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女儿看见忙碌的母亲而“恐婚”？计迎春：她不想成为母亲的翻版

整理：鲁沛怡

编辑：椰宝

审核：李敏

核心要点：

1.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特别“倔强”，许多女性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在职场独当一面，成就斐然，回到家庭后，大部分仍承担着不成比例的高强度家务和照料劳动。这相当于在外工作后，回家继续上班，也就是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所说的“第二轮班”。

2. 女儿确实更容易“看到”母亲，主要是因为她们有相似的性别处境，母亲的状态很容易让女儿投射到自己身上：“我以后结婚，可能也要做这些事。”而且，母女关系在家庭中往往是最复杂、情感连接最深的关系之一，互动频率、强度和深度都更高。

这几年，中国人的家庭关系变了。

年轻人不再强求那份勉强的客套，于是有了“断亲”；就业市场波动下，一部分人选择退回家庭，成了“全职儿女”。甚至连“回谁家过年”这种每年都要吵一架的死结，在很多独生子女家庭里也悄悄松动了。

这些变化背后，到底是亲情变淡了，还是我们的相处方式升级了？

本期《学人说》，我们邀请到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她一直在家庭、性别和低生育率的研究前沿，今年还出版了新作《新家庭革命：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代中国家庭图景》。

在计教授看来，现在的中国家庭就像一幅“马赛克”，传统与现代的因素在其中交织杂糅。在这场对话中，计教授会带我们穿透日常生活，发现当下中国家庭模式的新特点，从女性主义视角反思家庭内部的性别化制度。

本次分享共上下两篇，此为下篇。

上篇：现在的年轻人一边选择“断亲”，一边争当“全职儿女”？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性？家庭内部性别分工不公影响婚育选择

《学人说》：我们再聊另一个话题，之前网上有一篇文章讨论很多，标题是《27岁女博士：大年初一，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我再一次对婚姻恐惧》。这篇文章当时引发男女不同性别的分歧和争议。例如，部分男性读者可能会说：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不帮着母亲做家务，就在旁边看着？而很多女性读者则感到强烈共情，认为这反映了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依然较低，仍需承担繁重家务，并因此对婚姻产生恐惧甚至抗拒。那在您看来，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需要承担大量家务劳动的状况，是一直如此、变化不大吗？

计迎春：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层面看。性别平等的进步从来不是线性的，而是多维度的。在公共领域，比如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方面，进步其实比较显著，尤其在教育成就上，目前高校在校生中女生已多于男生，女生的入学率也更高。在就业方面，尽管职场中仍存在性别歧视、母职惩罚、玻璃天花板等问题，但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全世界仍处于前列。这说明公共领域的发展确实有变化。

但家庭领域的变化比公共领域滞后不少。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或女性地位的变化也是非线性、多维度的。在某些维度上，比如女性的话语权、对重大决策的参与度，我觉得是有明显推进的。但有一个特别“倔强”的东西，就是性别分工，即“男主外、女主内”，或女性承担大部分家务和照料劳动。这方面的变化非常小。许多女性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在职场独当一面，成就斐然，回到家庭后，大部分仍承担着不成比例的高强度家务和照料劳动。这相当于在外工作后，回家继续上班，也就是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所说的“第二轮班”。

《学人说》：这方面是否存在代际差异？比如50后、60后可能仍被困在这种模式中，但80后、90后会有所不同？

计迎春：如果单看男女分担家务和照料的时间比例，从多年数据来看变化似乎不大。绝对时间可能有些变化，但比例上的差距变化并不明显。年轻男性参与家务和照料的时间确实有所增加，但和女性投入的时间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只能说有进步，但进步非常缓慢。

《学人说》：这篇文章中另一个值得讨论的点是：女博士观察到母亲的状况后，反过来影响了她自己的婚恋观念。您如何解释这种影响？

计迎春：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它讲的是一个很微观的现象：女性观察到母亲在家庭中承担了大量家务和照料劳动，而且还未得到尊重、体谅与认可，这会直接影响年轻一代女性自己的结婚和生育决定。从微观个体上升到宏观层面，就会影响我们每年关注的结婚人数、出生人口等数据，最终影响人口的长期发展。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我觉得这位女博士的观察和分析都非常好，其实非常契合我书中讲到的“母亲的双面榜样”机制。我们知道，随着高等教育扩张，以及城市中产独女家庭的增多，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高等教育的性别差距早在2009年就已逆转，高校女生人数超过男生，并持续至今。这并非中国特有，全球工业化国家，包括西方、日韩，都有类似现象，这是现代化的结果。

再看母亲这一代。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强调妇女解放，而妇女解放是通过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参加有偿劳动来实现的。如今城市中产女性的母亲，大多都是有工作的，这在中国城市家庭是一种规范性存在。“家庭主妇”在中国并未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即使有人因生育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通常也会很快回归。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为女儿树立的第一个榜样，是职业女性、独立女性的榜样。这种教育对女性争取经济独立、在职场发光发热，有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说过，性别分工非常“倔强”，“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根深蒂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许多家庭，有些母亲经历着“丧偶式婚姻”或“丧偶式育儿”。对于反思性很强的年轻一代来说，她们看在眼里就会想：在职业发展、个人发展上，母亲是我的榜样，我或许要做得更好；但在家庭关系上，父母的传统婚姻模式可能成了一个负面的榜样，是她们不想进入的。

所以，现在很多女性（其实男性也有，但女性更显著），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会“恐婚恐育”。但我们需要穿透这些热词的表面，去看背后的社会事实：她们恐惧的其实不是婚姻本身，而是一种高度性别化、不平等的婚姻模式和性别分工。很多年轻人依然向往亲密关系、向往爱情——看看社会上关于亲密关系的话题、书籍、综艺多么受欢迎就知道，大家都很爱看，很爱嗑CP。但是他们向往的是一种平等的亲密关系，恐惧和抗拒的是一种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这一点必须搞清楚。

因为东亚社会的“婚育捆绑”程度很高，不像西方社会中同居现象普遍且很多孩子在同居关系中出生，所以人们不结婚或推迟结婚，就会影响生育率。如果我们担忧生育率、担忧人口的长期发展，那么这里的关键就是要推动性别平等，因为这些年轻人向往的正是性别平等的亲密关系。

那么如何推动呢？比如家庭内部那些隐形的家务和照料劳动，是否能让男女分担更均衡？哪怕无法完全平均，能否提高男性承担的比例？但如果单纯从家庭内部入手，这个问题很难解决，那就还需要引入外部支持机制，比如将部分照料工作通过市场外包出去。但外包需要经济支撑，又有多少家庭能完全外包照料？能外包多久？更何况，即使有经济和社会支持，家庭内部依然会存在不平等的问题。

所以，必须多管齐下。社会需要提供更好的生育支持，或者说综合性的照料支持体系。因为我们正面临少子与高龄化问题，不仅生育需要照料，养老照料也是一个巨大挑战，而这些目前大部分仍由女性承担。我们需要更多照料机构、设施与服务。但并非所有人都负担得起市场化服务，也没人能一辈子依靠市场化照料。所以需要在市场、社会与国家支持之间找到平衡。

与此同时，家庭内部依然需要推进性别平等。这很难一蹴而就。女性一天做两三个小时家务，男性可能做不到一小时，要让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和女性等同，需要花很长时间。现在的第一步或许不是追求完全平等，而是逐步增加男性的参与。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问题：社会规范常将照料与女性角色、女性气质绑定，导致照料劳动不被尊重。对许多男性而言，如果性别平等观念不强，他们会觉得这不是男性该做的事，做了似乎有损“男子气概”。

因此，我们需要让照料被看见、被承认、被尊重——照料不应被贬低、不应是不可见的，更不应被视为女性专有的义务。同时，传统的男性气质也需要一个现代化改造，要提倡多元的、这里也包含“照料”的男性气质。当一个人观念成型后，改变会很难。所以我觉得，必须从小开始推动性别平等观念，在家庭、在学校，推动多元现代的男性气质，尊重照料劳动，不将其视为女性专属。

这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化的社会工程，需要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从微观到制度、从文化规范到国家社会，共同推动，贯穿人的整个生命历程。

《学人说》：我看您的书时对一个现象印象很深：年轻夫妻因工作与家庭冲突，请双方父母来帮忙育儿或做家务，但最终承担大部分劳动的往往还是女性，无论是婆婆还是岳母。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性？年轻家庭的女性要承担工作，而前来帮忙的原生家庭女性同样负担沉重。这仿佛是一个不断循环、累积的“全女团照料接力赛”。您怎么看待这一情况？

计迎春：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这与过度工作的结构性现实有关。当男性因工作晚归甚至经常缺席时，他自然无法分担家务照料，而女性的工作时间同样很长。于是，双方老人就被动员起来——这是家庭在面对现代社会“照料匮乏”与“过度工作文化”时，自发形成的一种应对策略。这时我们能依赖的资源是什么？往往是传统规范。这里存在一种“扬弃”：我们继承了“照料由女性承担”的传统角色分工，但改变了传统父权等级制下的家庭关系。在过去严格的父权规范下，婆婆通常不会来帮忙带小孩；而现在代际关系变得更平等、相互支持，形成了“我来帮你带小孩，你未来为我养老”的默契。同时，光靠婆婆一方可能不够，于是照料责任又扩展为“双系”，双方老人都可能参与。这种策略，我称之为传统与现代的镶嵌杂糅：部分传统规范被继承，部分则受到挑战与创新。

但另一个情况是：前来帮忙的老人，往往仍是老年女性。老年男性即便参与，也多是辅助性的，主力还是老年女性。事情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这样的？我们想一下，如果是婆婆来了，她可能会说“我要心疼儿子，我都来帮忙了，难道还能让我儿子干活吗？”——年轻丈夫由此被“免责”了。但如果是岳母来了，在残存的父权规范影响下，她可能也觉得“不太好意思让女婿干活”。于是，在这些日常生活的互动中，微观的机制就产生了，男性被进一步免除了照料责任，照料劳动反而被进一步女性化了。从这个角度看，婆婆或岳母当然没有在充当“帮凶”，但确实在客观上推动了照料的女性化。她们通过自我牺牲，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年轻女性的负担，让家庭得以维持运转，但却是按照一种高度性别化的模式在维持。

所以其实性别分工和规范极其顽强，在不同情境和结构性制约下，它会以不同形式出现，但其内在逻辑很难撼动。因此，不能指望单一措施就能改变它，需要多方面、全方位的努力。

我觉得需要从小抓起，从儿童的性别社会化开始。这虽然很慢，但可能是相对有效的。要改变观念，同时需要制度层面的支撑，各项措施必须相互配合。坦率地说，要改变一位父权观念浓厚的老年男性的思想，可能非常困难。年轻男性或许更向往性别平等，但他们的动机和女性还是不太一样的。女性基于自身的性别处境，有强烈的动力去争取更平等的关系；而男性在现有模式中处于优势地位，让渡优势并非易事，当妻子和母亲承担了家务，丈夫自然更可能去刷手机。现实中很多家庭正是如此。

《学人说》：这样听起来，年轻夫妻之间的性别冲突，似乎被代际的帮助暂时弥补甚至掩盖了？

计迎春：是的。代际支持一方面确实帮助了年轻女性，但另一方面也埋下了隐患。老人不可能永远帮忙，最终夫妻仍需直面彼此的责任分配问题。因此，这种安排只是将冲突延后或隐藏了，未来可能再次爆发。作为现代人，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更强的反思性，男性尤其需要主动、积极地反思自己。

《学人说》：回到女博士“恐婚”这篇文章，我其实想提一个可能有点“傻”的问题：同样看到忙碌的母亲，女儿会感到心疼并因此不想结婚，那儿子看到这些，难道心里没有任何波动吗？他不会觉得“妈妈很辛苦，我以后不会结婚，不该让妻子也这么辛苦”吗？为什么儿子“看不到”，而女儿“看得到”？

计迎春：我觉得女儿确实更容易“看到”。当然，敏感的儿子也能“看到”。这主要还是因为她们有相似的性别处境，母亲的状态很容易让女儿投射到自己身上：“我以后结婚，可能也要做这些事。”而且，母女关系在家庭中往往是最复杂、情感连接最深的关系之一，互动频率、强度和深度都更高。

此外，女性往往被社会化为更习惯为他人提供照料服务，这种影响会有意无意地传递给女儿，让她更容易注意到母亲的劳动和付出。对于儿子而言，他不太容易“看到”，但并非所有儿子都看不到，有些敏感的儿子也能看到。不过，他的触动可能没那么大，因为在传统的性别模式下，他结婚后往往是被照顾、被服务的一方，他在这套模式中“没有损失”。所以，这对女性的触动尤其大，她会想：“我不能再陷入这种模式，我不能成为她的翻版。”在我的书里，我称之为一种反思性的社会化过程。正向社会化是：“我要成为她，独立、能干、能挣钱养家。”而反向的、反思性的社会化则是：“我不能成为她。”

《学人说》：您提到了中国社会正从“早婚普婚”向“晚婚少婚”转变。除了女儿因目睹母亲辛苦而恐婚这个因素外，还有哪些原因导致这种整体转向？

计迎春：我和团队做过一系列研究，试图理清这个变迁的逻辑链条。我们发展出一个四环逻辑链条来解释：

第一环是社会规范的松动。以前是“普婚早婚”规范，人人都要结婚，理所当然。现在规范松动了，个人选择就凸显出来了。有选择，就会挑剔，结婚不再是唯一或必须选项。年轻人现在更倾向于把恋爱和婚姻分开，可以恋爱多次，但结婚会大大推迟。

第二环是婚姻经济基础的变化。传统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性要“先成家后立业”，但现在是“先立业后成家”，而且男女都是如此。双方都想先立业，结婚自然就推迟了。

第三环是性别观念差异。男女对性别化婚姻制度的反思程度差距很大。女性反思力度强，希望找到三观一致、尊重女性、有平等观念的伴侣。男性虽然也说向往平等，但追求的强度和目标感远不及女性。这种观念差异阻碍了他们快速进入婚姻。

第四环是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互联网是放大器、回音壁和信息茧房。许多关于性别议题、丧偶式育儿的内容让女性感同身受，与现实互相印证，放大了情绪。而男性对此触动相对较小，这进一步加剧了性别观念差异。

这四环共同作用，推动社会从“普婚早婚”向“晚婚少婚”乃至部分人“不婚”转变。

《学人说》：说到女性选择，最近腾讯新闻有篇文章讨论较多，是关于县城体制内女性婚恋难题的。他们的田野调查反映，这些女性中的多数人觉得婚恋“没得选”。因为传统上女性倾向于“向上兼容”，希望男性更优秀一些，但县城里符合条件的男性似乎不多。对这类群体来说，她们是真的更自由了，还是被某些观念束缚，无法自由选择？

计迎春：这有点像十几年前讨论的大城市“剩女”问题，现在这种现象已经扩展到了县城，这背后仍是婚姻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从结构上看，可能有许多县城出生、受过高等教育、又是独生女的女性回到了县城。一方面，传统的择偶模式普遍倾向于女性“向上婚”或“门当户对”，女性“向下兼容”模式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对很多女性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希望伴侣也受过高等教育，这关系到三观、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是否一致。所以，这既是结构性的择偶梯度问题，也关乎个人对精神契合的重视。

《学人说》：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理解当今的中国家庭图景时，女性的视角特别重要？

计迎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既与家庭本身的变化有关，也与我们如何认识这种变化有关。我们传统的中国家庭制度，是一个父权、父系、从夫居的、等级森严且情感疏离的大家庭。在这种家庭中，父子轴是主轴，一切都围绕父子关系展开。女性在其中实际上是边缘人和临时人，因为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已婚女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是不可见的。她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在出嫁后也受婆家规制约束，甚至可能被切断。

但现在，我们发展出了我所讲的“马赛克家庭主义”或“双系双轴多核”的家庭模式。它已不是以前的单系（父系），而是双系（父系与母系并重）；也不再是以前的父权单轴，而是双轴（夫妻轴与代际轴并重），且代际关系不再是等级制，而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几个核心家庭通过这种双系双轴方式紧密相连。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母女关系可以持续一生。已婚女性可以继续与自己的原生家庭、与父母保持密切关系，这才使家庭变成“双系”。也就是说，在照料危机和市场经济风险社会的背景下，中国家庭转变成了这种“双系双轴多核”的家庭，而其中一个核心机制，正是双系多代女性之间育儿与照料的“接力赛”，以及育儿与养老照料之间的循环，这都是“全女团”的照料协作。正是女性的照料协作，推动了中国家庭的双系双轴化，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机制。

因此，我们必须把中国女性置于聚光灯下，去反映、理解和分析她们的动机、体验、活动与经历，这其中的核心活动就是照料。这是什么？这就是女性主义，这就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视角。传统家庭是父权父系的，传统的家庭研究也常常从男性视角出发。而正是因为中国女性在这场家庭制度转型、在这场“新家庭革命”中起到了引领和核心作用，所以我们更必须从中国本土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当今家庭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