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赢学”三代论！启蒙思想家，竟是白人优越论推手？

当一些中国网民自发为中国唱赞歌时，他们被嘲笑为“自干五”。其实，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需要“赢学”——对国家合法性的信仰，没有这个信仰，国家就会完蛋，这是世界历史反复上演的剧目。

比较而言，中国的“赢学”叙事远远滞后于西方，西方“赢学”早就体系化学理化了，很多自由主义大师诸如洛克、休谟、康德、托克维尔、小密尔、马克斯·韦伯，都是西方“赢学”的奠基人；进入20世纪，熊彼特、李普塞特、罗伯特·达尔、萨托利以及经济学者道格拉斯·诺斯、阿西莫格鲁等，都是西方“赢学”的急先锋。正是因为这些“诸神”的贡献，以至于很多人用西方的“赢学”知识而否定中国的“赢学”。

一、第一代“赢学”：白人优越论

欧洲白人15世纪进入大航海时代，开始与新大陆上的不同种族人群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并随即开展血腥的殖民活动。为这类充斥着奴役、贩卖、屠杀的行径进行辩护，成了当务之急。最早的辩护来自基督教，将其合法化为一种“传教士的布道探险活动”。2但随着基督教教义与残酷的黑奴贸易、殖民掠夺之间的张力愈发紧张，西方人开始寻求更为“科学”的基础，披着科学外衣的人种论学说应运而生。现在人们熟知的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等的划分正是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慢慢形成的。

19世纪后，法国解剖学家、动物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 Cuvier）提出“人分三种说”，将世界上的所有人种简化为白人/高加索人、黄种人/蒙古人种、黑人/埃塞俄比亚人种这三个主要种族，并强调三类人种单独隔离发展而来，其区别是由生物学遗传因素所决定的，因此永恒不变，且存在严格清晰的层级：白人位于顶端，而接近于猩猩的黑人动物性更强、智力最为低下，因此位于最底端。3这一人种多源论观点后来也影响到休谟、伏尔泰和康德等人。

这一时期白人优越论下对其他种族的鄙夷和仇视，达到了盲目和荒谬的地步。从阿瑟·德·戈平瑙到黑格尔、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都认为只有白人国家存在历史而在非洲和中国均不存在历史。4国内许多学人都绞尽脑汁替黑格尔之“中国无历史”论找寻各种解释。而如果了解了他说此话的白人优越论和种族主义背景，便不会那么认真地对待这句话了。

作为“自由主义之父”的约翰·洛克，正如约翰·邓恩所言，“是一个有着多副面孔的人”6。早期自由主义并非真正所谓的“人人平等、生而自由”，不仅在阶级上它是资产阶级的，在种族上亦有着严格的限制。在洛克的人类知识谱系中，“黑人不是人，因为白色是一个孩童心中关于人的复杂观念中简单且恒常的观念之一”7；而当一个孩童在描述魔鬼时，“他可能会管一个黑人叫魔鬼而不是人”8。

约翰·洛克

洛克的白人优越论意识形态不单单表现在其学说上，更体现在其实践上。

早在1663年，洛克就亲自参与了从非洲贩卖黑奴到美洲的大西洋奴隶贸易。1666年洛克得到机会替英国辉格党领袖、后来担任财政大臣、大法官和上院议长的英国政治名流沙芙茨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Cooper）治病，由此开始步入政界，广泛参与了各项殖民地政策制定。

在1669年作为英属卡罗来纳殖民地领主秘书起草的《卡罗来纳基本法》（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中，洛克将其代表性的宗教宽容思想和其并不广为人所知的种族主义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一方面，任何人包括奴隶都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但同时，奴隶却不能因宗教信仰而改变其奴隶身份，任何卡罗来纳的自由人都对其黑奴拥有绝对权力与权威。9这套在新殖民地建立的法案将印第安人的权利剥夺到了“只可作为欧洲人附属物而非自由人的地步”10，毫无疑义地确立了贵族统治的基础，并为奴隶制张目。11

1673年在沙芙茨伯里伯爵创立英国“海外贸易与种植园理事会”后，洛克在该理事会任秘书一职长达数年12，大肆为英国海外贸易和美洲种植园主牟取利益，自己也在卡罗来纳州攫取了48000英亩土地，并参与投资了沙芙茨伯里伯爵名下专为英国供应殖民地种植园产品的巴哈马公司。131695-1700年，已成为英国首相约翰·萨莫尔心腹的洛克主导着“海外贸易与种植园委员会”几乎一切事务的决策。14

洛克绝非特例，与洛克并称为英国经验主义之父的休谟不仅赞同人种多源论和人种不平等理论，同时还加入了其所擅长的经验主义话语来论证白人优越论。

与洛克一样，休谟所批判的偏见和不宽容，也仅仅适用于白人群体之中，而对于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种族，休谟则认为他们在本性上比白人更低劣。15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在于，休谟由黑人的现状出发，“有罪推定”式地将一切归因到种族上：

大卫·休谟

大英帝国另一条白人优越论的线索在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代表人物即我们所熟知的密尔父子——詹姆斯·密尔与其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老密尔特别喜欢将印度与中国放在一起比较，认为二者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几乎都有同样程度的不真诚的恶习；虚伪、奸诈、喜欢说谎，甚至超过了未开化社会的一般程度。两者都倾向于过分夸大与自己相关的任何事。两者都是懦弱和无情的。两者都具有最高程度的自负，并对他人充满蔑视。从物理意义上讲，这两种人的外表和住所都是非常肮脏的”。19

写就《代议制政府》和《论自由》的小密尔的名气远胜于老密尔，然而他在白人优越论上仍深受其父影响，并终其一生相信他父亲的《英属印度史》是有关印度社会最为可靠的著作之一。22

对此，小密尔总结道：“在人类自发进步的过程中，早先困难异常艰巨，因此人们对克服困难的手段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而由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统治者，使用某些权宜之计去实现不如此也许就不能实现的目标，就是合情合理的。对治理野蛮人来说，只要目的是改善他们的状况，而且所用手段也已由实际结果证明是正确的，那么专制就是合理的政府模式。”27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可见，这些伟大的西方自由主义者自我标榜的那些中立性与普遍性一旦涉及到个人利益、国家利益或种族利益，便立刻化为泡影，取而代之的则是彻彻底底的“种族自由主义”（racial liberalism）。

除了英国，欧陆启蒙思想家们也积极参与到这一时期的“白人优越论”意识形态建构中来。

同一时期的另一位思想巨匠康德（Immanuel Kant）则受到了休谟的影响，进而成为了科学种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同休谟一样，康德将经验主义观察得出的不同种族所呈现出的差异，主要归因为某种“种族特性”。康德认为，黑人的低劣和愚蠢，虽然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来源于经由生殖遗传方式流传下来的种族特性，而肤色正是种族低劣的印记。32

即便他意识到殖民统治给美洲当地人民造成何种伤害，即便当时法国有许多人正在怀疑这样做的正确性，托克维尔仍坚持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辩护。背后的思想动机除了白人优越论外，还有某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愿法国在海外殖民扩张方面落后于英国而失去国际地位和声望。34在比戈将声名狼藉的侵略突袭行动后，托克维尔替他辩护道：“我常常听说我所尊重的、但是与我意见不同的法国人，认为我们烧毁粮食是错误的，我们清空储仓是错误的，并且最终认为我们抓获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些只是不幸的必需之举。”35

战争中的托克维尔收起了往日的温情脉脉，开始更频繁地使用“愚昧”“野蛮”“未开化”等这类词汇来形容当地人，并建议推出更加严厉的军事策略，包括终止与当地部族的所有贸易、军事侵略突袭行动，关押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手无寸铁平民，并且毁坏一切当地人试图建立的城镇。36托克维尔解释道：“对于我们来说，为使殖民达到某种程度，我们必须不但有必要使用暴力手段，而且要运用看上去邪恶的手段，纷争不再存在于政府之间，而存在于种族之间……这从欧洲的犁触碰到这片土地的那一天就开始了。”37

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对法兰西帝国事业的热情还拓展到了他对整个欧洲种族即白人群体优越性的观念上。

他曾在对友人的信中谈到英国1840年对华发动的鸦片战争，鼓吹欧洲人对世界其他所有种族进行奴役：“如果我是英国人，我将不会毫无忧虑地看待正在准备中的对华远征。我以一个善意而无私的旁观者的身份来说，关于一支欧洲军队入侵天朝的想法只会令我感到高兴。这样，欧洲的流动性终将对抗中国的静止性了！这是一件伟大的事件，特别是如果人们认为它只是一种继续，是同样性质的众多事件当中的最后一个，这些事件都让欧洲种族走出本土，并成功地让所有其他种族都屈从于它的帝国或者它的影响。比罗马帝国的建立更为巨大、更为非凡的事情就要产生在我们的时代，但是没有任何人注意它；这是由世界的第五部分对其余四个部分的奴役。让我们不要过于贬低我们的世纪和我们自身；人类是渺小的，但是事件是伟大的。”38

这种近乎疯狂与野蛮的、完全不顾世界其他地区、其他种族民众遭遇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言论，早已远超小密尔等人，怪不得迈克尔·曼主张应将虚伪的“殖民者民主制度”（settler democracies）直接改称为“种族统治”（ethnocracies），认为这样才更能体现其本质。39此外也可看出，倘若我们不从白人优越论意识形态基础或欧洲内政的变化等世界政治的视角出发，而单单只从中英双边关系或现实主义权力均势的角度，便很难解释鸦片战争这一中英关系史中的重要事件。

人种分类学、解剖学、医学等“科学”基础和启蒙思想家们提供的思想资源事实上共同完成了“白人优越论”的系统理论建构。作为一种迈克尔·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权力，这一思想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政治史，更具体地说，它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以西方为主角的近现代世界史上血腥的种族大屠杀甚至种族灭绝行径。即便在某些情况下或许利益争夺才是导致种族大屠杀的直接原因，但白人优越论却为西方这一残酷行径提供了合理性乃至合法性。

在如今的美国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俗称美国总统山），有四座高达60英尺的美国前总统头像，从左往右依次是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作为美国政治传统的缔造者，他们在历史上为美国的发展、繁荣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被从众多总统中挑选出来，作为美利坚民族的骄傲和美国价值观的最佳代表。42

美国“总统山” 资料图

比利时国王在刚果的种族奴役与大屠杀。除去在白人移民国家建国史上往往会出现白人对原住民的种族清洗之外，另外一种典型的种族大屠杀出现在白人对其他区域的侵略与殖民过程中，例如在1880年之后的非洲。根据霍赫希尔德的测算，从1880年到1920年，刚果人口减少了约10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一半。44刚果学者伊西多尔·纳达维尔·伊·兹姆也得到了同样的数字。45这一被屠杀的人数甚至远超二战时被杀害的犹太人数量。

其实，韦伯自己也知道这项研究的价值性以及由此心虚。毕竟，“改写（篡改）历史”注定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天职”，哪怕是韦伯这样的天才式人物，也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改写（篡改）历史”。在真实的历史面前，书写虚假历史的人物都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马克斯·韦伯

让我们从现象学常识出发，“回到事情本身”而把“韦伯命题”悬置起来，看看韦伯是如何“改写历史”的。这里，只把西方既有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来就足够了。

欧洲史视角下的资本主义起源。即使在欧洲，经济中心事实上也在不停地转移，但韦伯却把暂时性的权力中心当成事实性的“历史的终结”，即资本主义终结了历史。资本主义组织起源于南欧而不是新教地区的北欧国家。布罗代尔指出：

经济中心的这种转移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拜占庭在伊斯兰面前相形见绌，伊斯兰让位给信奉基督的欧洲；地中海地区在征服世界七大海的斗争中旗开得胜，但整个欧洲的重心于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偏向当时正顺利发展的北欧新教诸国。直到那时候为止，也许直到十七世纪的一二十年代，资本主义一词主要适用于南欧，尽管罗马和教廷都在那里。阿姆斯特丹只是崭露头角。我们还注意到，无论美洲、好望角的海路或世界的其他大路，都不是北欧所发现的：葡萄牙人最早到达南洋群岛、中国和日本。这些空前成果都应归功于据说懒惰成性的南部欧洲。资本主义的工具也丝毫不是北欧的发明，它们全都来自南欧；甚至阿姆斯特丹银行也是威尼斯里亚托银行的翻版。北欧大商业公司正是为了对付南欧——葡萄牙和西班牙——而成立的国家垄断组织。54

桑巴特有力地论证道，从13世纪起，特别是在15世纪，佛罗伦萨是个资本主义城市，不管人们赋予资本主义一词什么含义。桑巴特发现，佛罗伦萨人巴蒂斯塔的四卷本《家庭篇》（成书于1441年）记载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气氛：赞扬金钱和时间的价值，必须节俭地生活，所有这些都是早期资产阶级原则。

《家庭篇》指出，金钱是“万物的根本”；“有钱就能有城市住宅或乡村别墅，各行各业的工匠都为有钱人辛劳服务。没有钱就会缺少一切，办任何事都少不了钱。”55这和当时基督教流行的“金钱代表堕落”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在对待时间问题上，《家庭篇》说过去时间属于上帝一人，出卖时间（借贷时收取利息）也就是出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现在，时间是生活的量纲和人的财富，对于人来说，最好不要让时间白白过去。关于奢侈，佛罗伦萨人说“你们应该记住，决不要让你们的支出超过收入”。

对此桑巴特总结道，“这里不是要把节俭的思想贯穿到勉强能吃饱肚皮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而是要让富家大户同样接受这种思想”。布罗代尔指出，“这种思想就是资本主义思想”。韦伯认为《家庭篇》只不过在重复一些古训，对此布罗代尔认为，“马克斯·韦伯的意见是错误的”；“如果资本主义能从‘精神’认出和从词的分量秤出，马克斯·韦伯便肯定是错了”。56

资本主义不但产生于韦伯所说的新教国家，更产生于桑巴特所说的天主教南欧国家。不仅如此，欧洲以外的资本主义也很多。“如同欧洲一样，世界其他地区几百年来也必须从事生产、发展交换和加速货币流通。到这类活动中去寻找某种资本主义的征兆或先兆，难道说是荒唐的吗？……在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曾经光顾过社会的所有形态，至少在我心目中的资本主义是这样的。”而资本主义的成败“有两大理由可做解释：一方面是经济的和地域的理由，另一方面是政治的和社会的理由。”57

诚如马克思所说，在专制权力盛行的地方，资本主义难以发展起来。在中国明朝，市场经济很牢固，商业网络很发达，诸如地方集市星罗棋布，小工匠和小商贩走街串巷，城市中店铺鳞次栉比，四方商旅来往繁荣，但国家机器高高在上地监视一切，它对富人持明显的敌对态度，因此那时的中国只有市民阶级而无资本主义。58

韦伯为什么一定要从新教中的一些因素推导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意识形态呢？不能以所谓的“理想类型”这个概念为韦伯开脱。理想类型可以解释韦伯建构新教的理性主义伦理，但不能解释为什么一定要“篡改历史”而完全无视信奉天主教的南欧地区对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性质的贡献。

显然，博学的韦伯不是不了解这些历史，这对他而言太小儿科了，而是他的政治身份驱使着他不但变成一个西方中心论者，甚至是一个偏狭的种族主义者。当政治身份、政治动机盖过学者身份，“价值中立”就不值得相信了，因为他本人已经把“价值中立”抛在脑后了。

韦伯为什么要“改写历史”？

首先，服务于政治的“学术”。

1892年，已近不惑之年的韦伯在给发小的信中说道，“我根本就不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即便有大学教职以后，精力充沛的韦伯还一心仰望政治。60一般认为，1895年的弗莱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讲，是韦伯关于德国政治的宣言书。在就职演说中他这样界定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政治的科学。它是政治的仆人，而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某些人、某些阶级碰巧在某一个时期进行统治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的永久性权力政治的利益。”61这应该清楚地说明了韦伯所界定的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是有前提的，而且其很多研究就是为了政治，为了他的终极价值追求——民族权力。

作为种族主义者的韦伯。

在同一个就职演说中，韦伯指出，“民族的永久性权力政治”就是民族国家，一种民族权力的世俗性组织。“在这种民族国家中，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我们眼中的‘国家的理由’”，“国家的理由”意味着，“我们民族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利益及其支撑者，应当在德国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上拥有最终的决定性发言权”。62由于毫不妥协地支持强国目标，韦伯被称向德意志民族灌输“钢铁时代的新马基雅维利主义”。63

韦伯不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主义者，而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者。19世纪中期流行的赤裸裸的白人优越论（其实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论）依然留有遗迹，这一点完整地体现在韦伯身上。

1917年的韦伯 资料图：维基百科

《新教伦理》不但排斥天主教，针对当时很多人将英国式清教与希伯来精神联系起来，韦伯还这样污名化犹太教：“犹太人秉持的是一种政治和投机导向的风险资本主义；简言之，他们所具有的是一种贱民资本主义（pariah-capitalism）的精神气质。但与之相对，清教所具有的精神气质是对资本和劳动进行理性的组织。”因此只有“清教徒们普遍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因为他们使“一种精神信念得到了伟大的复兴”。67

第四，作为帝国主义者的韦伯。

国家民族主义者其实就是帝国主义者了，但是这个定位需要从韦伯自己的口中说出来。在就职演说中，他说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任务就是寻找“政治成熟性”的领导阶级以完成“伟大的权力政治任务”；“民族统一的战争结束时，德意志民族首先面临一个明确的政治任务，即海外扩张，但是这些市侩们甚至缺乏最粗浅的经济头脑，居然不明白德国国旗飘扬在周边海岸对于德国的远洋贸易意味着什么”。68

在世界上取得支配性地位，扩大德国人的生存空间，一直是韦伯的梦想。他说，“我们的后来人冀望我们承担的历史责任，主要不是我们留给了他们什么样的经济组织，而是我们在世界上为他们征服了多大的行动自由空间。”69

韦伯在1916年回忆说，即使在1895年的就职演讲中，“我也谨慎地强调了政治不是也从来不可能是一门以道德为基础的职业”。76因此，韦伯自己声明，他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普遍幸福”和“社会正义”等庸俗的分配问题，而是关注“特定社会经济生存条件下培养出来的人的质量”，也就是民族精神。77“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国界的，一旦它要做出价值判断，就会受到特定人类血脉的约束”。“因此，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德国的政策；同样，一个德国经济学家使用的价值标准，也只能是德国的标准。”讲到此处，韦伯直言自己是一个“民族利己主义者”。78

韦伯需要被重新认识。

作为学者的韦伯，其贡献在某些领域是无与伦比的，比如理想类型、官僚制、合法性、统治类型等概念，乃至其倡导的但自己很少尊崇的学术研究的“价值祛除”。作为政治家的韦伯，其人生是失败的，而且是从失败走向失败。其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所推动的帝国主义运动把德国推向深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失败后，韦伯又成为一个幼稚的自由立宪派，不顾条件地推动魏玛共和国，其对代议制民主的认识能力远远不及卡尔·施密特，结果他和幼稚自由派一道再次把德国推向万劫不复之深渊。韦伯是政治的弃儿！

在对人类历史命运的把握上，韦伯远不及其前辈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是基于“现在”而看待未来，相信社会主义民主的未来；韦伯则是基于“过去”而看现在，比如韦伯处于大众民主运动高潮的时代，但韦伯基本上对民主持拒绝态度而相信官僚制的作用。

在对“现时代”的判断上，其实“民族自决权”起源于德国比如费希特的思想，世纪之交已经非常流行，无论是列宁还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无不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但韦伯追求的是对其他民族的支配权和“行动自由空间”——把这种思想与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一点也不牵强。千万别用时代的局限性为之开脱，因为他同时代的很多思想家都比他爱好和平与平等。政治上屡次失败的韦伯，其实也是时代的弃儿。

仅仅从公元1000年以来的全球史就能知道，欧洲在300年前并不是处于支配地位，也并非命定式（所谓新教伦理）居支配地位，以韦伯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家所炮制的欧洲中心论也就没有多少历史价值了；目前，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处于危机中，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正在挑战既有的世界秩序，韦伯式西方中心论大概更不需要认真理会了。

三、第三代“赢学”：制度优越论

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历史的终结”让西方处于“嘉年华”式的大狂欢之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那么，作为集大成式的“赢学”即“历史终结论”是怎么建构起来的呢？简单地说，政治学被建构为自由民主政治学，经济学被建构为自由市场经济学。

福山及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1.自由民主政治学

自由主义民主得以成立至少经历了“两次改造一次置换”：改造民主以及为了配合对民主的改造而改造合法性概念，并将“资本主义民主”置换为“多元主义民主”或“自由主义民主”。这真是极为聪明之举，因为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讨厌资本但偏爱自由。“两次改造一次置换”让西方掌握了民主的话语权，被论述为“普世价值”因而是“历史的终结”。

但是，在非西方社会，被奉为合法性的自由民主政体却难以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使得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呈现“无效的民主”的国家形态。原因何在？这是由于自由主义民主的性质及其在实践中的畸形所决定的。

民主的社会条件比民主本身更重要。美国八十年代之前的民主理论家在建构其民主理论的时候，还是相当审慎的，都无比强调条件的重要性。比如，熊彼特论证说选举式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政治选人机制，而资本主义就是选举式民主的前提和条件。资本主义是经济发达的象征，民主是经济发达的产物。

熊彼特的后来者进一步置换了“资本主义民主”概念，萨托利更是将民主置于自由主义的框架内论述，而自由主义不仅是我们常说的一套观念，更是一套制度机制，比如限制权力的宪政，即民主的前提是法治或者是西方人所说的能保护个人权利和首创性精神的宪政。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本身都是民主的土壤或结构性条件。

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之后，西方学者更加理想主义，不顾条件地推行其民主转型学，即不管非西方社会的起点是什么样的，都要最终走向自由主义民主这个终点。结果，因为转型中的非西方社会要么是缺乏资本主义这个经济条件、要么是缺少自由主义这个政治条件、或者是因为宗教关系-民族关系固有的异质化，没有土壤和社会结构的自由主义民主必然是无效的民主，因此才出现“民主的回潮”。

另外，我们已经看到，冷战时期竞争性选举的外部环境就是面临国家安全的挑战，而当外来压力解除之后，竞争性选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内部就变成了毫无顾忌的政党恶斗，美国政治已经变成了福山所说的“否决型政体”所导致的政治衰败。84其实，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竞争性选举早就演变为否决型政体，台湾就是典型。

美国国会大厦 资料图：新华社

2.自由市场经济学

伴随着哈耶克经济思想在里根政府和撒切尔夫人那里登堂入室，“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大行其道，而苏联的解体让“西方的兴起”研究成为一种学术思潮即新制度经济学。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道格拉斯·诺思认为，“西方的兴起”在于私有产权、亲市场国家和亲市场意识形态。这种新制度经济学正是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导向的全球化的需要，因此一时间风光无限。

当前那些被称为“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发达国家，有哪一个不是靠战争和殖民掠夺起家的？权威研究的数据是，从1765-1938年，英国从英属印度掠夺45万亿美元，85日本《马关条约》掠夺中国2.3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两年国民生产总值还多。在对外掠夺的同时，西方国家还通过向海外移民转移国内工业革命引发的激烈的阶级矛盾，并在新大陆、非洲搞种族灭绝。可以肯定地说，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和竞争性分配资源制度的良性运转，对外的帝国主义政策起到很大作用。

相应地，很多被视作实行了“掠夺性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不起来，都有殖民地遗产的影响。很多被殖民的地区，本来就经济落后，社会结构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或封建制，是典型的没有国家的“多统”的社会史属性。殖民者为了方便统治，大搞分而治之的制度和政策，进一步分化了本就碎片化的社会。这样，即使这些地区独立为“国家”，也只能是“强社会中的弱国家”，86没有主权能力——拥有国家自主性和独立地发展经济乃至社会建设的能力。

因此，颠倒了历史性因果关系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充其量是一部新制度经济学的挽歌，也很难获得道格拉斯·诺斯当年的辉煌和荣誉——那时正是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的狂欢时代。时过境迁，新自由主义脉络的新制度经济学即便早已满目疮痍，还依旧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难看出该奖项的高度意识形态化。

白人优越论下的殖民统治对当今世界政治仍具有深远的影响，是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政治的基础。首先，正如米格代尔87、罗德尼88等人的研究所揭示的，殖民遗产深深地形塑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结构，导致了碎片化的社会权力、日益冲突的部族矛盾、脆弱和依附性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再加上西方所推广与强加的与之社会结构不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等。即便今天这些难题仍然无解，制约着整个世界的发展。

2020年5月25日，一家便利店外，弗洛伊德胸口朝下被按在地上。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用膝盖抵住他的后颈，超过9分钟。弗洛伊德断断续续恳求多次，直至陷入昏迷。

进入21世纪后，白人优越论的幽灵也一直若隐若现、从未消散。

例如，前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美国颇具影响力的政治问题专家皮特·鲍泰利（Pieter Bottlier）认为奥巴马总统所遭遇的强烈反对声很大程度上正是来源于白人优越论下的种族因素。94作为最不可能案例（least likely case），倘若在美国国内都存在对于总统这样强势的非白人美国公民的严重歧视，不难想象，对于弱势的非白人美国公民情况将会如何，而西方白人对于更加弱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非白人的歧视则更不必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一段将前总统奥巴马及其夫人米歇尔P成了猩猩形象的视频。

再比如，在世界领导权的转移问题上，历史上在白人内部的转移如英国转移到美国，一般被认为是相对缓和与顺利的，而如今世界秩序变革下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却为何展现出一种绝对的难以接受？95可能有人认为是政体问题，那么如果是美国转移给同样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印度，他们是否能坦然接受？恐怕这里面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种族问题，即基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种之间的强大纽带而形成的西方对于白人统治世界的思维惯性与种族执念。96

世界政治史是“由资本主义驱动的‘白人优越论’进而所建构的白人主宰的国际制度与国家关系演化的历史，其中既包括国内政治制度的演化，也离不开国内政治演化所催生的思想观念对全球性秩序的影响”。97建构新的非西方化的世界政治史绕不开白人优越论这一关键线索，否则不可能观照出世界政治深层结构之全貌。

作为世界政治深层结构演变的主要线索，资本主义和白人优越论构成的“过程性结构”演绎出了如今不平等性霸权的“现状性结构”即所谓的国际制度；其间的“反向运动”则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自决权所推动的世界秩序的变革。换言之，当下我们习以为常的看似相对缓和与平静的现状性结构，在演进过程中除了列强之间的争霸（这一点往往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主流国际关系史叙述之重点），还充斥着列强对非西方国家广泛的战争、殖民掠夺乃至种族灭绝。

1 马德普:《现代种族主义的嬗变及其个人主义根源》，《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

2 Ibram X. Kendi, Stamped from the Beginning: The Definitive History of Racist Ideas in America,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16, p.23; 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7.

3 奇迈可:《成为黄种人：亚洲种族思维简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页。

4 参见奇迈可:《成为黄种人》，第139页；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3页；珍妮弗·皮茨:《转向帝国：英法自由帝国主义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页。

5 J. O. 林赛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旧制度，1713-176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144页。

6 John Dun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Argument of the “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5.

7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London: Penguin Classic, 1998, p.815.

8 Wayne Glauser, “Three Approaches to Locke and Slave Trad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51, No.2, 1990, p.213.

9 Mark Goldie (ed.), Locke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79-180.

10 Barbara Arneil, John Locke and America: The Defense of English Coloni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85.

11John Locke, Complete Works of John Locke, Electronic Version, Hastings: Delphi Classics, 2017, p.3204.

12 Maurice Cranston, John Locke: A Biography,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55.

13 海祖蓉:《论近代西方哲学与历史中的种族契约——以洛克与康德为例》，《世界民族》2019年第1期。

14 Wayne Glauser, “Three Approaches to Locke and Slave Trad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51, No.2, 1990, p.204.

15 David Hume, “Of National Characters,” in T. H. Green & T. H. Grose (eds.),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avid Hume, Vol.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6, p.253.

16 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第88页。

17 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第89页。

18 James Mill,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London: Baldwin, Cradock and Joy, 1817, pp. 435-468.

19 James Mill,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London: Baldwin, Cradock and Joy, 1817, p.472.

20 珍妮弗·皮茨:《转向帝国》，第188页。

21 J. H. Burns, “The Light of Reason: Philosophical History in the Two Mills,” in John M. Robson & Michael Laine (eds.), James and John Stuart Mill/ Papers of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6, p.18.

22 珍妮弗·皮茨:《转向帝国》，第208页；威廉·托马斯：《穆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23 Duncan Bell, “John Stuart Mill on Colonies”, Political Theory, Vol.38, No.1, 2010, p.35; Lynn Zastoupil, John Stuart Mill and Ind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Michael Levin, J. S. Mill o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London: Routledge, 2004; Eileen P. Sullivan, “Liberalism and Imperialism: J. S. Mill’s Defen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44, No.4, 1983, pp.599-617; Carol A. Prager, “Intervention and Empire: John Stuart Mil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Studies, Vol.52, No.3, 2005, pp.621-640.

24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9页。

25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第9页。

26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第32页。

27 约翰·密尔:《论自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28 John Stuart Mill, “A Few Words on Non - intervention,” in John. M. Robson, Martin Moir, and Zawahir Moir (eds.),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 21,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and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90, pp.118-119.

29 即否认不同人种共享同一祖先，以此论证白人与有色人种之根本差别，为奴隶制和帝国主义殖民活动提供合理性。参见奇迈可:《成为黄种人》，第98页；Bruce Bau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aucasian Rac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acial Ident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82-83.

30 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第84页。

31 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第85页。

32 马德普:《现代种族主义的嬗变及其个人主义根源》，《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

33 珍妮弗·皮茨:《转向帝国》，第250页。

34 Alexis de Tocqueville, 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59.

35 Alexis de Tocqueville, 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0.

36 珍妮弗·皮茨:《转向帝国》，第318页。

37 Alexis de Tocqueville, 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84.

38 Alexis de Tocqueville, Selected Letter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141-142.

39 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40 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4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42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43 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第118页。

45 亚当·霍赫希尔德:《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第408、451页。

46 马立博：《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页。

47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48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3-15页。

4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页。

50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75页。

5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2页。

59 马立博:《现代世界的起源》，第159页。

60 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36页。

61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62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14页。

63 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第47页。

64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4页。

65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6页。

66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11页。

67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7页。

68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19-21页。

69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13-14页。

70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8页。

71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22页。

72 蒙森：《马克思·韦伯与德国政治》，第42页。

73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176页。

74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145页。

75 蒙森：《马克思·韦伯与德国政治》，第50页。

76 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第39-40页。

77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12页。

78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13页。

79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第13页。

80 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第73页。

81 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第86页。

82 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第88-139页。

83 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84 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5-460页。

86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87 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89 殷之光:《平等的肤色线——20世纪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基础》，《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90 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兼论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

91 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

92 释启鹏:《“好制度”为何不能总是带来“好结果”？——中美洲国家兴衰的比较历史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5期；何家丞:《论封建制民主——菲律宾的民主模式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

93 这些观念定势还影响到西方对于“政治”这一关键概念的认知，并进而成为我们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参见杨光斌、李欢:《政治的概念——兼论我们时代困境的政治根源》，《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3期。

94 赵忆宁:《探访美国政党政治：美国两党精英访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95 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96 Peter J. Katzenstein, Anglo-America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al identities beyond West and East,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107.

97 杨光斌:《世界政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7页。

98 释启鹏、杨光斌:《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国传统与史观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