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教育在尖峰时刻“破浪前行”

　　40年风雨兼程，一部法律记录了中国基础教育从“穷国办大教育”到“大国办强教育”的坚实足迹。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实施40周年。如今，中国已经从一个连小学教育都尚未普及的国家，成为拥有规模最大且高质量义务教育体系的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

　　4月10日，2026年全国教育科研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场聚焦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年度机制性会议上，来自全国教育科研战线的多方力量在回望初心与直面现实中，勾勒出义务教育迈向优质均衡、筑牢教育强国根基的清晰路径。

　　从“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到96.1%的义务教育巩固率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谈起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文斌感慨道。

　　时间拨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基础教育正处在“极度干渴”的状态。

　　当时，我国仍然有2亿多名文盲，教师的学历达标率还比较低，适龄儿童失学、辍学问题突出。“黑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着个泥孩子”，是当时许多农村小学的真实写照。

　　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然而，义务教育法起草过程曾面临两大争议：要不要坚持实行九年制？要不要收费？

　　“这两个争议实际上归根到底是钱的问题。”张文斌在现场分享了一个故事：当年起草组到青海一所小学开展调研，进入一间教室，学生全体站立鼓掌欢迎，教研人员请同学们坐下，但没人坐。“学生们不是不想坐，一看原来都没有板凳，是站着上课。”

　　“这给起草组带来很大的震撼。”张文斌说，起草组初步估算了一下，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需要几千亿元。于是，为了确保九年义务教育落地，全国普遍开展了“人民教育人民办”等群众性实践；乡村集资建校、教师走村劝学、干部包保入学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让我国全民受教育水平从1985年的人均4.3年提高到2000年的人均8.1年。15年的时间里，我国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基础教育普及之路。

　　进入21世纪，我国义务教育基本实现普及，但新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城乡、区域、校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素质教育推进受阻，应试倾向比较重，经费保障不健全，公平和质量矛盾更加突出。

　　2006年，义务教育法迎来全面修订，从18条扩充至63条。张文斌表示，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立法的核心宗旨；强化了政府投入保障责任，完成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真正转变；确立了素质教育的法律地位，强调要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促进德智体美等方面的统一与协调发展。

　　如今，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将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普九”，到2000年全国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85%的地区达标；第二阶段是“两基”，2011年所有省份通过“普九”和基本扫除青少年文盲；第三阶段是基本均衡，到2021年年底，全国所有县区均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第四阶段是从2022年到未来迈向优质均衡，全面发展的理念更鲜明，学校标准化建设的程度更高，教师队伍更强，人民群众更满意。

　　三股力量正在深刻重塑基础教育发展的底层逻辑

　　步入2026年，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永智认为，中国基础教育已迈入历史性变革的“尖峰时刻”。他观察到，有三股力量正在深刻重塑基础教育发展的底层逻辑。

　　在人口结构深刻调整的背景下，“近期以质补量，长期以量保质，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原则”。李永智表示，学龄人口变动，城乡结构变化，对基础教育资源的动态适配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其次是新一代生成式AI正在改变人类和机器的能力边界，基础教育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评价体系，甚至育人目标都在被重新定义，“我们不能再以工业时代的思维办今天的学校”。

　　其三，社会对教育公平和质量的双重期待也在持续走高。李永智提到，如今人民群众对优质均衡基础教育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我们追求的公平是更高质量的整体公平”。

　　近年来，“优质均衡发展”一直是义务教育的发展关键词。《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强校长、教师区域内统筹调配、交流轮岗，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

　　在政策的引领下，基础教育在面临挑战的同时正在探索转型新机遇。当前，学龄人口梯次达峰正在影响教育资源配置，跨学段、跨区域资源调配障碍较多，对资源配置的精准性、灵活性、前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厚莲看来，学龄人口总量下降可以适度缓解教育资源总量配置压力，实现从“上得了学”到“上好学”的转变，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升。“近几年国家提出统筹0-6岁育幼服务资源，大力开展托幼一体化，这些都有利于积累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来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刘厚莲举例说。

　　身处教育一线，四川省成都市实验小学校长李蓓对学龄人口变化带来的资源配置影响深有体会。她指出，在人口流入地区，一些学校空间狭小，学生又很多，导致很多功能室变成教室；而在一些乡村学校，功能室是闲置的，却没有转化为可以使用的个体学习空间，“一边是不够用，一边是用不着”。

　　随着“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被写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和“十五五”规划纲要，李蓓正在研究区域分类指导机制，在人口流出地区率先探索真实小班环境下教学变化，在人口流入地区重点研究大班额条件下的个体化教学策略。

　　让教育科研扎根“主战场”

　　教育强国的基点在基础教育，教育科研则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各地教育科研战线的实践探索，已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

　　去年，山东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提升了21.9%，近视率下降了1.16%。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王浩介绍，围绕“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山东省将校园足球、近视防控、教育评价改革等作为重点选题，为多个重要政策文件制定提供支持。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规划办常务副主任沈佳乐注意到，近几年中小学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热情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沈佳乐也担心“科研会不会离普通老师越来越远，离课堂教学越来越远？如何破解科研高冷、教师畏难的现象？”

　　对此，沈佳乐表示，浙江省推行的普惠性科研引导教师紧密关注教学一线真问题，聚焦教育评价综合改革、人工智能与教育创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教育“主战场”。为了让科研成果从纸上落到地上，浙江省连续多年举办成果推广会，“我们要求这些成果必须能够在课堂中有所展现，坚持循证引领，用数字画像为区域教育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边境教育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边境稳定，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李森介绍，针对边境地区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问题，学校牵头成立“西部基础教育发展共同体（边境国门学校发展联合体）”，持续开展“百校行”基础教育服务对接活动；为破解边境地区师资结构性缺编问题，教育学部利用“AI教研员系统”开展“数字支教”，赋能边境地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通过打造一体化的教师激励体系和“在地化”教育，科学统筹师资队伍配置，培养本土教师队伍，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化。

　　40年法治护航，我国基础教育正在经历从普及到均衡、从规模到质量的历史性跨越。用李永智的话来说，基础教育科研不再只是学术活动，而是国家战略的先导性力量。“我们必须以更远的视野、更实的作风，把研究做进学校、做进课堂。”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