力与价值认知三个彼此关联的观测维度，旨在系统分析高考成绩对拔尖学生大学综合发展的识别力与预测力。

首先，学业表现集中体现了拔尖学生的专业基础和知识积累，是其大学学业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唯有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深厚的学科知识储备，方能在未来进入职业轨道后实现顺利衔接与持续发展，这也体现了高考人才选拔以学科素养为重的内在依据。其次，在通用能力层面，拔尖学生的成长依托一系列通用能力的全面发展，包括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以及人际交往与团队协作能力等，这些能力是其应对复杂情境与推动学科前沿进步的关键支撑。在《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中，强化能力评价已成为高考改革的重要方向，诸如实践操作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等多个关键能力群均被纳入评价范围。最后，在价值认知层面，拔尖学生不仅应拥有扎实的专业素养，更需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与道德认知，将坚定的意志品质与专业情怀融入个人成长全过程。在《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中，核心价值观考察也被置于评价体系的核心位置，强调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教育部考试中心, 2019, pp.26-31）。

整体而言，学业表现、通用能力与价值认知三大维度，不仅契合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更与我国高考评价的目标导向高度一致，是分析高考对拔尖学生选拔效果的良好观测指标。尽管价值观、综合能力等非学业评价维度并非高考试题的直接考查内容，但它们却是拔尖学生选拔与后续培养的关键要素，对研判高分学生在大学阶段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使用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实施的“全国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调查”数据库开展实证分析。数据库采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法，基于研究型大学、普通本科院校、民办本科院校的分布情况，在全国分区域（东部、中部、西部）随机抽取调查院校。在调查院校内部，基于各院系、各学科门类、各年级在读学生的规模占比开展随机抽样。问卷针对2018级本科生发放，在大一学年末开展基线轮调查，并在大四学年末开展追踪轮调查，共获得17,958份有效样本。其中，男性样本占比44.2%，女性样本占比55.8%；工学类专业样本占比43.8%，人文类专业样本占比13.5%，理学类专业样本占比7.0%，社科类专业占比35.7%。样本结构与我国本科在校生结构基本吻合，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为探讨高考对拔尖学生的选拔效果，如何科学界定此类学生是本研究实证分析的基础。立足动态发展论的理论视角，本研究将“拔尖潜质”界定为一种在学业与创新领域可培育的发展潜能，而非少数天赋异禀者所独有的固化特质。其核心假设在于，该潜质能够通过科学的选育机制得以有效激发②（Johnsen, 2024）。这一分析视角更契合我国促进拔尖创新人才系统涌现的政策取向。因此，在样本筛选过程中，参考已有研究（徐国兴, 2020），将分析样本确定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生群体。这可以观测学业基础比较良好的学生群体的发展情况，避免拔尖学生概念的过度泛化。同时防止因过于狭窄的对象界定而造成的遗漏。总体而言，本研究采用比较开放、稳妥的研究对象选择策略。

本研究对原始数据开展了一系列样本筛选与清洗工作。一是将基线轮样本与追踪轮样本进行纵向匹配，形成本科生长周期发展情况的追踪数据集。二是剔除在高考成绩、大学综合学业发展等关键变量存在奇异值的样本。

（二）变量操作化

表1呈现了本研究使用的主要变量及其操作化情况。就被解释变量而言，基于分析框架，本研究从学业表现、通用能力与价值认知三大维度观测拔尖学生的大学综合发展，从而拓宽分析视野。其中，学业表现主要采用学生大学百分制平均学分绩点，通用能力则涵盖同理心、包容心、团队合作、问题解决、创新能力、社会责任六项指标，二者结合有助于系统考察拔尖学生的认知与非认知发展。此外，本研究也将价值认知指标纳入分析框架，从而观测拔尖学生在择业观、金钱观、公共利益、学术规范等方面的认知情况。考虑到通用能力与价值认知两大维度采用主观量表测量，本研究开展了信效度评估分析。结果显示，两个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9以上，验证性因子分析KMO值均在0.8以上，且各题项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0.5，测量信度和结构效度良好。

表1 变量与操作化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拔尖学生的高考成绩，考虑到不同省份、不同科类的考试内容不同，原始高考分数不具备可比性，因而需要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参考刘精明（2014）的处理方式，先将样本划分为生源省份+高考科类的若干子集，如山西省文科、湖北省理科等，再于各子集内部，对高考成绩进行如式（1）所示的标准化转换。

式（1）中，脚标i代表样本个体，脚标p代表样本生源省份，脚标s代表样本高考科类，mean与stdev分别为求均值与标准差的算子，Standard CEE Scoreijk即为来自j省份的k科类样本i的标准化高考成绩，这一处理使得该成绩具有一定的横向可比性。

为提升系数估计结果的科学性，本研究将一系列协变量纳入模型，予以控制。包括个体特征、高中学业基础、大学学业投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其具体操作化指标详见表1。

此外，本研究同时控制高校与专业双重固定效应，从而消除被解释变量在高校间、专业间不可观测的系统性差异。

（三）模型设定与分析策略

本研究构建如式（2）所示的基准回归模型。

式（2）中，脚标i、j、k分别代表样本个体、就读高校及就读专业，β0为截距项，εijk为随机扰动项。College Academic Developmentijk为被解释变量，即拔尖学生在学业表现、通用能力与价值认知维度的大学学业发展情况。Standard CEE Scoreijk为核心解释变量（标准化高考成绩），β1为本研究所关注的待估系数，即高考对拔尖学生综合发展的短期识别力与长期预测力。Characteristicijk、Highschoolijk、Academic Involvementijk、SESijk分别为个体特征、高中学业基础、大学学业投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协变量。

本研究面临一定的内生性风险，在升学阶段，高考成绩本身就是对学生学业表现的一次筛选，这可能导致对高考识别效果的低估。因此，本研究在模型中纳入高校、专业双重固定效应，分别处理不同高校间、不同专业间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上述内生性问题。

具体而言，高校固定效应用于处理高校间系统性差异造成的影响，如高水平大学学生学业发展整体居于优势，这种平台效应可能遮蔽了高考成绩的识别效果。专业固定效应旨在解决不同专业间的差异问题，如人文、社科、工学与理学各类专业之间的固有差异。

在操作层面，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在模型中引入一系列是否就读于各高校、是否就读于各专业的虚拟变量，从而为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样本群组赋予单独的截距项。式（2）中Collegeik与Majorij分别为高校层面与专业层面的固定效应。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探究高考选拔效果的异质性特征，本研究引入分位数回归模型，在因变量的不同分位数点，观测影响规模与显著性的变化。这可以揭示高考成绩对于综合发展偏优或偏弱的拔尖学生的识别力是否存在差异。模型设定如式（3）所示。

其中Qτ (High-Potential Students Developmentijk)表示被解释变量在τ分位数点的情况。与之对应，γ1,τ为因变量处于τ分位数点时，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

四、

实证分析

（一）高考成绩对拔尖学生大学学业发展的短期识别力

本研究基于基准回归模型，聚焦“双一流”建设高校样本，考察高考成绩对学生大学新生年综合学业发展的短期识别力，表2呈现了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表2 高考成绩对拔尖学生大学学业发展的短期识别力分析结果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0.10，***p＜0.01。

表2的基准回归模型验证了高考的差异化识别效果。就学术潜力较强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样本而言，在大学新生年，高考成绩对拔尖学生的识别效果集中体现于学业表现与价值认知层面。具体而言，在控制基础变量后，标准化高考成绩每提升1个标准差，拔尖学生的新生年学生平均学分绩点会显著提升0.946分（p<0.01），价值认知水平会提升0.038分（p<0.10）。值得注意的是，模型估计结果在通用能力（β=0.031，p>0.10）维度未发现显著关联。综合而言，在大一新生年阶段，高考可以有效识别出学业表现优良、具有公共情怀的拔尖学生，其选拔效果主要集中在学业表现与价值认知层面。

为进一步考察高考选拔效果的潜在异质性，本研究引入分位数回归模型，观测在被解释变量不同分位数点上，回归系数的变动趋势，表3和图3呈现了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考虑到基准回归验证了高考对拔尖学生大学学业表现和价值认知发展的识别力，分位数回归也聚焦这两个维度展开。

表3 分位数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0.05，***p＜0.01。

图3 分位数回归系数分布图

表3和图3分析结果显示，对就读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拔尖学生而言，高考短期识别力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特征，呈现出随被解释变量分位数提升而不断下滑的态势。

在新生年学业表现方面（Panel A），对于学业表现处于20分位数的较低区间学生，高考具有比较突出的选拔效果。标准化高考成绩每提升1个标准差，拔尖学生的大一平均学分绩点会提升约1.823分（p＜0.01）。但是随着分位数的提升，高考成绩的识别力在逐步下降。在80分位数的较高区间，标准化高考成绩与拔尖学生学业表现的关联系数下降至0.727（p＜0.01）。

在新生年价值认知维度（Panel B），分位数回归揭示了相似的分析结果。在价值认知处于20%较低分位数的拔尖学生群体中，标准化高考成绩每提升1个标准差，其价值认知水平会提升约0.080分（p＜0.01），这一系数规模相当可观。而当被解释变量提升至50分位数及以上时，标准化高考成绩对拔尖学生的新生年价值认知，则不再具备正向识别力。

整体而言，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高考对拔尖学生的识别效果，主要体现在综合发展处于平均水平及以下的群体。而对学业表现、价值认知处于优势位置的拔尖学生，高考识别效果仍相对薄弱。

（二）高考成绩对拔尖学生大学学业发展的长期预测力

本研究基于大一至大四全学年追踪调查样本，拓展观测周期，从更长的时间周期分析高考成绩对拔尖学生综合发展的长期预测力，相关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高考成绩对拔尖学生大学学业发展的长期预测力分析结果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0.01。

表4分析结果显示，就大学全学年而言，高考成绩对拔尖学生综合发展的长期预测力主要体现在学业表现方面。而在通用能力与价值认知维度，高考成绩并不具备显著预测力。具体来看，就学业表现而言，标准化高考成绩每提升1个标准差，拔尖学生大学全学年平均学分绩点将提升0.540分。尽管其影响规模较新生年学生而言，出现一定幅度的收缩，但仍然显著存在。反之，在价值认知维度，对新生年学生存在的识别效应（β=0.038，p<0.10）在四年追踪中逐渐消失（β=0.024，p>0.10）。这一结果证实，在学业层面，高考对拔尖学生具有较长周期的选拔效果，而在能力、志趣与价值等非认知层面，高考选拔效果则具有一定的短时性。

五、

结论与讨论

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一书中，杰罗姆•卡拉贝尔（Karabei, J.）基于对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三所名校百余年招生史的分析指出，精英大学的入学标准集中体现了一个时代对于“英才”的定义：哪些年轻人具有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潜力？哪些能力和品质被时代所看重？探索暗藏在招生标准背后，英才的选拔映射出特定时代的价值取向与社会结构（杰罗姆•卡拉贝尔, 2014, pp.708-740）。当前，随着我国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升为国家战略，高考作为高等教育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安排，亟须在保持公平底线的同时，强化对拔尖学生选育的政策适配性。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覆盖大学新生年至全学年学业发展的纵向分析框架，依托全国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调查数据库，基于纵向追踪研究设计考察了高考对于拔尖学生的选拔效果，主要研究结论概述如下。其一，在大学新生年，标准化高考成绩可以有效预测拔尖学生的学业表现与价值认知，但对于通用能力发展尚未呈现显著识别效果。其二，高考对拔尖学生的短期识别力存在异质性特征，对于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拔尖学生群体，高考识别效果相对有限。其三，将分析视野拓展至大学全学年，高考对于拔尖学生综合发展的预测力出现一定的衰减特征，高考成绩与拔尖学生长期发展的动态关联性较弱。

上述研究结论可以为深化高考综合改革，促进拔尖学生培养，推动拔尖创新人才涌现等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首先，针对拔尖学生特殊发展需求，应优化高考评价机制，引入更具综合性与灵活性的识别工具。本研究结论显示，高考对拔尖学生学业发展层面的选拔效果比较显著，这与已有研究对选拔性考试效力的分析结论基本吻合（Stemler, 2012）。但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拔尖学生而言，其长期发展更依赖于一系列学业之外的综合素质。如对专业领域的情感融入与研究志趣，广博的知识视野与创新潜质等。鉴于此，在深化高考综合改革的进程中，亟须构建与拔尖学生成长规律相适配的评价体系。就识别工具而言，可尝试设置拓展性试题模块，引入开放性情境和研究型题目，识别学生的学科潜能和创新思维。据此，可建立梯度化的评价框架，避免单一考察取向造成的人才识别偏误风险。

其次，在选拔性考试成绩之外，高等教育应该引入更为多元的招生标准，探索综合评价招生模式。一方面，以研究型大学为主导，探索引入更为灵活的招生模式。例如通过特定项目的表现性评估，识别学生在具体情境下的创新素养（Cao et al., 2017）；或组织以迷你面试（Mini Interview）为核心的综合评估，判断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发展水平（Makransky et al., 2017）等。另一方面，考虑到拔尖学生的能力特质，可以在部分高校试点探索“考招分离”的招生模式，避免统一考试对创新潜能识别的失灵，从而在制度层面破解“唯分数论”对拔尖创新人才选拔的约束。

最后，缓解“拔尖”与“创新”之间的张力，实现人才培育与选拔之间的系统协同，在根本上有赖于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顺畅衔接，突破学段壁垒，从而实现拔尖学生的贯通式培养。在高考选拔引导下，拔尖学生会形成规制性色彩浓厚的学习行为倾向，并延续至高等教育阶段。面对这一情境，应在基础教育阶段构筑更具自主性的教学与学习环境，实现高中至大学人才选育机制的一体化设计，以适配拔尖学生的动态发展需求。为实现上述目标，一方面，大学教育需强化对基础教育系统的回应性，尝试开展广泛的协同培养计划，为高中教学转型提供必要支持。特别是在国内高中教学资源相对有限的现实情境下，各区域高等院校可以加强与属地高中的互动，将大学学术系统的影响力向高中教育渗透。另一方面，基础教育需要克服应试化倾向，特别是高中教育阶段，需着重弱化教学管理的规制型色彩，尊重学生学习自主权，为拔尖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赋予充分空间。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有待在未来研究予以突破。一方面，由于高考成绩与学生入读的高校层次之间存在较强关联性，其选拔效果已经在院校分流中有所体现。尽管本研究通过限定“双一流”建设高校样本，在模型中引入高校固定效应等手段予以处理，但仍存在低估高考选拔效果的风险。未来研究可以引入断点回归、自然实验等策略，实现更为科学、精准的估计。另一方面，尽管本研究基于追踪调查，采集了拔尖学生大学新生年短期与全学年的长周期发展特征，但观测视野仍存在一定局限性，特别是缺乏对拔尖学生高中教育阶段学业经历的分析。未来研究可以着手建立跨学段的长期追踪微观数据库，广泛采集学生基础教育阶段的多元学业经历、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业参与及成就乃至长期职业发展状况，以实证证据提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进而助力贯通式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注释：

① 在本研究中，大学新生年指大一全学年，大学全学年指大一至大四4个学年。

② 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从英文表述中更为直观地体现出来，前者往往采用“High-Potential Students”概念，后者则采用“Gifted Students”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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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ort-Term Identification Power and Long-Term Predictive Validity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ores for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High-Potential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Jin Honghao

Abstract:Scientifically identifying disciplinary literacy and core competencies in order to select students with the greatest developmental potential for higher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key policy objective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but also a critical link in the cultivation of top innovative talents in China. Drawing on data from the National Survey on Teaching Quality and Student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is study adopts a longitudinal research design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short-term identification power and long-term predictive validity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ores for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high-potential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tandardized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ores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identification power with respect to high-potential students’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value perceptions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university, while no clear identification effects are observed in domains such as generic competencies. Moreover, when the analytical horizon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entire period of undergraduate study, the long-term predictive validity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ores for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high-potential students exhibits a certain degree of attenuation. In light of these result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differentiated se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framework that is aligned with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high-potential students, thereby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systematic emergence of top innovative talents.

Keywords:high-potential students; top innovative talent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ores; selection effectiveness; longitudinal study

作者简介

金红昊，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讲师（武汉 43007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25年度青年项目“资优学生贯通式培养中的高中—大学衔接机制研究——基于跨学段追踪调查数据”（项目编号：72504098）

责任编辑：单玲 陈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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