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穷人娶不上老婆，怎么传宗接代？他们想了个办法，沿用至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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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如果你是一个男人，家徒四壁，连明天的早饭在哪儿都不知道，这时候你最怕的是什么，不是饿死，而是邻居大妈路过你家门口时，语重心长地丢下一句：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

这句话威力极大，它像一座无形的大山，死死压在每一个古代男人的脊梁骨上，如果到了岁数还没儿子，那就是家族的罪人。

可是问题来了，在那个年代，娶个媳妇的成本高得吓人，得有房，得有田，还得准备一大笔彩礼。

那如果没钱怎么办，难道真的眼睁睁看着家里的香火断掉？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原意并不是说非要生儿子，孟子当时是在批评舜帝，说舜结婚没告诉父母，这是不孝，所谓的“无后”，在最初的语境里是指没有尽到后辈的责任，而不是指没生出后代。

但是很多话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到了汉代，由于统治者需要大量的人口来服徭役、打仗、纳税，这句经书里的微言大义被重新解释成了：没生孩子就是最大的不孝。

这种观念一旦深入人心，就变成了底层百姓的刚需。

在古代农民看来，儿子不仅是香火，还是唯一的社保，老了干不动活了，谁给你饭吃，你病了躺在床上，谁给你端水，死了埋在土里谁给你扫墓？

在这种极端的生存焦虑下，娶不起老婆的穷人们开始剑走偏锋，既然买不起，那能不能“租”一个？

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作“典妻”。

简单来说，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签一份合同，甲方是一个娶不起老婆或者想要儿子的穷人；乙方是一个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急需现钱周转的丈夫。

乙方把自己的妻子作为标的物，“典当”给甲方，双方会约定一个期限，通常是三年、五年或者更久，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女人要住在甲方家里，主要任务就是为甲方生下一个继承人。

这笔钱叫“典金”，甲方要一次性付清给乙方，其次是期限，合同里会写清楚从哪年哪月开始，到哪年哪月结束，最关键的是在这期间，这个女人所生的孩子归甲方所有。

这种契约甚至还会规定，如果典妻期间女方生了病医药费谁出，如果女方不慎去世后事谁办，甚至还会规定，女方在甲方家里期间，原配丈夫能不能来探视。

大多数合同都会明确禁止原配丈夫私下来往，以防甲方觉得吃了亏。

这种行为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一种犯罪，反而被看作是一种民间自发的救济，大家觉得，这总比全家人一起饿死要强，也比让祖宗断了香火要强。

“典妻”这种现象并不是清朝才有的，汉朝的时候叫“质妻”，就是把妻子当成质押品，到了汉末三国战乱频发，为了换一斗米活命，丈夫把妻子送出去的情况屡见不鲜。

唐宋时期，这种行为甚至开始有了一点“租赁市场”的雏形，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山区，比如浙东一带这种习俗甚至被当地人习以为常，甚至还有专门的称呼。

到了元朝，法律规定如果有人典卖妻子，双方都要受罚，但是对于那些走投无路的穷人来说，官府的鞭子再响，也比不上肚子饿的滋味难受。

明清两代，政府对这种事的态度非常纠结，大清律例里写得清清楚楚，是绝对违法的，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只要没人举报，或者没有闹出人命官司，官府一般不会去管老百姓家里的这种“脏事”。

在看似公平的交易里，最惨的永远是那个女人。

在男人们签合同、数银子的时候，那个被当作商品交易的女性，往往没有任何发言权，她可能昨天还在原配家里缝缝补补，今天就被打包送到了另一个陌生男人的炕上。

在典妻期间，她要为甲方的家族繁衍后代，如果她生了孩子，这个孩子管她叫妈，但名义上却是甲方的后代。

等到典当期限一到，她得收拾包裹回到原来的家里，而她亲手带大的孩子，却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再见。

“两难”的处境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来说都是一种极其残忍的折磨，她既要对原配丈夫表现出“牺牲精神”，又要在甲方家里尽到一个“生产工具”的本分。

更讽刺的是，当时的社会道德体系还会给这种行为披上一层虚伪的外衣，如果一个女人为了救活原配全家而甘愿被典当，甚至会被乡里乡亲夸上一句“贤惠”。

这种所谓的赞美，本质上是对女性人格的彻底否定。

这种延续了上千年的丑陋习俗，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被废除，当然这种现象彻底绝迹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和社会制度变革，穷人们不再需要通过典卖妻子来换取生存，女性的地位也从法律和经济上得到了根本保障。

今天我们再去读那些泛黄的典妻契约，能感受到的只有冰冷，合同上的每一个字，其实都是底层女性无声的眼泪，但好在，新时代总会来临的。

参考资料：

1.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

2. 《元典章》

3. 《孟子·离娄上》

4. 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

5. 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