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损失最大俘虏逃跑事件，劫走一架飞机带走3名我军中层干部

1949年刚解放那会儿，西北战局刚落定，解放军捡了个天大的便宜——一架完整的国民党C-47运输机，连飞行员带机组一共六个人全成了俘虏。谁能想到，我方好吃好喝招待了半个多月，人家转头就把飞机开跑了，还顺带走了三名我方干部，留下了一桩让所有人扼腕的旧案。

当年西北打完兰州战役，马步芳的主力已经打光了，经营宁夏二十年的“土皇帝”马鸿逵早早就腿软了。他自己躲去重庆，把烂摊子甩给二儿子马敦静，还放话说关键时刻会派专机来接，说白了就是甩锅跑路。

马敦静刚接摊子没几天，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就三路打了进来，靖远、同心、中宁接连解放，驻守中卫的国民党81军直接起义投诚。马敦静一看兵无斗志，赶紧发电报给重庆求援，马鸿逵只能厚着脸皮找蒋介石要飞机。

蒋介石大笔一挥拨了架编号303的C-47运输机，派25岁的中尉飞行员毛昭宇当机长，直飞银川接人。谁也没算准这个时间差，等飞机1949年9月20号下午落地银川西花园机场的时候，马敦静头一天就已经跑成都去了。整个机场早就被解放军接管，六个机组人员一下飞机就成了俘虏。

那时候刚建国，最缺的就是会开飞机的人才，我方对这批俘虏的待遇真的没话说。六人被安排住进银川省政府招待所，吃住条件都不错，行动也相对自由。

这群人天天看着老百姓在街上踩高跷划旱船庆祝解放，天天拉着看守的解放军诉苦，拍着胸脯说要弃暗投明加入人民空军。这表现好得连64军军长都知道了，军长特意抽时间接见了六人，还一起吃了饭，全程聊得相当投机。谁也没看破这群人心里藏着多大的鬼主意。

那架停在西花园机场的C-47，那可是当时实打实的稀缺战略资源，国民党知道飞机被俘，还特意派轰炸机来想炸掉它。我方为了保住这架飞机，特意在机场周围部署了高射炮，还想出个点子，拿粗绳子把飞机一头拴在旁边的大榆树上，像拴牲口似的锁起来。

那阵子银川连降阴雨，飞机停在泥地里机轮越陷越深，机身都开始生锈，这正好给了毛昭宇机会。他主动找看管人员提建议，说把飞机挪去硬跑道，不然再泡下去就废了。

看管人员一听觉得太有道理了，这么金贵的飞机坏了可赔不起，不仅同意挪飞机，还叫了不少战士帮忙推拉。飞机顺利挪到了跑道上，毛昭宇又开口说，人太多太重轮子还是会陷，让围观的战士都下飞机去，他们要做维修保养。看管一点警觉都没有，真把机上所有战士都清走了。

本来上级只批准毛昭宇一个人上飞机清洗引擎，毛昭宇说飞机是整套系统，一个人根本发动不了，得全组人各司其职才行。当时有人提过一句会不会有问题，上级讨论之后觉得这话合情合理，就同意六个人全部上了飞机。

我方还是留了心眼，安排了22名荷枪实弹的战士随机监督试飞，这个人数让毛昭宇不得不耍最后一个花招。试飞当天他发动引擎，脚死死踩着刹车就是不往前走，回头跟机上的解放军说，飞机超载，根本飞不起来。

还有机组成员跟着帮腔，说飞机机身漏电，不穿胶鞋站在机上太危险。1949年的解放军战士都穿布鞋，没人坐过飞机更不懂飞行知识，听完这话机舱里顿时乱了套。

最后22个战士撤下去19个，只留了三个干部在机上监督，谁也没想到这个决定成了最致命的疏忽。留下的三个人分别是兵团管理科长洪良、高炮连长李果仁、缮写员潘国杰，只有洪良和李果仁带了枪。

舱门一关，螺旋桨慢慢转起来，地面的人都以为是正常试车，站在跑道边安安稳稳等着。毛昭宇等了几秒钟，猛地推满油门，两台发动机瞬间发出震耳的轰鸣，飞机猛地往前冲。

拴在榆树上的粗绳子哪经得住发动机的拉力，几声崩响之后全断了，303号沿着跑道狂奔没几米，机头一昂直接冲上了天。地面的战士反应过来端起步枪就打，子弹打在机身上根本挡不住飞机升空，转眼就飞得没了踪影。

上了天毛昭宇直接在空中做起特技动作，飞机一会儿猛升一会儿急降，颠得三个人站都站不稳，别说掏枪反抗了。六个机组人员看准机会一拥而上，没几分钟就把三个人全控制住了。等洪良挨了一击醒来，飞机早就飞出宁夏了。

飞机一路经成都、衡阳飞到广州，最后在1949年10月6号降落到台北机场。国民党这边简直喜出望外，空军总司令亲自到机场迎接，还把这架飞机改名叫“忠勇号”，重新涂了油漆停去松山机场。

毛昭宇本来就是蒋介石发妻那边的亲戚，蒋介石亲自召见给他授奖，没几年就升成了空军少将，剩下五个机组成员也都各自升官，成了国民党反共宣传的活招牌。

被劫持的三个解放军干部，下了飞机直接就成了台湾的阶下囚。台湾报纸登出三人的照片，哪怕个个带伤，神情里全是不服软的硬气，半点儿颓唐都没有。

三人一开始关在台北看守所，后来转去金门的集中营，洪良这辈子都背着内疚，他说当初是自己邀请潘国杰上的飞机，是自己的大意闯了祸。他跟同狱的俘虏说，自己没脸回去，哪怕死也要让潘国杰活着回去把真相说清楚。

洪良最终没等到回去的那天，被国民党杀害在了金门集中营，骨骸永远留在了海峡对岸。金门战役之后，潘国杰和李果仁被遣返回了大陆。

谁也没想到，等待他俩的不是欢迎，而是漫长的审查。劫机丢飞机的黑锅一直扣在俩人头上，几十年都摘不掉，直到他俩去世之后，才终于恢复了名誉。

这件事之所以被叫作解放后损失最大的俘虏逃跑事件，不只是丢了那架金贵的C-47运输机。刚建国那会，能缴获一架完整的军用运输机，比打个小胜仗还值钱，我方守了那么久还是功亏一篑，太让人可惜。

国民党还拿这件事大做文章，把六个俘虏吹成“英雄”，宣传到香港和海外，在当时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但最让人痛惜的，从来都不是那架飞机，而是三个无辜干部的一生。

洪良是辅仁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早年就投身革命，满怀抱负，李果仁本来就是负责守机场的负责人，潘国杰只是随口被邀请上机的文职，就这么平白无故改写了整个人生。

这件事之后，也成了我方军事警戒管理的反面教材，写进了很多内部总结文件里。那根崩断的绳子，那架飞走的飞机，三个被带走的干部，一直是那个年代醒目的警示。

毛昭宇最后在台湾安享晚年，活到退休，那架“忠勇号”也一直作为宣传符号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只有三个被带走的人，一个埋骨异乡，两个蒙冤半生，这段历史被遮蔽了整整七十年才重见天日。

参考资料：中国军网 1949年银川机场俘虏夺机事件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