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次奔赴，一部“心经”，邱华栋长篇新作《敦煌变》出版

敦煌，单是这两个字读在嘴里，都能让人产生“大也，盛也”的感觉。每每想到它，都会让人骤然心静神安。而莫高窟，虽因壁画享誉世界，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但其实，它在中国人的心中，早已成为文化原乡和精神原乡的实体，似乎每一个洞窟都可以安顿人的前世今生。

正因如此，敦煌召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那么多人——从早年的探险家、掠夺者、商旅客、开窟人，到后来的临摹者、守护者、研究者、观光者、画匠、信众……敦煌总能以它的盛大辉煌安顿每一种身份，而莫高窟则能以它的包罗万象容下每一种梦想，或者野心。

近日，作家邱华栋的最新长篇小说《敦煌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十六万字的作品，凝聚了作者三十年间十次亲赴敦煌的所见所感，以及数十种敦煌学专著的案头研读。

从《空城纪》到《敦煌变》

要理解《敦煌变》的诞生，就不得不回溯邱华栋的“西域纪传”写作版图。此前，他耗时三十年构思、六年写就的长篇小说《空城纪》（译林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以“石榴籽式结构”书写了龟兹、高昌、尼雅、楼兰、于阗、敦煌六座西域古城的千年传奇。《空城纪》的第六章“敦煌七窟”正是《敦煌变》的前身。

但邱华栋意犹未尽。“我觉得，起码应该写十个敦煌洞窟，从中演绎出十个故事，才能够把我对敦煌近千年的开窟史和历史风云变幻勾勒出来。”2024年，受到出版社的鼓励和邀请，他将《敦煌七窟》扩展成一部十五六万字的长篇小说。

在邱华栋的文学构想中，这是一种“星群聚集式”的写作方式。《空城纪》如同一棵主干，从中“长出了”《龟兹长歌》和《敦煌变》这两部独立的小说，它们像星星一样聚集在一起，彼此映照、彼此生长，共同构筑起一个宏大的西域文学世界。而这还不是终点——邱华栋还计划完成一部名为《流沙传》的长篇小说，将汉唐之际整个亚洲到欧洲的中古传奇纳入笔端。

十个洞窟，一部敦煌史

《敦煌变》从莫高窟735个石窟中精心遴选了10个，包括“阙形龛”代表作275窟；绘有1235身佛像、其中白衣佛最为著名的北朝千佛图精品窟254窟；被誉为丝路多元文化“万神殿”的西魏285窟；还有存有《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的晚唐156窟……

每一个洞窟，作者都先用非虚构的笔法，用强大的语言自信实现看图般的直观效果，原版复刻洞窟的形制、布局、壁画特征，书写洞窟的时代特征、历史价值、艺术氛围和经变故事。接着再妙笔生花展开跨越古今的想象，让洞窟里的壁画、雕塑、场景都变成动态的、活的；给每个洞窟安放一个特殊身份的人——画匠、士兵、商人、刺客、学者等等，让他们面对生活的困境、命运的选择、世俗的诱惑，充分展现人性中的贪嗔痴，更强调莫高窟、敦煌、佛教文化带给他们的戒定慧。

用一个个体生命跟一个真实的洞窟建立关系，这种写法让读者在游览洞窟时，不再只是听导游讲解佛像，而是能感受到“鲜活的生命博弈”。

书里写到的每一个洞窟都自成独立世界，每一个人物都自成独立传奇。同时，这十个洞窟、十种身份的人物又彼此血肉相连、多极共“变”，它们的连接变幻出跨度长达一千八百年的西域史、河西走廊和中原隐秘互动的王朝史、家族史、民族交融史、个人成长史，更变幻出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和凡俗人间的命运百态。

真正的主角：敦煌莫高窟本身

邱华栋在后记中写道：“从上大学时的某个暑假我第一次到敦煌算起，三十多年里，我去过敦煌的次数加起来应该有十次之多。每一次去，我都能在敦煌莫高窟看几个洞窟，都能在附近的鸣沙山、月牙泉和更辽远的周边戈壁地区盘桓一阵子。”

他坦言，这些年阅读了数十种有关敦煌莫高窟的书籍，“都是当闲书来读的，读得津津有味”。这些学术著作时常能唤起他的小说创作欲——从荣新江的《归义军史研究》到陈海涛、陈琦的《图说敦煌二五四窟》，从沙武田的《粟特人与敦煌莫高窟洞窟营建》到敦煌研究院编的《“画”中有话：敦煌石窟百讲》。邱华栋在书末向敦煌学学者们致以敬意：“没有这些年敦煌学的发展和国内外杰出学者们细致的研究，我作为一个小说家，也许无法展开我文学想象力的翅膀。”

他确立了这部小说的结构：手串串珠式，首尾相连，连接起一千多年的敦煌传奇。有人会问，《敦煌变》是不是一部小说集？

邱华栋的回答是否定的：“这是一部长篇小说。手串串珠式的结构让这部小说的十个章节成为闪闪发光的珠子，被敦煌莫高窟这根结实的绳线穿在一起。小说的时间跨度有一千八百年，然而开篇和结尾，一位叫赵娉婷的女子，作为全篇的轮回式人物，让时间和空间又都凝聚起来、可亲可感起来。”

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小说中哪一个人物，而是敦煌莫高窟本身。”邱华栋说。

大多数游客在敦煌，很难建立对敦煌更加深刻的联系，转一转、看一看也就走了。而一定有些人，和敦煌莫高窟建立了生命中最为深刻的联系——那是情感的、血缘的、生命的、命运的深刻联系。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