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里的“值班员”晚上都在干什么？有特殊待遇吗？

凌晨两点十五分，陈国良从床上坐起来。他的眼睛在黑暗里睁着，瞳孔收得紧紧的，像两颗磨过的纽扣。

白天的时候他睡了一整天。从早上七点监舍里的人被喊起来开始，走廊里开始响起拖沓的脚步声、牙缸磕碰的声音、点名时此起彼伏的答“到”声，这些声音像隔着水传来，闷闷的，带着某种不真切的质感。他躺在下铺，把被子蒙过头顶，听着那些声音慢慢远去，监舍安静下来，然后才真正沉下去睡。

这一觉睡到下午一点。之后他起来吃了一口饭——食堂给他们这些值夜班的人留了饭菜，放在保温箱里，菜是凉拌萝卜丝，米饭已经坨成一团。他坐在空荡荡的监舍里吃，筷子插进饭团里，拔出来的时候带着一大坨。他嚼了十二下，咽下去，再嚼十二下。这是他在里面养成的习惯，吃饭的时候要数数。不数不行，不数的话他会觉得自己不是在吃饭，只是在把东西往嘴里塞。吃完之后他看了看窗外的天。天是白的。冬天下午一点的天就是这个颜色，像一块洗了太多遍的旧床单。然后他躺回去，又睡了两个小时。

现在他醒了。

闹钟没响，是他自己醒的。两年了，他的身体已经学会了这个钟点。到凌晨两点左右，胃会轻轻地收缩一下，眼皮会自己弹开。就像有一根细线拴在某个地方，时间一到，线就被人拉了一下。

陈国良穿上衣服。马甲是黄色的，和普通服刑人员的灰色马甲不一样。黄色马甲意味着他是“管事犯”——别人都这么叫，但他自己从来不这么叫自己。他自己叫自己“值夜班的”。

他走到门口。走廊上亮着灯，那种白色日光灯管，每隔三米一根，把整条走廊照得像一截没有尽头的隧道。两个值班民警坐在走廊尽头的桌子后面，其中一个在翻记录本，纸张哗啦响了一声，那个声音在凌晨两点的走廊里传出去老远，碰到墙壁又弹回来，变成两个声音。另一个在打盹，下巴抵在胸口上，帽檐压得很低，什么都看不见。

陈国良走过去，在离桌子两步远的地方站住。

“干部，我起了。”

翻记录本的那个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四十多岁，眼睛底下有两条很深的纹，像是用刀子刻进去的。他低头在本子上写了一个时间，两时十五分，然后抬头说：“去吧。”

陈国良开始巡更。

这栋楼一共三层，每层十六个监舍。他负责二层和三层，一层是另一个夜互监负责的，姓刘，五十六岁，判了十一年，已经坐了七年。老刘走路的时候右腿有点拖，皮鞋底擦着水泥地，发出沙沙的声音。陈国良跟他一起值了两年夜班，两个人说的话加起来可能不到五十句。凌晨的走廊上不需要说话。脚步声就足够了。每隔半小时走一趟，脚步声就是语言。

他先从二层东头开始。第一个监舍，门上方的小窗漏出一方昏白的光。他把脸凑到窗前，往里看。十二个光头在枕头上一字排开，被子隆起的轮廓在暗光里像一条条横着的灰色沙袋。呼吸声此起彼伏，有人打鼾，鼾声从门缝里挤出来，粗粝的，带着某种不通畅的堵塞感。有人磨牙，声音尖细，像两块瓷器刮擦。有人把一条腿伸出被子外面，脚趾头在空气里微微蜷缩着。

这些都是正常的。

他在这里值了两年夜班，什么不正常他都见过。去年冬天，有个犯人半夜突发脑溢血，从床上滚到地上，嘴里发出含混的呜呜声，口水顺着嘴角淌了一地。他正好巡到那间监舍，听见声音不对，立刻按了墙上的呼叫铃。值班民警来了，监狱医院的值班医生也来了，把人抬上担架的时候，那个犯人的眼珠子朝上翻着，露出来的全是眼白。后来送到社会医院，救了回来。那个犯人后来调到其他监区去了，临走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声谢谢。陈国良什么都没说。他只是在想，那天夜里如果他没有刚好巡到那间监舍，那个人可能就没了。不是因为没有人管他，是因为那个钟点，所有人都睡着了，包括那个犯人自己。

他继续往前走。第二个监舍，正常。第三个监舍，正常。第四个监舍，有个人的被子蹬掉了一半。他记住了这个。下一趟巡更的时候他要再看一眼。不是因为规定要求他看——规定只要求他巡视。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看。两年了，他已经学会了一件事：在这个地方，被子和生死之间有时候只隔着一层布。

走廊拐角有一面窗，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他用袖子抹了一下，往外看。外面的天是黑的，不是全黑的那种黑，是一种带着灰蓝色的黑，像是有人往墨水里兑了半杯水。围墙上的灯亮着，照着墙头上的铁丝网，铁丝网在灯光下面闪着一排细碎的、冷冰冰的亮。围墙外面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一片更深的黑。

他有时候会想围墙外面的事。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女儿今年六岁，他进去的时候她四岁。两年了。妻子每个月写一封信，信里说女儿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背唐诗，学会了骑没有辅助轮的自行车。每次读完信他都把信纸折好，放进枕头底下。枕头底下已经有二十几封信了。他不回信。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写什么。他在里面值夜班，每天晚上在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每晚走的路加起来大概有三公里。但他走不出去。他只能在一个圈里走，像拉磨的驴。

但这些他从来不想太久。想太久的话，胸口那个位置会发紧，像有人拿手攥着，慢慢收拢。他学会了一件事：不想太久。想两分钟，然后打住。换一个念头。想今天晚饭吃的是什么，想下一趟巡更还要走多少步，想走廊上的灯管是哪一根在嗡嗡响。

这一根就在他头顶上，声音像一只苍蝇困在玻璃杯里。

他继续巡完二层，然后上三楼。

三楼住的人里有一个是上个月才进来的，二十二岁，罪名是寻衅滋事和故意伤害。进来第三天夜里，他巡更的时候发现那个人坐在床上，没睡。陈国良从窗口看进去，那个人也正往窗口看。两个人的视线撞在一起。陈国良没动。那个人先移开了眼睛。第四天夜里，又是这样。第五天夜里，还是这样。第六天夜里，陈国良巡到那间监舍的时候，那个人躺下了，但眼睛是睁着的。

他知道那个人在想什么。他自己刚进来的时候也这样。夜里睡不着，不是因为换了床，是因为脑子里那些东西，那些白天被点名、吃饭、干活、学习填满了的缝隙，一到夜里就全裂开了。从那些裂缝里爬出来的东西比白天的任何东西都重。

但他帮不了那个人。他不是心理医生。他甚至不是警察。他只是穿着黄马甲的服刑人员。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巡更的时候朝那个窗口多看一眼。多看一眼不会改变任何事，但他还是多看了一眼。

这大概就是他被选上当夜互监的原因——比别人多看一眼的耐心。

两年零三个月前，管教把他叫到办公室。那时候他已经在这个监狱里待了四个月。四个月里他没扣过一分，每天劳动任务按时完成，被子叠得棱角分明，思想汇报写得字迹工整。管教问他愿不愿意上夜班。他说愿意。管教看了他一眼，说你知不知道夜班意味着什么。他说知道，白天睡觉晚上上班。管教说还有呢。他说作息颠倒。管教说还有呢。他没说话。管教说你的身体会出问题，肤色会白，会容易感冒，会腰椎劳损，会神经衰弱。你想好了。他说想好了。

他想好的不是这些。他想好的只有一件事：上夜班的考核分比普通岗位高。三个月拿到的分相当于普通岗五个月。他的刑期是六年，他需要积分，需要减刑。他需要在女儿还记得他的时候回去。

现在他已经值了两年夜班。他的肤色确实白了。夏天晒不着太阳，冬天更晒不着，两年下来他的脸白得像一张纸，嘴唇发灰。巡更的时候他偶尔会从走廊的玻璃窗里看见自己的倒影——一个穿着黄马甲的瘦高个男人，头发剃得极短，眼睛周围一圈青黑，走起路来肩膀微微往前探，像是随时准备缩起来的样子。他有时候会不认识这个人。

今年入冬以来他已经感冒了两次。第一次是十一月初，发了两天低烧，浑身酸软，巡更的时候腿像灌了铅。他硬撑着走了，一趟也没少。第二天早上交班的时候老刘看了他一眼，说你脸色不对。他说没事。老刘就没再问。第二次是十二月中间，比第一次重，咳嗽咳了一整夜，嗓子像被砂纸打过，每次吸气都带着拉风箱的咝咝声。管教让他去卫生员那里领了药，白色的药片，一天三次，每次两粒。他吃了三天，好了。

老刘跟他说过，在这个岗位上待久了的人，多少都会落点毛病。老刘自己落了右腿的毛病，不是摔的也不是打的，就是有一天醒来发现右腿不听使唤了。去监狱医院查了，说是腰椎压迫神经，夜班久坐久站，加上年纪大了，骨头不顶用了。老刘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食堂吃的是白菜还是萝卜。陈国良听完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想，还有四年。他的刑期还剩四年。

四点整，他巡完第三趟。

走廊上很安静。日光灯管还在嗡嗡响。值班民警换了一拨，刚才翻记录本的那个去休息室躺着了，现在坐在桌子后面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正低着头看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把他的五官照得发白。

陈国良走到走廊拐角那个固定的位置站住。这是他每天夜里唯一停下来不动的时刻。按规定他要每半小时巡视一次，其余时间可以在走廊两端的休息点坐着。但坐下来腿会发麻，腰椎会发酸，所以他选择站着。站着的时候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脚掌贴着地面，脚踝支撑着整个身体的重量，膝盖微微弯曲，腰板挺着。这种感觉让他觉得自己还活着，还没有变成走廊里另一根灯柱。

凌晨四点的走廊和两点的走廊不一样。两点的走廊只是安静。四点的走廊是一种彻底的沉寂，连空气都不动。那些监舍里的呼吸声到了这个钟点也变得最深，最沉，像十几个人同时沉到了水底。这个钟点是他最难熬的时候。不是困——他的身体已经习惯了夜间清醒。是一种空洞，从胃里升起来，漫过胸腔，漫过喉咙，最后堵在嗓子眼里。他说不清那是什么。像一碗白开水，没有任何味道，但你必须把它喝下去。

他有时候会数走廊上的灯管。从二层东头到西头，一共十六根。从三层东头到西头，也是十六根。每一根他都叫得出它们的特征。第三根会闪，但不是一直闪，只在凌晨四点二十分到四点二十五分之间闪，像心跳。第七根完全不亮，去年冬天换过一次，一个月后又灭了，之后再也没换过。第十一根亮得最足，光白得刺眼，盯着看超过五秒，移开视线的时候眼前会有一个青色的影子。第十四根有裂缝，灯管正中间横着一道细纹，光从裂缝里漏出来的时候会变形，在地面上投下一小片比别处更淡的亮斑。

四点二十三分。第三根灯管开始闪了。先暗一下，再亮起来，再暗一下，再亮起来。节奏不紧不慢，像个不着急的人在心里数数。

他盯着那根灯管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开始第四趟巡更。

这次他在第三个监舍的窗口多停了两秒。那个蹬掉被子的人已经把被子扯回去了，整个人缩在被子里，只露出头顶一小片青灰色的头皮。他微微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

走到四号监舍的时候，他听见里面有动静。不是翻身的声音，不是打鼾的声音，是有人在说话。声音很低，断断续续的，像一个人在和另一个人小声争执。他把脸贴近窗口。六号铺位，那个上个月才进来的年轻人又坐起来了。他的嘴唇在动，不是梦话，是清醒的，因为他正往窗口看。

陈国良在窗口站了大概五秒钟。然后他做了一件之前从没做过的事。他抬起手，在玻璃上轻轻敲了两下。声音很小，像是用手指弹玻璃杯。年轻人愣了愣。陈国良把手指竖在嘴唇前面，做了一个“不要出声”的动作。年轻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慢慢躺回去了。

陈国良继续走。他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没有人告诉他可不可以敲窗户。规定上只写着“巡视监舍，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敲窗户不在规定里。但他敲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敲。也许是因为那个年轻人让他想起了两年前的自己。也许只是因为凌晨四点多，走廊上太安静了，他需要一个声音。

五点四十五分，天还没亮。

陈国良站在二层走廊正中间的位置，清了清嗓子。

这是他一天里唯一一次发出这么大的声音。早上喊“起床”，是夜互监的固定职责。不是随便喊一声就行——声音要足够大，足够清晰，要让三层楼、三十二间监舍里的每一个人都听得见。声音不能太凶，太凶了会有人去找管教投诉；声音也不能太软，太软了没人当回事。他练了两年才找到那个合适的声音。

“起床。”

他喊了一声。

监舍里开始有动静了。先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被子被掀开的声音，脚踩在地上的声音，牙缸磕碰的声音。然后是门锁打开的声音，管教从外面把监舍的门一扇一扇推开。走廊上开始出现人影，穿着灰色囚服的人从各个门里走出来，有的揉眼睛，有的打哈欠，有的提着裤子往厕所方向跑。空气里开始有了人味——隔夜的呼吸味，毛巾上的湿味，香皂的碱味，还有拖把刚擦过地的消毒水味。这些味道混在一起，变成一种陈国良白天睡觉的时候也能闻到的味道。不是臭，不是香，就是人的味道。

他退回走廊拐角的休息点。一个灰色囚服的人路过他身边，冲他点了点头，小声说了一句“陈哥早”。他“嗯”了一声，算是回应。那个人是二号监舍的，进来一年，罪名是诈骗。之前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发过烧，晕在厕所门口，是陈国良巡更发现的。从那以后那个人见了他就点头。

六点整，老刘从一层上来了。两个人站在走廊拐角，等管教点名。老刘靠着墙，右腿微微往外撇，重心全压在左腿上。他的脸色在日光灯下看上去像一块放了很久的豆腐，白里透着一种说不清的青灰。

“腰还疼？”陈国良问。

“没事。”

“你今天去医院看看。”

“看了也那样。药吃了，片子拍了，大夫说注意休息。我白天睡，晚上站，拿什么休息。”

陈国良没再接话。

太阳从走廊尽头那扇窗户里照进来。冬天的太阳没有什么温度，只是让走廊上的灰变得更清晰了——水泥地面上那些细小的砂砾，墙壁上被无数个肩膀蹭出来的痕迹，门框上漆面剥落之后露出的铁锈。这些东西白天的时候陈国良是看不见的。他白天在睡觉。他只能在这短短的一截时间里看见它们，在太阳刚出来、监舍里所有人都在起床、而他还穿着黄马甲站在走廊上的那十几分钟里。

他有时候觉得，这座楼里所有的人都在朝一个方向走。白天干活的那些人，他们的方向是出口，是围墙外面。而他的方向是走廊尽头的那个休息室，是一张在别人都醒来的时候躺下去的床。他走在相反的方向上。

管教的点名结束了。陈国良脱掉黄色马甲，叠好，放在休息室的椅子上。明天凌晨两点十五分，他会重新穿上它。

他走进监舍，把被子拉过头顶。走廊上响起了集合的哨声，脚步声，管教喊列队的口令声。这些声音像隔着水传来，闷闷的，带着某种不真切的质感。他听着那些声音慢慢远去，然后闭上了眼睛。

枕头底下有上个月妻子寄来的信。他没有再看。信里的内容他已经背下来了。女儿的画——一棵歪歪扭扭的树，树旁边站着三个人，高的那个是她妈妈，矮的那个是她自己，最边上还有一个矮的人，头发是黑色的，她说那是爸爸。

他闭着眼睛，把信的内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他把它放下了。像放下一个杯子。

他还要值很多个夜班。他的腰椎还没有开始疼。他的脸色还会继续白下去。他还会拿到比别人多的考核分。他还剩四年。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明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他想不起来这日子有什么特别。他只知道凌晨两点十五分他会睁开眼睛，走廊上的灯会一直亮着，第三根灯管会在四点二十分到四点二十五分之间闪烁，五号监舍里那个年轻人可能还会在夜里坐起来。

然后他会喊“起床”，像今天一样，像昨天一样，像两年来的每一个凌晨一样。

窗外，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有人在高墙外面按了一声汽车喇叭，声音传进来的时候已经被围墙和铁丝网削去了大半，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尾音。

陈国良睡着了。

作者声明：作品含AI生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