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黎明写着信】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构建绝美森林 | 连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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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的诱惑

我曾离家一万公里，那个城市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森林。我喜欢背着双肩包，走路到一公里外的超市买菜：因为路上会穿过一小段森林。这些森林保持着天然的状态，没有雕刻的松树，没有假山和喷泉，路面也往往是沙砾小道。

我在森林里遇到过落日时分，霞光从参天大树的缝隙里漏下，丁达尔效应构成的奇幻时刻让我仿佛离开了人间，甚至恍然觉得有神祇降临身旁。我遇到过盛开的野铃兰花，洁白，细小，繁茂，成片出现在眼前，像一个童话的入口。我遇到过一群群幼鹿，它们缓缓地四足交替，奔跑着穿过林间小道，消失在林中，犹如梦境。潮湿的季节，森林地上四处是翠绿的苔藓，我常常忍不住捡起几块，回去养在清水中。

我读到一篇报道，说警方从本市最大的森林里发现了一对父子。他们进入森林已经许多年了，进去后就没有出来过，他们在森林中漫无目的地流浪，直到被警察无意间发现了行踪，“救”了出来，回归了社会。

那以后，每逢出门，关上门的一刻，我会想：灶上的火关了吗？晾着的衣服收好了吗？书桌上的毛笔清洗了吗？相机从三脚架上取下了吗？……如果所有物品都收拾完好，各就其位，那么，这次我是否可以去森林，不再回来？

森林在召唤我，我真切地这么觉得。

什么也不带，跳上地铁，到那个最大的森林去，去往森林深处。每当这个念头升起，我就像沉入水流一样，心中涌起零度般的寂静。我渴望这寂静。

……但我始终没有走进森林深处，我读到两个失去至亲的人如何继续他们的生活：

日本舞者土方巽，在他最亲爱的姐姐去世后蓄起了长须，为的是让死去的姐姐“住在我的身体里面”，从此后，当他投入地创作舞踏时，他感觉到，“姐姐将我身体里的黑暗煮着吃”。因而，“……当我在打滚时，那是因为姐姐在打滚。就这样，我与姐姐比任何人都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法国作家罗兰·巴特在母亲去世后，决定住在“母亲的生活方式”里，为此放弃个人旅行：“我继续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她的价值，做她以前做给我吃的食物，维持她在家里的秩序，以她那种独特的结合道德与美感的生活方式、过居家日子的方式。而这种实践式的持家‘性格’在旅行中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家里才行。旅行，就是跟她分开——她不在之后，更是如此——因为她只存在于最私密的日常生活之中。”

至爱者的永别，构成在世者的“内在律法”，他们走了，却在现实中愈加无处不在。至亲的离开对在世者而言，时间从此静止、定格。

土方巽和罗兰·巴特对我的触动是深远的，他们以艺术般的方式让我共情到那灾难一般的苦痛。想到父亲在每个新年发来的信息总写着：“希望你平安，健康，幸福。”我便无法去无限接近森林带给我的零度寂静。中国有古训“父母在，不远游”，对我来说这句话的意味便是：父母在，不走进森林。

地震时刻

郑愁予有一首很美的诗《小小的岛》：“你住的小小的岛我正思念/那儿属于热带，属于青青的国度/……你住的那小小的岛我难描绘/难绘那儿的午寐有轻轻的地震……”

有几年，我在诗中这个亚热带海岛上生活，“轻轻的地震”成为常态。有时是白天，书桌边的我感到一阵眩晕，起初，以为是身体出了故障，后来就懂得，此刻需要抬头看看天花板上的灯，如果它正左右摇晃，那便是海岛又上演着一场微小的地震。有时，是夜晚，沉睡的我被持续的晃动摇醒，在沉寂与黑暗中，我居住的大楼在山顶摇晃……难以描述这样的时刻，就像保罗·策兰的那个诗句：“我送给她最轻的木头棺柩/它波浪汹涌，就像我们在罗马的梦床。”梦中的波浪，死亡的棺柩，这些黑色的语词多么适合暗夜的地震中一个孤单的异乡人啊。

现实中，天摇地动并不诗意，因为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的自己会不会被就地掩埋——就像离我车程一小时的某个山村，有天午夜暴雨，泥石流滑坡，在短短几分钟里，整个村庄的房屋与数百居民便被填成了一片辽阔的石滩，幸存者寥寥，构成当地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灾害。而除了地震，这“小小的岛”上还有频繁的台风，我在山路上行走的那些下午，明明刚才还阳光明媚，突然就会电闪雷鸣，下起暴雨，人是无处可藏的，只能在暴雨里加快速度奔走，像一条在海底艰难前游的小鱼。

这些时刻，敲击着我，“如果刚才我死了……”这一发问时常涌现，对我来说，是我与死亡之间可怕而又无比宝贵的相遇。一个人可能在这相遇中开启自身，去思考生命，也可能仅仅是茫然无措地与之擦肩而过，相较之下，我选择开启，选择思考。自然灾害的恐惧体验让我理解了这一点：恐惧是一个二律背反——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同时是对生命的最高肯定。

为自己准备坟墓的人

在黔东南过“苗年”的某天，偶遇苗寨里有老人亡故。出殡的上午，我在山路上遇到亡者的亲人们扛着铁锹去挖坟。这使我震惊——我以为世界上所有人的坟墓都是提前“修”好的，除非是意外往生的人。

加缪在《反与正》中写了一个故事：一个老妇人得到一笔小额遗产，想了又想，最终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了一块墓地，立上了墓碑。之后，她迷上自己的坟墓，唯一愿意出门做的事，便是定期去看自己的墓地。她在坟前向未来的自己下跪——这样的时刻总发生在下午两点，阳光恰好将她暗色的身影投在坟上，显影出联结生死的链条。一天，有人在给亲友扫墓时怜悯这个空荡荡的墓地，便顺手在坟前放了一束鲜花，于是，老太太看到了自己死后的世界，她的内心充满“迷离的喜悦”，生死叠合的超前体验，令她不知今夕何夕。

这个故事有着我所知道的现实版：法国女艺术家苏菲·卡莱（Sophie Calle）二十多岁时，就在自家花园里给自己堆了一个小坟，为了可以不时去看一看，让“死”提前到“生”之中。她曾在访谈中提到，如果有朋友来家里做客，她总要高高兴兴地将人家带去花园里，介绍一下自己的坟。

我看过一部芬兰极光的纪录片，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每年都千里迢迢地启程，独自一人去北极圈的冰天雪地里待几天，人们问她为什么，她在寒风呼啸的镜头前笑着说：“死后我想葬在这里，所以来看看我将长眠的地方。”这个镜头曾经打动了年轻的我，于是每逢经过墓园，我都会想，是否应该在那些陌生的鲜花和墓碑之间，寻找一块自己喜爱的栖身地。

不过，现在我已改变了主意，因为中年的我开始觉得，人的死亡实际上与自己无关，一旦死去，人就无法知觉这个世界了，我们会变成一种物质，并且仅仅是物质。我只想告诉我妹妹，如果有一天我先走一步，请将我简单地抛洒，洒入离家最近的那片海。

努力活着，作为对死亡的接迎

既然死亡是既定的结局，所有人类都是朝向死亡的存在，那么如何生，才是关键命题。

我喜欢心理学家麦克利兰（David C.McClelland）的人生，他一生都很努力，并且快乐，在妻子去世后，他能够建立新的亲密关系，从不同的感情里得到幸福。我想，这才是一个心理学家应有的生活——了解自己，规避性格弱点的暗礁，不沉溺于痛苦，没有陈年伤口。

我还喜欢契诃夫的人生，他宽容、良善，因此他的一生善始善终。契诃夫买了一个小小的庄园，和家人、父母、兄弟姐妹居住在一起，并且大家都很和谐——多么温暖！我希望自己能够学习契诃夫的品格与能力。

如果说十多年来我在心理领域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锻炼了一种能够“实言”的能力。在现实中，虚言才是常态，因为虚言不需要过多思考，更能“保护”自己，在公开场合让人更“安全”——现代都市里的我们，有一种比较恒定的习惯，与人保持安全的距离，说安全的话语。

但我总想让死亡变得可以讨论，就像内心深处的困惑可以被讨论一样。因而有时，在一些聚会场合，在他人讲述人生如何有所成就之后，我会诚恳地抛出自己思索的问题，精神的虚无、意义的缺乏和人类的死亡。有时，大家的反应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受惊”，但有时，有人接住我的话题，像户外探洞那样，一起探寻和深入，或者像讨论一部电影、一场美好的晚餐那样平和地讨论死亡。这样的时刻，话语和时间变得格外珍贵，充满力量。

思量了千万遍死亡之后，我知道，自己要更好地活着。

我不需要亲自走进一座绝美森林的深处，我应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构建这样的森林深处。

或者说，思量了千万遍死亡之后，有一些无意识结构被我劈碎，有许多精神枷锁被我丢弃。我已知道，一个人每让自己产生一点新的变化，就能够从生命深处汲取新的关于活着的意义。于是，中年的我重新像一个孩子，对世界跃跃欲试。是的，我想探险，想游历，想收获，至“死”方休。

原标题：《【给黎明写着信】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构建绝美森林 | 连芷平》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钱雨彤

来源：作者：连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