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1959年埠子中学支援陆集插秧往事 | 作者 陈斯宏

一九五九年的盛夏，麦浪翻金，秧田吐翠，一段埠子中学师生支援陆集插秧的往事，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一晃六十余载光阴流转，当年十四五岁的少年已是耄耋老者，可那些伴着汗水与欢笑的片段，每每想起，依旧暖意满怀。

那年夏天，学校接到上级支农任务，刘雅礼校长亲自带队，组织一二年级全体师生，奔赴运东支援旱改水工作，到陆集公社陆墩大队，帮乡亲们抢抓农时，抢收麦子、抢插秧苗。

刘校长是打过游击的老干部，也是宿迁县委委员，做事向来扎实严谨、雷厉风行。当时他给学校定下的治学口号掷地有声：“超宿中居全县第一，赶大东争专区上游”。学校各项工作都要争一流、站前列，淮阴专区一位专员曾亲临学校视察，专门表扬了埠子中学的教学工作，还总结推广了这里的先进教学经验。在刘校长心里，上级布置的支农任务，自然更要狠抓落实，绝不能落于人后。

两天的准备工作转瞬结束，出发的场面格外壮观。两百多名师生员工准时集结上路，旗手高举校旗走在队伍最前方，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向前，人人精神抖擞，颇有部队行军的昂扬气势。过了南蔡街，登上黄河堤，我们已经走了十五六里路，不少同学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队伍也拉得很长。这时，体力好的同学纷纷发扬互助精神，主动帮体弱的同学拿行李。年轻的陶海洋老师是扬州人，性子活泼，为了给大家鼓劲逗趣，还和旁人比起了跨步，看谁走得又快步子又大。就这样一路说说笑笑，过了张庄车站，再走几里路，就到了大槐树运河渡口。船工一趟一趟地把我们连人带物资摆渡过河，不少同学从没坐过船，心里既有些害怕，又满是新奇；坐过船的同学，则忍不住伸手去撩拨船边清凌凌的河水，满是少年人的欢喜。

下船登岸，我们就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住宿就安排在陆墩小学的教室里，大家全部打地铺，虽然挤了些，但没人叫苦，每个人都很快适应了下来。

第二天，艰苦的田间劳作就正式开始了。每天清晨，各个生产小队都会派人来和我们对接，把我们分到不同的田块里。有的同学去秧田拔秧，有的去踏龙骨水车抽水，绝大多数人，都下田插秧。

蹲在秧田里拔秧，看着简单轻快，实则不然。稍不注意，就会把秧苗薅断，其中的技巧，全在手上均匀用力，既不能糟蹋秧苗，拔起来的秧苗还要整整齐齐扎成把子，再装满布兜，两个人抬着送到插秧的田头。田埂又窄又滑，走起来格外费劲。更让人犯怵的是水里的蚂蝗，常常不知不觉就叮在脚脖子上，吸得满腿是血，必须赶紧用力拍打才能把它震掉，留下的细小伤口，还会隐隐疼上好久。

比拔秧更苦的，是插秧。当地的田是沙质土，老农都叫它“流水沙”，刚翻松的泥土，转眼就板结了，手指很难把秧苗稳稳插进土里。从早到晚，一连几个小时弯着腰劳作，收工时腰酸痛得根本直不起来，两条大腿更是僵麻得不听使唤。为了抢农时赶进度，就连端午节当天，我们也照常下田干活。为了提高效率，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根小木棒子，先在板结的泥土里锥出一个小穴，才能把秧苗栽进去，一天活干下来，人人手掌上都磨出了血泡。这场田间劳作，对我们每一个师生来说，都是一场刻骨铭心的磨砺与考验。

校方一边尽力改善伙食，给大家补充体力，一边组织起劳动竞赛加油鼓劲，发动班与班、组与组之间比进度、比质量，评选先进班、先进组和先进个人。各班都涌现出了不少敢拼敢干的“拼命三郎”，在校领导的大会上受到表扬，名字登上了学校的光荣榜。我至今记得，我们一（甲）班被评为了先进班，戴凤森、陈建明、王家凤等好几位同学，都获评了先进个人。

除了劳作的苦累，还有少年人的思乡情切。我和好几位同学一样，从没长时间离开过家，白天的劳累加上夜里想家，明明只有半个月的工期，却觉得格外漫长。

偏偏就在一天夜里，狂风裹着暴雨呼啸而来，猛地把窗户吹开，窗台上摆着的碗筷稀里哗啦全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我的大瓷碗正好砸中了身边陈儒训同学的额头，当场就见了血，我的碗也被砸出了一个大大的缺口。这件事发生后，我久久没能入睡，一边满心愧疚，觉得对不起受伤的同学，一边又心疼自己的细瓷大碗——在那个年代，这碗可要值好几毛钱呢。就是这样一件发生在十四五岁少年身上的寻常小事，隔了七十载春秋再想起，心里却满是温热的感动。

支农任务圆满结束时，陆集公社的宋主任专门给我们作了一场报告，表扬我们胜利完成了支农任务，感谢我们对陆墩大队“四夏”工作的全力支持，最后热热闹闹地欢送我们凯旋。

六十余载光阴匆匆而过，当年田埂上的少年早已白发苍苍。可那段盛夏里的汗水与坚守，那群并肩同行的师生，那份质朴纯粹的同窗情谊，还有那个年代里，少年人不惧苦累、一心向阳的热忱，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从未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