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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的高杠杆扩张模式,与其创始人的行事风格直接相关。1958年,许家印出生于河南太康县。1982年从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被分配至平顶山舞阳钢铁厂。担任车间主任期间,因私自变卖厂区废旧钢铁遭到内部调查,随后离职南下深圳。1996年,许家印在广州成立恒大地产。开发首个项目“金碧花园”时,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他通过延缓交纳土地出让金、要求施工方全额垫资、未封顶即开展预售的手段,迅速回笼了8000万元资金。这种严重依赖银行贷款、施工垫资和购房预付款的“高杠杆、高负债、快周转”模式,在此后二十多年里成为恒大集团的核心运营逻辑。
万达集团的早期发展呈现出另一种路径。王健林1954年出生于四川广元,15岁参军,在边防部队服役长达16年。1988年,转业后的王健林接手了大连市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在早期的旧城改造项目中,他将军队的管理方式引入企业运营,制定了严格的工程款结算制度和违约追责标准。这种对资金流向和债务偿还的管控要求,为万达后来的资产剥离决策提供了行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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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恒大在2021年下半年正式出现公开市场债务违约时,其表内有息负债及表外隐性债务总计已超过2万亿元。在多地楼盘大面积停工、理财产品无法兑付的情况下,许家印在企业内部多次召开会议承诺不逃废债。但从实际操作来看,恒大并未大规模出售核心资产用于还债,而是利用繁杂的财务和法律手段进行资产剥离。
监管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危机爆发前,恒大地产通过提前确认未交付房产收入等方式,虚增利润达920亿元。基于造假财务报表,恒大强行推动高比例现金分红。上市以来,许家印及一致行动人累计拿走超500亿元分红。2022年9月,其配偶丁玉梅动用4980万英镑在英国伦敦购入33套高端公寓。这些房产分散登记在数家注册于英属维京群岛的离岸公司名下,以掩盖真实产权。随后,两人办理技术性离婚手续,将巨额债务留在境内由恒大主体承担。同时,许家印还在海外设立了本金达23亿美元的家族信托基金。通过这套操作,套现的财富被装入独立的法律保护壳,常规的强制执行极难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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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2017年危机的万达,在2023年再次面临还款压力。珠海万达商管因未能如期上市,触发了与太盟投资集团等机构的对赌回购条款,涉及本息金额380亿元。资金链濒临断裂之际,王健林依然没有选择违约,而是再次做出让步。2023年12月,万达与太盟签署新投资协议,大连万达商管对珠海万达商管的持股比例从70%以上降至40%,失去对这项核心资产的绝对控股权。随后,万达电影的控制权也被转让给中国儒意,以换取现金偿还外债。
截然不同的债务好处置方式,最终兑现为法律层面的具体结果。2024年1月,香港高等法院向中国恒大发出清盘令。许家印名下位于香港太平山顶的别墅、海外超级游艇及私人飞机相继被接管并挂牌出售用于抵债。中国证监会对其个人处以4700万元罚款并实施终身证券市场禁入。随着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涉及刑事犯罪的证据链被查实,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反观万达,虽然经历了连续的重资产出售,大连万达商管的控制权也已转移,但国内分布的各类万达广场仍在营业。相关供应链上的商户和维持商业运转的基层员工,目前尚未受到企业重组的直接冲击。
如果是普通老百姓,背上几十万的房贷,每个月连生病都不敢请假。那些把几十亿美元现金打入离岸信托账户的人,在按下转账确认键的那个瞬间,真的觉得自己能把几万亿的烂账彻底甩干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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