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吴坚：全球最大比特币洗钱案经验回应世界难题

作者丨律新社研究院 Faye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1场峰会，124个国家，1300余名代表，他为何是唯一拿到入场券的中国律师？

2026年3月，一场被外界视为“全球反欺诈最高指挥部”的会议——2026联合国全球反欺诈峰会（Global Fraud Summit 2026），在维也纳联合国中心举行。会议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国际刑警组织联合主办，124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300余名代表参会，共同面对一个无国界的敌人：高度网络化、跨境化的欺诈犯罪。

在清一色的政府与执法机构代表中，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吴坚是唯一一个以执业律师身份出现在与会名单上的名字。这份特殊性，与一桩代号为“天津蓝天格锐案”的案件紧密相连。这起涉及近13万中国投资人、赃款兑换为比特币跨境转移的案件，是公认的迄今全球比特币洗钱涉案金额最大的犯罪案件，也是国内首例到域外司法辖区参与民事诉讼的跨境案例，恰好完整呈现了当下欺诈犯罪复杂性、隐蔽性、棘手性的形态特点。正是基于这一案件的实务经验，吴坚在峰会期间就跨境资产追索的程序中探路、探路中求证与协同实务机制进行了互动交流，引发了与会者对此及相关趋势的关注。

从处理个案到走入联合国最高规格全球治理对话活动，中国律师在全球反欺诈治理中正在进入新的角色跃迁。

一场高规格的全球峰会，124国代表云集，唯独一位执业律师受邀，源于吴坚对跨境欺诈治理逻辑的深刻洞察，更源于一桩全球最大比特币洗钱案的实战检验。从识别犯罪形态的根本转变，到论证律师作为公法私法协作的天然桥梁；从“蓝天格锐案”中多程序并行的追索实践，到段和段历时近十年构建的全链条实操能力。他扎根于对复杂现实的长期深耕，律师不仅是实务者，更是连接国内治理与国际规则、本土经验与全球协同的专业节点。

（以下为吴坚律师对话实录）

律新社：本次峰会由联合国毒罪办与国际刑警组织联合主办，多国部长级官员参与。在您看来，这种高规格的设置本身，反映了当前全球应对欺诈犯罪有哪些共识与紧迫性？

吴坚：本次峰会由联合国毒罪办与国际刑警组织联合主办，多国部长级官员参与，其高规格设置本身，就传递出清晰信号。

第一，这并非一般的行业研讨，而是一次在联合国框架下举行的正式政府间会议。其“峰会”性质及庞大的参会规模，意味着跨境欺诈已不再仅仅是各国执法机构面临的常规挑战，而已上升为危及全球金融安全与经济秩序的严峻威胁，必须通过最高层级的国际合作予以应对。第二，参会人数达到1300余人，覆盖124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这充分表明，该议题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广泛共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深受其扰，单靠一国之力已难以有效遏制。究其根源，在于欺诈犯罪已日益呈现出高度网络化、跨境化的特征。犯罪链条无视国界，资金与信息在全球瞬时流转，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抗它的现行法律逻辑。传统上基于地域和主权的执法与合作模式，在面对一个无国界、数字化、网络化、组织化的犯罪生态时，时不时显得力不从心。

因此，这种高规格沟通协调机制的设置，实质上是国际社会对一种新治理模式的共同呼唤。它标志着各国已经认识到，必须超越传统的双边司法协助，在一个更宏大、更制度化的多边框架下，整合情报、协调法律、统一行动。这不仅是打击犯罪的需求，更是重建全球经济安全信任基础的必然要求。峰会本身，即构建这一全球协同治理新范式的关键一步。

律新社：作为本届峰会唯一以执业律师身份受邀的嘉宾，您认为这一身份在峰会中承载了怎样独特的对话价值？

吴坚：作为本届峰会唯一受邀的执业律师，这凸显了律师在跨境反欺诈中所承担的一个关键角色：专业民间力量正被纳入全球治理落地环节的核心语境之中。峰会主要由各国政府与执法机构参与，其视角侧重于公共管理与国际协作。律师的加入，则从具体案件和当事人权益出发，贡献了程序合规与跨境实操的务实视角，使之更贴近于还原复杂案件背后的现实困境。

律师角色的独特价值，在于其能灵活跨越不同司法辖区的制度管辖壁垒。执法权力受主权约束，而律师可通过国际协作、申请调查令、启动境外程序等方式，在合法框架内进行跨境追索，与“体制内”力量形成有效互补。

对于涉及中国的案件，中国律师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犯罪源头、证据和受害人常在国内，外国律师难以深入中国开展有效调查与程序衔接。中国律师凭借对本国法律与社会的深刻理解，能主导前端取证与策略制定，并联动国际资源推进境外司法程序，成为连接内外体系的必要桥梁。

因此，受邀不仅是对个人及团队和全所资源的认可，更意味着国际社会已认识到：应对高度复杂化的跨境欺诈，必须将一线法律专业力量一并纳入全球协同网络体系之中。

律新社：您基于“蓝天格锐案”等实践分享的跨境虚拟资产追索经验，为国际层面的反欺诈合作提供了哪些关键的现实参考？

吴坚：“蓝天格锐案”作为全球最大比特币洗钱案，为国际反欺诈合作提供了多个层面的现实参考。

案件清晰地展示了跨国追索中多重法律程序的复杂衔接。在英国，此案同时涉及不同司法辖区刑事诉讼、民事追索、破产程序与资产没收程序。这表明，要有效实现资产返还，必须在不同法域内协同运用多种法律工具，单一刑事判决往往并非终点。

案件凸显了犯罪源头地专业力量的不可替代性。本案的嫌疑人、受害人、主要证据和行为地均在中国。中国律师在本土调查取证、衔接国内司法程序、协调众多受害人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这是境外律师难以完成的，构成了跨国协作的基石。

更重要的是，案件揭示了处理此类新型挑战需要前瞻性的系统能力建设。段和段自2015年起，通过与国际顶尖学府合作培训、组建专业团队，并最终在伦敦设立拥有出庭资格的办公室，构建了“中国境内调查取证－跨国策略制定－英国高等法院出庭”的全链条专业能力。正是这种长期投入，使我们能作为唯一中国律所，与其他五家英国所一同在英出庭。

此案的核心启示在于：有效的国际协同，必须深度结合犯罪源头国的在地实践，并依靠专业机构通过长期投入构建横跨法域、整合多元程序的一体化执行力。

律新社：中国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等机构在此次峰会中的深度参与，您如何解读评价其背后传递的信号？

吴坚：中国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等机构参与峰会，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面对跨境欺诈这一全球性挑战，中国正以建设性姿态，主动融入并推动国际协同治理。

这基于对挑战严峻性的共同认知。峰会数据显示，欺诈犯罪已呈现全球化、规模化态势，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因此，中国的参与是一种“体系性响应”，标志着从加强国内治理到深入参与国际规则构建的双重努力。这种参与致力于推动多层次合作：在国家间，强化司法执法协作，共享情报，协调行动；在国内，整合外交、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形成“组合拳”；同时，积极践行本届峰会核心倡导的公私合作模式，牵头组织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科技平台等专业力量协同发力。

中国在处置复杂跨境案件中积累了独特经验。官方机构将这些源自一线实践的本土经验带入联合国高层对话，有助于使未来形成的国际框架与操作指南更具包容性和现实可行性。这不仅是维护国家自身利益的必要之举，更是作为负责任大国，参与塑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规则的务实行动。

当“协同”成为必须，路径却布满障碍。吴坚指出，各国法律程序和实体的差异、取证的现实约束与理念的分歧，如同横亘在各国执法机构之间的高墙。而峰会推动的PPP框架，正是为了“拆墙”与“架桥”——它承认公共部门的权威存在边界，也看到私营部门的灵活存在局限。最大的驱动力，正源于此困境催生的互补：当律师在个案中为当事人维权时，其工作客观上已成为修复公共秩序的一块基石。公私之间，正从各行其是，走向共同解题。

（以下为吴坚律师对话实录）

律新社：本届峰会核心成果是推动《打击欺诈行动呼吁》和《全球公私合作反欺诈框架》两份文件。在您看来，当前将公私合作（PPP）从原则推向实践的最大驱动力是什么？

吴坚：本届峰会推动《全球公私合作反欺诈框架》等文件，标志着PPP正从共识走向操作。核心驱动力在于，单一力量已无法应对高度复杂的跨境欺诈。

公共部门虽具权威，但受主权与程序约束，跨境行动存在瓶颈。私营部门（如律所、科技公司）拥有跨辖区灵活性与专业技术，但其纯商业逻辑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复杂案件中亦有所局限。

因此，最大驱动力在于目标与能力的互补。以我们处理的虚拟资产追索案为例，律师在维护客户权益的同时，其工作客观上有助于资产追回与秩序维护，实现了私人诉求与公共利益的统一。这类案件往往民刑交织、跨境审理，促使律师角色从“客户代表”延伸为“协同桥梁”。此次峰会正是为了推动和增进不同系统间的理解与信任，为这种协同探索现实路径。

律新社：基于您的实务经验，执法机构在侦办跨境虚拟资产欺诈案件时，面临的最棘手的程序性或法律性障碍有哪些？

吴坚：侦办跨境虚拟资产欺诈案件的核心障碍，根植于各国法律体系与程序的深刻差异。

程序差异，中国通常遵循“先刑后民”，而英美法系多采用“刑民并行”。这直接影响调查节奏与国际协同。

取证约束，执法权受主权限制，跨境取证依赖国际司法协作，流程复杂漫长。大量位于不同司法辖区的关键证据，难以直接获取。

理念分歧，法律目标不同。中国法律侧重追缴本金、“填平损失”；英美法则可能追索全部违法所得（含投资收益）。这使跨国协作中的目标统一变得复杂。

这些障碍表明，单一国家或部门难以独立应对。必须通过各国执法司法部门间的深度互信与机制对接，并借助律师等专业力量的灵活补位，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构建切实可行的协同路径。

技术从未如此深刻地介入欺诈与反欺诈的博弈。在吴坚看来，AI带来的不是简单的工具升级，而是犯罪逻辑的重塑：技术迭代压缩了防御反应时间，深度伪造瓦解了信任根基，工业化生产则让欺诈得以规模化蔓延。技术问题终究需要技术回应，而法律人的职责，是在拥抱工具的同时守住边界：用AI提升效率，以专业完成最后的校验。这场博弈，才刚刚开始。

（以下为吴坚律师对话实录）

律新社：从峰会讨论看，AI技术最可能从哪些维度影响欺诈犯罪的模式与规模？

吴坚：AI技术将从三个维度重塑欺诈犯罪，其影响是结构性的。

技术迭代极快。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应用正以“月”为单位加速。这意味着欺诈手段的更新周期被极度压缩，防御方将面临持续且快速演进的技术挑战。

欺骗性发生质变。基于深度伪造的诈骗可实时生成与亲友完全一致的音视频，彻底颠覆了基于身份、声音的传统信任验证机制，使得识别与防范变得极为困难。

犯罪趋于工业化。AI能实现诈骗流程的自动化与个性化，使犯罪团伙能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同时对海量目标实施定制化欺诈，大大降低了犯罪门槛并扩张了潜在规模。

联合国层面的讨论标志着各国正开始严肃对待此事，共同致力于界定技术应用的伦理与法律边界，以协调应对这场全球性挑战。

律新社：面对利用深度伪造等AI技术实施的诈骗，现有证据规则与资产追踪方法面临哪些前所未有的挑战？

吴坚：技术始终是一把双刃剑。深度伪造等AI技术使欺诈行为更趋隐蔽，但虚拟资产交易等环节仍留有可追溯痕迹，这恰恰说明技术问题终究需要技术手段来应对。当前证据规则与资产追踪方法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尚未清晰，使用方式缺乏统一规范，运行过程中的风险控制机制仍不健全。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伦理道德规范的缺失——若缺乏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约束，深度伪造内容的甄别、溯源及责任认定将愈加困难，进而对传统证据规则和资产追踪体系构成系统性冲击。

律新社：应对AI欺诈，是否意味着法律服务机构需要提前革新自身的服务模式或工具？

吴坚：应对AI驱动的欺诈，法律服务必须前置性地升级模式与工具。我们鼓励律师，特别是年轻一代，应主动将AI深度融入工作流程，使其成为类似法律检索的高效日常助手。但关键在于设立清晰边界与风险控制机制。AI目前仍可能生成误导性信息，因此所有产出必须经过律师基于专业知识的“双重核查”（Double Check），确保结果准确可靠。技术应服务并增强于专业判断，而绝不能替代人的最终责任。

跨境虚拟资产追索这一领域，多数国家的律师尚不熟悉，而中国律师已凭实战走在了前面。吴坚期待将这些经验系统化、可复制化，让更多同行加入，共同发出中国法治的专业声音。这并非零和博弈——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增益。回望三十余年执业历程，他亲历了中国律师从国际律所的“分包方”成长为跨国项目的“总包方”与“牵头人”。角色重构的背后，是能力的跃升，更是时代赋予的担当。

（以下为吴坚律师对话实录）

律新社：您认为中国在应对复杂新型犯罪中积累的司法与实践经验，其最可被国际借鉴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吴坚：蓝天格锐案是全球范围内规模较大、具有典型性的跨境加密货币洗钱案件。中国律师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取得良好成效。多数国家的律师对跨境虚拟资产犯罪追索尚不熟悉，缺乏实操经验，中国律师由此抢占了先机。下一步的关键在于系统归纳积累的经验，将其归类、整合、固化，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模式，同时传播中国律师在专业、技术层面的贡献与全球意义，发出中国法治的专业声音。当前此类案件众多，希望更多律师加入，共同帮助投资人追回损失。

律新社：基于本届峰会所凸显的全球协作趋势，以及您处理跨境欺诈与资产追索的实务经验，您认为跨境反欺诈与资产追索业务，是否会成为中国律师出海服务的热点之一？

吴坚：跨境反欺诈与资产追索业务，是出海过程中必然涉及的法律服务领域之一，也必然需要大量专业力量的参与，因此应当鼓励其发展。这项业务于国、于民、于行业都是有益的。从国家层面看，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整体利益需要得到有效维护；同时，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受到充分保护。而作为一项律师业务，做好它本身也对法律从业者具有积极意义。综合来看，这项业务既服务国家战略，又惠及民众利益，同时也能推动律师行业自身的专业成长，值得持续推进。

律新社：您拥有超过三十年执业经验，亲身参与了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与90年代相比，今天中国律师在国际场合所扮演的“角色”，内涵与分量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吴坚：与90年代相比，中国律师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已发生根本性重构。

过去在外商投资业务中，我们更多是承接国际律所分派的本地事务，扮演“分包方”角色。如今情况已彻底转变。在复杂的跨境事务中，尤其是涉及跨境多国程序的欺诈资产追索案中，中国律师已成为项目的“总包方”与“牵头人”，不仅提供专业法律意见，更负责整合国内外资源、协调不同法域的律师团队、制定整体策略并管理全程执行。这标志着从单一工种的“专业律师”向兼具项目管理与跨境协调能力的“复合型律师”转型。

这种转变源于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带来的法律服务保障的需求升级。当案件根源、客户与核心利益集中于中国时，能够深刻理解本土法律环境、同时具备国际视野的中国律师，自然成为连接内外、主导全局的关键节点。中国律师已从域外规则的被动接受者，正成长为能够主导复杂跨国法律业务的重要专业力量之一。

从联合国归来，吴坚带回的不只是一份参会记忆，更是一种趋势预判：全球反欺诈治理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协同时代。而中国律师，已不再是旁观者或跟随者。以“蓝天格锐案”为起点，以联合国峰会的邀请为印证，吴坚和他的团队证明了，中国律师完全有能力在复杂的跨境追索中担当重任，将本土实战经验转化为国际规则对话实操层面的专业话语。

于国，贡献治理智慧；于民，守护合法权益；于己，完成专业跃迁。这场跨越三十年的角色变迁，远未抵达终点。未来已来，中国律师的全球叙事，才刚刚翻开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