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会”的奥特曼们与中美AI的东西分野 | 地缘科技「平」论 x 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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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科技

vol. 4 no. 4

「平」论

2026/04/15

April

在美国内部，一场围绕AI展开的左右意识形态内战已经白热化。

第4期

总第4期

编者按

PREFACE

美媒近期一篇重磅调查报道揭开了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造福人类”的虚伪面纱，直指其背后的资本逐利本质与“反社会倾向”。这一爆料不仅打破了硅谷的科技神话，更将美国内部围绕“技术加速”与“AI毁灭论”的深层意识形态撕裂暴露无遗。随着带有政治偏见的大模型走向全球，这场源自硅谷的阵营对立，正悄然演变为一场向外输出的数字意识形态博弈。

面对日益割裂的全球AI版图，本文深度剖析了中美在人工智能底层叙事上的核心价值分野。文章指出，不同于美国AI根植于无政府主义与资本无限扩张的“破坏性颠覆”，中国的大模型发展始终坚持“科技向善”与深度赋能实体经济的务实路径。在技术狂飙的时代十字路口，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拒绝被西方的政治极化所裹挟，坚定走出一条以人为本、服务千行百业的新型AI治理之路。

01

美国的天才们大多是“疯子”

美国硅谷的科技怪才：

天才与偏执

2026年4月6日，《纽约客》（The New Yorker）发表了一篇历时整整18个月、长达16000字的重磅调查报道。该报道由普利策奖得主罗南·法罗（Ronan Farrow）和长期追踪科技与权力交叉地带的安德鲁·马兰茨（Andrew Marantz）联合撰写。他们采访了超过100名知情人士，并获取了数百页此前从未公开的内部文件，其中包括前首席科学家伊尔亚·苏茨克维整理的逾70页内部备忘录、OpenAI前高管整理的内部备忘录，以及某位核心联合创始人留下的200多页极度私密的私人笔记。

这篇报道的核心结论并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丑闻，而是一条系统性的证据链：OpenAI用“造福全人类”的崇高使命建立起公众信任，用“安全优先”的承诺招募了大批顶尖人才，但每当商业利益与这些承诺发生冲突，让步的始终是承诺。而站在这条退让轨迹中心的，始终是同一个人——山姆·奥特曼。报道中所呈现的奥特曼形象，与他在公众场合的温和儒雅截然相悖。超过100名内部人士的证词共同描绘出一个“缺乏良知”且具有“反社会倾向”的领导者。

然而，放眼整个硅谷顶层，奥特曼的这种特质并不孤独。马斯克可以为了火星梦想让员工连续数月住在工厂，也可以在一夜之间解雇公司3/4的员工；扎克伯格为了“元宇宙”执念可以在公司市值腰斩之际岿然不动，却同时在夏威夷斥巨资修建外界几乎无从知晓的地下末日堡垒。

可以说，美国硅谷的天才大多是偏执的“疯子”。这里的“疯子”并非贬义，而是指他们对自身愿景的极度沉迷与毫不妥协。他们拥有洞穿时代局限的判断力，以及将宏大科幻构想转化为现实产品的极端执行力；但同时，他们大多带有根深蒂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从骨子里轻视政府的监管能力，认为传统的规则规制、政治体系乃至道德共识，本质上不过是阻碍技术进步的官僚腐朽。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唯有技术，才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的苹果公司（图源：纽约时报）

美国天才成长

背后独特的制度和文化

这种“反社会倾向”的怪才群体为何偏偏在美国扎堆出现？这不是偶然，而是美国特殊的文化基因与制度环境共同孵化的产物。

比较来看，英国和西欧有着深厚的贵族传统与阶级秩序，尤其是二战后，西欧社会广泛建立起以高福利为核心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整个社会文化更倾向于强调稳定、共识与集体安全网络。在这样的土壤里，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对规则的公然蔑视会受到强烈的社会排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欧洲没有诞生今天意义上的硅谷。

美国则全然不同。美国的文化底色，是“新教清教徒伦理”与“边疆拓荒精神”的奇异叠加。清教徒传统将现实世界中的巨大成功视为上帝拣选与恩宠的有力证明，赋予财富积累和个人成功以神圣的道德合法性。这种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深度嫁接，在马克斯·韦伯那里早有精辟论述，而在美国硅谷的语境下，它演变成了“成功即正义”的世俗宗教。拓荒精神则是另一个维度的解放。美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法律真空地带”——那些联邦政府管不到、规则尚未建立的边疆——在文化上塑造了一种对在规则到来之前抢先建立秩序的浪漫化崇拜。硅谷的“快速行动，打破常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哲学，本质上是这一拓荒文化的数字时代版本。

进入现代，这种文化基因被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进一步强化。里根时代以来，去监管化和市场至上主义成为美国的主流经济政策取向，而风险投资体系的成熟，更为那些打破现有秩序的颠覆者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弹药。在美国的创新生态中，只要你能为资本制造足够大的预期增长，你就可以获得豁免现有规则的特权通道。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根深蒂固的个人英雄主义文化叙事。从边疆时代的开拓者，到20世纪的太空竞赛，美国的大众文化始终在建构“孤独天才改变世界”的神话。这种文化叙事从儿童教育开始浸润，持续强化着个体对于集体规范的优先性，最终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相信自己有权也有责任重新定义人类未来的科技怪才。

02

AI时代的天才将左右

人类社会的价值观

AI的“价值观”与创始人：

算法即偏见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技术工具视为价值中立的存在。但大语言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这一认知——大模型是有价值观的，而且这种价值观具有高度的主观性和隐蔽性。

大模型的价值观不是凭空生长的。它直接来源于三个层面：其一，训练语料的选择与权重，决定了模型对世界的基础认知框架；其二，算法架构的初始设计，决定了模型处理矛盾与不确定性的内在逻辑；其三，也是最关键的，是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LHF）的训练过程——通过人类标注员对模型输出的持续评分与筛选，将特定的价值判断内化为模型的“本能”反应。这三个层面叠加，使得大模型不可避免地成为其创始团队，特别是创始人价值观的数字呈现。

目前，主流大模型的价值观分野已经清晰可见：

ChatGPT（OpenAI），深深浸润着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正确”逻辑。在处理种族、性别、政治等敏感议题时，ChatGPT展现出高度的自我审查倾向，其输出往往是标准的美式自由派话语体系。这与奥特曼惯于周旋于硅谷与华盛顿之间、以“利他主义”包装权力扩张的精英做派，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

Claude（Anthropic），由于其创始团队是因忧虑AI安全风险而从OpenAI集体出走的，Claude的底层逻辑被注入了强烈的“无害性”与“合规性”优先原则。它在回应时更倾向于多方呈现、拒绝极端立场，表现出相对中立和理性的风格——某种程度上接近欧洲大陆式的哲学审慎。

Grok（xAI），与马斯克桀骜不驯的个性高度契合。Grok旗帜鲜明地标榜“反觉醒（Anti-Woke）”，以黑色幽默和口无遮拦著称，对政治正确的种种限制表现出公然的轻蔑。这是对整个硅谷主流AI文化的一种宣战式反叛。

DeepSeek，与美国大模型相比，底色是东方的。其训练语料大量取材于中华传统典籍、历史文献与各民族的智慧积累，底层叙事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脉络。在处理个体与集体、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等议题时，它呈现出的是东方式的整体观与实用主义。

以上这种系统性差异绝非偶然，而是创始人价值观在技术层面的直接投影。当我们使用这些模型时，本质上是在与创始人的价值观进行一场“被动对话”。

按年份发布的LLM模型（图源：网络）

AI的地缘文化属性：

从工具到文明

AI不仅是一个产品，不仅是一项技术，不仅是一种平台或生活方式，AI正在成为文化本身，甚至有可能孕育出新的“数字宗教”。

这个判断并非危言耸听。当全球数十亿人口开始将AI作为获取知识、寻求建议、验证判断甚至寄托情感的核心，甚至唯一渠道时，AI实质上垄断了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功能。一旦人们习惯了向AI提问而不是向人类社区、宗教机构或传统权威寻求解答，AI就成了新的知识创造者。

硅谷目前流行的“有效加速主义”思潮，已经显现出技术宗教的雏形。这一思潮认为，推动人类进步的根本路径在于不惜一切代价加速技术奇点的到来——无论是AI、加密货币还是星际移民技术。它有自己的神明（技术本身），有自己的信条（加速即善），有自己的异端裁判（一切主张减速或监管的力量）。技术加速主义正从单一的技术崇拜转向更复杂的“技术-社会共生”叙事，其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平衡技术无限可能的愿景与社会风险的现实约束。

正因如此，AI具有了极强的地缘文化属性与意识形态外溢效应。谁垄断了基础大模型的接口，谁就实际上掌握了在数字世界定义真理、裁判善恶的优先权。这是一种全新形态的文化霸权，比传统的好莱坞电影、MTV频道或TikTok短视频更为深层，也更难察觉和抵御。

2025年1月8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Old World Labs展区拍摄的机器人展示（图源：新华社）

03

未来AI世界的

左右对立和东西分野

美国AI左右之争及其外溢

在美国内部，一场围绕AI展开的左右意识形态内战已经白热化。我们不妨用“科技右翼”与“科技建制左派”来描述这场对立。

美国科技右翼的思想谱系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进入21世纪后与加密货币、去中心化技术崇拜合流，并在特朗普现象兴起后找到了政治出口。以马斯克、彼得·蒂尔及有效加速主义者为代表，他们极端反对政府监管，强烈抵制DEI文化（“多元、平等和包容”文化），信奉技术精英主义，并深度介入了特朗普的政治复辟，试图通过改造美国政治生态来为技术加速扫清障碍。与之相对，科技建制左派（以部分谷歌、微软高管及有效利他主义EA群体为代表）更强调AI的“安全对齐”，主张与监管机构合作，在技术发展与社会安全之间寻求平衡，政治上长期倾向于民主党建制派立场。这种对立的本质，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明想象之间的冲突：一方视技术加速为人类的救赎之道，另一方则认为不受约束的技术扩张将是新的原罪。

目前这场对立还主要局限于美国国内，但放眼未来，它大概率将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外溢。当ChatGPT和Grok被数十亿用户广泛使用，美国这场意识形态内战也随之向外蔓延，并与全球范围内保守右翼和进步左派的结构性对立深度契合、彼此叠加。用户在使用这些工具时，往往无意识地接收着带有强烈政治偏见的信息输出，从而进一步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认知撕裂与立场极化。这场原本属于硅谷的内战，正在悄然演变为一场借助AI平台向外输出的数字意识形态战争。

中美AI的东西方

价值分野及其外溢

除了美国内部左右之争的全球外溢，中美在AI领域的价值取向分野，更是构成了这个时代更具决定性意义的宏大叙事。

美国AI的底层叙事，深深根植于硅谷怪才们的个人英雄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以及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冲动。它的核心关键词是“颠覆”——颠覆现有的秩序、行业、规范，乃至人类存在的意义本身。在这个叙事框架里，技术进步是目的，而社会稳定、文化传承、治理共识等，都是可以为之牺牲的代价。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AI路径，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底层逻辑。中国大模型的发展，更强调对实体经济的深度赋能，更关注技术落地于千行百业的实用价值，而非构建一个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的全知神明。在文化价值层面，中国的大模型建构在集体优于个体、秩序先于自由、稳定先于创新的深层价值取向上，这与美国AI的个人中心主义形成了根本性的价值对冲。

在未来的AI时代，这种东西方价值分野同样会向全球外溢，并有可能最终形成全球数字秩序的“G2”格局。未来的全球AI版图，极有可能沿着这条价值裂缝，分化成两个相互竞争的生态体系：一部分国家深度嵌入以美国大模型为核心的数字生态，在享受其技术便利的同时，也承担着其价值体系渗透带来的社会极化风险；而另一部分国家，特别是那些寻求独立自主发展路径的“全球南方”经济体，则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实用主义色彩更浓、意识形态输出更少的中国AI方案。

与此同时，欧洲已经在试图走出“第三条道路”。欧盟以《人工智能法案》为代表的监管立法，展现出欧洲一贯的在资本无序扩张与政府过度管控之间寻求平衡的治理传统。但欧洲自身缺乏足够强大的基础模型能力，这使得欧洲的"第三条道路"在相当程度上仍是一种防御性姿态，而非能够主动塑造全球AI秩序的进攻性力量。

技术人员在宁波博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调试人形机器人（图源：新华社）

总的来说，“山姆·奥特曼们”，以其罕见的天才与不被常人理解的偏执，强行将人类社会推入了AI时代。但当我们为技术的日新月异而震撼时，必须保持清醒的政治判断：这些科技怪才隐秘的“反社会倾向”和根深蒂固的个人执念，正在通过大语言模型被规模化、全球化地复制和放大。

一个OpenAI的创始人如何对待承诺，一个马斯克如何看待公共监管，一个中国工程师团队如何理解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这些看似微小的个体价值选择，正通过数以亿计的对话交互，悄无声息地重塑着数十亿普通用户对世界的基本认知。

未来摆在我们面前的，很可能并非一个因AI赋能而更加智慧、更加包容的大同世界，而是一个被算法固化了偏见、被机器放大了分歧、深陷左右对立与东西分野的割裂世界。在这场AI浪潮中，如何守住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如何在技术竞争中不失去价值判断的自主权，将是比算法和算力更为根本的生存命题。

本文作者

黄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

Gemini 3.1 Pro：Google开发的第三代Gemini系列原生多模态大语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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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王炳云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