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农商行VS东莞农商行，广东两大上市农商行都不轻松

出品｜达摩财经

广州农商行（01551.HK）开始密集“甩包袱”。

4月13日，广州农商行在银登网上集中披露了3期个人不良贷款（信用卡透支）转让项目，引起市场关注。

事实上，自3月底起，该行便开始陆续披露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计划，短短二十天内，先后挂牌6批次相关项目，涵盖个人经营性贷款和信用卡透支两大领域，涉及未偿本息总额合计15.3亿元，资产笔数高达2.5万笔。

如此频繁的出清动作，与其近几年战略密切相关。广州农商行在2025年年报中提及，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经济增长放缓，持续加大风险化解及不良处置力度。

截至2025年末，广州农商行不良贷款率1.86%，较上年末上升0.2个百分点，资产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广州农商行的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广州农村信用合作社，2009年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于2017年6月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当前，广东省内只有两家上市农商行，即广州农商行与东莞农商行（9889.HK），从资产规模来看，两家银行相差约0.7倍，截至2025年末，广州农商行规模已达到1.38万亿，东莞农商行仅有0.80亿。

体量领先的广州农商行正面临着资产质量压力，而体量较小的东莞农商行同样不轻松。2025年，该行交出了一份规模稳健增长，营收、净利润却双双下滑的成绩单。尽管总资产增速6.72%，是广州农商行的五倍多，但归母净利润较上年同比大跌16.67%。

广州农商行连续三年减负

在我国农商行阵营中，广州农商行一直算是头部银行。2020年，广州农商银行的总资产就突破万亿，成为继重庆农商行、北京农商行后全国第三家总资产迈入“万亿俱乐部”的农商行。

但这一年，也是该行规模减速的开端之年。2019年-2025年，广州农商行的规模增速分别为17.14%、14.95%、13.01%、6.18%、6.53%、3.68%、1.29%，扩张速度大幅缩水，去年1.29%的增速更是创下成立以来新低，远低于同期东莞农商行。

广州农商行的增速“失速”，并非单纯的信贷业务增长乏力，而是该行主动出清历史“包袱”的必然代价。

早年间，该行信贷业务过度集中房地产行业，为广州农商行埋下不少隐患。2019年，其房地产业贷款一度达到683.4亿元的峰值，占总贷款比重14.24%。

这一集中度的风险在2020年开始显现，该行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从2019年的0.26%大幅上涨到2020年的2.06%。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爆雷，涉房风险持续发酵，2023年末，该行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已经冲高至5.94%。

为保障长期稳健经营，广州农商行在2023年至2025年连续三年实施百亿级不良资产剥离，累计金额超480亿元。

截至2025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1.86%，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已回落为0.84%。

广州农商行的出清动作取得一定成效，不过资产质量仍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去年，该行个人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上涨1.23个百分点至4.12%，且个人不良贷款余额占不良贷款总额61.24%。这也是该行今年加速出清个人不良资产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该行信贷业务也在放缓，去年该行贷款和垫款总额较2024年减少约142亿元，降幅1.97%，对短期业绩造成一定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广州农商行2025年交出了“增利不增收”的业绩。

报告期内，该行营业收入153.90亿元，同比下降2.79%，虽然是连续第四年下滑，但降幅在逐年收窄，边际改善已经出现；归母净利润21.22亿元，同比增长1.98%，结束了连续两年的下滑。

细究年报发现，该行实现盈利是降本增效、中间业务发力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具体来看，占该行营收比重大头的利息净收入去年实现136.89亿元，同比微增0.54%。在净息差已跌至1.08%的历史低位下，能实现正增长主要靠扩大金融投资形成的规模效应，以及付息负债平均成本率下降使该行利息支出同比减少了28.97亿元。

再看非息收入，去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增长21.84%至6.84亿元，金融投资净收益15.78亿元；中间业务抵消了一部分息差收窄压力。

除此之外，该行去年营业费用也有所下降，同比减少0.99亿元，还通过缩减信用减值损失计提，为账面利润提供了近5亿元的增长。

尽管净利润有企稳迹象，但在规模扩张放缓、息差普遍收窄的环境下，该行过度依赖利息净收入，中间业务增长动能不足，这种盈利结构的失衡，对业绩回暖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东莞农商行盈利持续下滑

与广州农商行的规模主动降速不同，东莞农商行的资产扩张步伐相对稳定，在2021年赴港上市后，增速整体维持在5%-11%的区间内。

截至2025年末，该行总资产7960.16亿元，同比增长6.72%，增速是广州农商行的五倍多；贷款余额4090.31亿元，同比增长7.34%。

然而，规模增速亮眼的背后，其盈利端却陷入持续下滑的困境。

2025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16.97亿元，同比下降5%，连续两年陷入收缩；归母净利润38.54亿元，同比大跌16.67%，跌幅创三年新高，相较2022年盈利巅峰期，归母净利润累计跌幅已超35%。

拆解业绩报告发现，东莞农商行的盈利失血主要源于息差收窄、非息拖累、风险侵蚀。

和广州农商行一样，东莞农商行盈利结构也有些失衡，利息净收入占总营收比重达到75.47%。但从营业数据来看，利息净收入作为营收支柱却难以支撑业绩实现正增长。

在市场利率下行、政策引导金融让利实体经济的多重影响下，该行去年利息净收入88.27亿元，同比下降3.78%，净息差跌至1.25%。尽管规模持续保持稳定扩张，但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从3.23%滑落至2.82%，利息收入减少约20亿元，直接拖累了整体盈利表现。

非息收入方面更是几乎全面萎缩，同比下降8.55%至28.69亿元，成为盈利的第二大拖累。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仅3.99亿元，同比下降12.71%；而且受债券市场波动影响，该行交易净收入同比大幅下降68.65%至5.79亿元，导致非息板块无法缓解息差收入下滑带来的压力。

如果说息差收窄、利率下行是当前银行业共同面临的盈利难题，那东莞农商行在零售端的表现，则反映出该行对个人客户贷后的风险把控能力稍显薄弱。

去年，该行信用卡透支不良率升至11.03%，较上年增长了5.01个百分点，这一数值在业内实属罕见。

资产质量压力迫使该行持续加大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力度，进一步吞噬利润。即便同步推进降本增效，营业费用与员工费用小幅压降，也难以扭转盈利下滑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年的规模扩张下，该行拨备覆盖率已从2021年的375.34%逐年递减至2025年的207.68%。

从经营策略来看，在银行业普遍追求转型的当下，东莞农商行暂时未能完全摆脱对传统信贷扩张模式的依赖，对普惠小微、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轻风险、特色化业务布局较浅，截至2025年末，该行在三项领域累计投入约1335.71亿元贷款，占总贷款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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