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70年的自民党将把日本带向何方？

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王 军 本报记者 邢晓婧 陈子帅 本报特约记者 孙 默

编者的话：日本自民党去年11月迎来成立70周年纪念，日前，自民党又召开党大会，发表建党70周年“新愿景”，涵盖原则、外交、经济与社会保障等方面。日本媒体评论认为，这一“新愿景”尽管强调维护民主，但并未涉及自民党“政治黑金”的顽疾；尽管强调倾听多方声音，保障党内自由辩论，但每位议员是否真正被允许代表不同的声音？这些质疑背后，是自民党70周年之际面临的多重挑战：自成立以来长期主导日本政治的自民党，近年来“政治黑金”丑闻缠身、民生政策应对乏力。去年高市早苗当选总裁后，又发表刺激地区紧张局势的言论，鼓吹修宪，政治加速右倾。在最新愿景中，修宪赫然被列为自民党当下的重心之一。核心问题没有应对，右倾动向引发警惕，自民党70年“新愿景”令人失望。

“轮流坐庄”维持长期执政
自民党4月12日发布建党70周年“新愿景”，强调自身定位为日本的“国民政党”，宣称该党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执政地位，重要原因在于其并非代表特定阶级，而是“倾听多元民意、在党内形成自由讨论并最终实现统一结论”。

这试图呼应自民党成立早期的宗旨。1955年11月，日本两大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完成保守阵营合并，自民党由此诞生。当时自民党编写的纲领性文件中称自身为“国民政党”，提出自民党“为全体国民利益和幸福服务”。自民党宣称，这种定位使其在日本战后相当长时期内，成功整合地方利益集团、农协体系、财界与官僚资源，形成横跨城乡的广泛支持基础。

自民党在成立后70年间几乎持续执政，只在1993年和2009年开始失去政权。这一现象被称为“55年体制”，即自民党“一党优位制”。成立之初，自民党内部就形成了派阀政治结构。各大派阀不仅掌握政治资金与选举资源，还主导议员晋升与政策分配。广岛《中国新闻》网站评论称，自民党执政时期不乏推行一些给民众带来困难的政策，但当政府支持率面临困境时，自民党屡次通过选举意识形态和政策方向不同的领导人来“化解危机”，制造出一种“伪政权更迭”的效果，以此维持长期执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自民党成立后背靠冷战格局下美国的扶持，通过内部派阀竞争和轮流坐庄实现长期执政。其在战后通过引领日本经济腾飞，建立全民医保和养老金制度，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民生政策凝聚支持，并凭借财界支持与强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主导日本政坛60多年。

面临“根基性的信任危机”
派阀帮助自民党巩固了统治，但也成了滋生至今仍存在的“政治黑金”问题的温床。项昊宇提到，自民党长期以派阀体系为核心权力架构，派阀通过资金分配、职位争夺掌控党内资源。运作模式本质是钱权交换，派阀首领通过选举资金支持与内阁职位分配，维系成员凝聚力与话语权。

20世纪80年代末，“利库路特”事件（提供就业及住宅租赁等信息的企业“利库路特”将旗下房地产公司未公开发行股票转让给有权势的政治家、官僚和经济界人士的案件）曝光，“政治黑金”问题摆上台面。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日本政治和经济都亟需新的旗帜。日媒称，依然固守“55年体制”的自民党找不到突破方向，进入了停滞时期。

1993年自民党短暂下野，第二年日本实施了在众议院选举中引入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改革，旨在克服旧选举制度中的派阀竞争、“政治黑金”问题。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期间，将“打破派阀政治”作为核心口号，利用人事调整和结构改革打压自民党派阀。项昊宇提到，安倍晋三上台后，通过推行首相官邸主导模式，弱化派阀协商作用，打破传统派阀对人事、政策的垄断。

不过，日本媒体提到，安倍执政后实际上造成了派阀“一强多弱”的局面。“政治黑金”问题没能得到解决。2023年，自民党再曝“黑金”丑闻，党内最大派阀“安倍派”受到主要影响。之后，自民党六大派阀中，“安倍派”（清和政策研究会）、“岸田派”（宏池会）、“二阶派”（志帅会）、“森山派”（近未来政治研究会）先后决定解散，“麻生派”（志公会）表示将继续存在。

这远非自民党派阀政治和“黑金”问题的终点。日本媒体称，每次丑闻之后，都会出现解散自民党派阀的言论，但这些派阀只是通过将自己更名为“政策团体”就得以生存。日媒评论说，自民党如今面临的危机已经不再只是执政技术层面的调整问题，而是根基性的信任危机。

截至2025年年末，自民党注册党员规模已锐减至100.32万人，连续三年呈现下滑态势。“黑金”丑闻之外，自民党经济民生政策效果不彰，日本国内物价持续上涨等问题引发民生焦虑，2024年众议院、2025年参议院选举，自民党接连失利，国会失去多数地位。

右倾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东京新闻》称，自民党支持率下滑的同时，参政党等右翼势力获得了更多支持。在这一背景下，去年10月，自民党推选党内右翼人物高市早苗担任总裁，“这很可能是为了挽回被参政党夺走的支持率”。专家提到，高市早苗当选党总裁后，通过推行右倾民粹政治路线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支持率，维持了自民党的执政地位，但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自民党的积弊。

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赢得了多数席位，高市早苗被认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选举日程安排导致日本2026年财年预算案无法如期通过，为了应对原油价格高涨和社保预算，日本政府只能审批“临时预算”应急，这被日媒视为高市上任以来遭遇的首次挫折。《朝日新闻》称，自民党高层对高市无法掌握好审议预算案的日程极为不满，有资深议员指出，日程从一开始就被视为难以推进，而她却狂傲地以为只要赢得选战，一切都在掌握中。

在经济政策方面，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在今年2月选举中承诺，将暂停征收目前适用8%优惠税率的食品饮料消费税，为期两年。但日本“nippon”网站援引智库机构的推算结果称，越是富裕阶层，在此举中的受益越大，产生的经济效果甚微，只有1/4的企业看好该政策。《每日新闻》的民调显示，在应对物价上涨方面，受访民众对高市早苗的满意度仅为19%。

与此同时，自民党的原派阀正蠢蠢欲动，有的计划恢复活动，有的准备重组。日本《东洋经济》称，自民党2月获得大量众议院席位后，一些因“政治黑金”丑闻落选的前议员又重返自民党。约20名原二阶派系成员今年3月参加了一次会议，年轻成员计划以“研究小组”的形式举行活动，大有重新团结的趋势。原岸田派系也开始活跃起来。曾参加2024年与2025年总裁选举的林芳正一派，以及前官房副长官木原诚二一派，已分别举行集会。

令日本舆论失望的是，自民党在最新愿景中并未提及对“政治黑金”的应对。日媒称，无论自民党如何努力通过右倾来赢回失去的支持，如果不能重建因“政治黑金”丑闻而丧失的政治信任，就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鼓噪修宪将日本带向危险方向
日媒回顾称，在“55年体制”时期，自民党与以社会党为核心的中小在野党之间展开“保守”与“革新”的竞争，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重整军备、修改宪法等安保和外交问题作为核心争论点。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会强行通过新《日美安保条约》引发大规模抗争后，自民党一度选择“低姿态”路线。项昊宇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推动日本所谓“国家正常化”是自民党的既定方针路线，长期以来通过步步为营的“小步慢跑”方式，分阶段逐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

2014年安倍内阁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替代旧规，大幅放宽武器出口条件，为军事技术输出铺路；2022年岸田政府推出“安保三文件”，将防卫预算提升至GDP的2%，明确写入“反击能力”。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大西广14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民党通过修改党纲、凭借设立安保相关法制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方式，逐步转变了安保政策。这一系列渐进式的安保路线调整，从本质上讲可以理解为是在为修宪、脱离和平宪法做长期准备。

高市早苗上台后，对于修宪的意图已不作掩饰。今年早些时候她称应将自卫队写入宪法，通过修宪将自卫队定位为“有实力的组织”。在本月12日自民党发布的“新愿景”中，修宪赫然在列。自民党称：“考虑到我国的安全保障，修宪是关乎存亡的需要。必须凝聚全党力量实现这一目标。”高市早苗在当天召开的大会上声称“建党至今已70年，（修宪）时机已成熟”，并称希望在明年召开党大会时，能够在提出修宪动议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大西广认为，高市早苗强硬宣称“修宪时机已成熟”，在自民党深陷“政治黑金”丑闻、严重丧失国民信任的背景下，这种姿态意在借助强硬的右翼政策转移国内矛盾。他补充说，历届日本内阁始终模糊集体自卫权的行使条件与武力行使的边界，而当前自民党却在加速推进修宪进程。

“自民党70周年‘新愿景’释放多重明确信号，一是修宪成为核心议程，高市早苗明确提出条文起草等时间节点规划，试图通过修宪突破战后和平体制，为军事扩张提供法理依据；二是外交路线持续右倾，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突出意识形态竞争和阵营对抗，背离和平外交理念；三是民生政策流于形式，仅泛谈‘负责任积极财政’‘构建可持续社保’等空洞政策口号，刻意回避‘政治黑金’顽疾，未提出实质性改革方案，暴露其优先巩固权力、忽视民生的本质。”项昊宇分析称，“整体而言，该愿景凸显出自民党执政路线右倾民粹化加剧的特征，可能将日本推向更加危险的方向。”

‍《中国新闻》网站评论说，安倍内阁颁布引发分裂的安保相关法案后，几乎再也看不到自民党就充满争议、需要国民承受代价的政策进行解释说明的场面，这可以说是“一强独大”的傲慢；后来，包括岸田内阁在内，日本政府在安保、能源等重大政策上的转向仅通过内阁会议决定便草草了事，轻视国会的姿态愈发突出；在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战略上，自民党又缺乏大局观，一味将维持政权放在首位。文章称，自视为安倍继承者的高市早苗不应忘记，日本安保政策的深层底色本应是植根于日本战争经历和和平宪法的不战誓言，而这一精神正濒临消失，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