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改变生死观，164位村民签下器官捐献书

（健康时报记者 王艾冰）2024年3月16日，湖南省浏阳市高田村，50岁的村党总支书记、村红十字会会长张学文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忍不住哭了。

电话那边是医院对村民张伟的器官捐献反馈：2个肾移植患者术后8分钟便排出了尿液；1位肝移植患者脸色从蜡黄慢慢变得有了血色；还有2位眼疾患者拆开纱布后，第一眼便看清了亲人的模样。

张伟是高田村首批签署遗体器官捐献的村民。这个户籍7200多人、常住4623人的村子，用了9年时间，将一个曾是“禁忌词”的行为，变成了164份沉甸甸的“生命承诺”。

作为器官捐献的主要推动者，张学文经历过太多不解、质疑甚至责骂，但那天挂掉电话后，他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湖南省浏阳市淳口镇高田村遗体器官捐献登记点。王艾冰摄

生要热闹，死要体面 器官捐献一度是村里的禁忌词

张学文推动器官捐献的念头始于2017年。那年4月27日，年仅16岁的湖南少年叶沙，突发脑溢血，不幸离世。这个热爱篮球、立志成为医生的阳光男孩，生命戛然而止。悲痛之中，父母念及儿子救死扶伤的心愿，做出艰难抉择——捐献儿子的器官，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叶沙捐献的心、肺、肝、双肾、一对眼角膜，为7名等待移植的重症患者带来新生和光明。

叶沙的故事让张学文深受触动。“我们村里也有2位村民曾接受过肾脏移植，现在依然生活得很好，我们为啥不能和叶沙一样将这份‘捐献’传递下去？”第二天，张学文来到村委会，着手宣传器官捐献事宜。

2018年前后，原本不善言谈的张学文成为一个走街串巷的说客。“作为村干部，我们经常要去村民家里解决问题，那段时间每次给村民解决完问题，我都会坐下来，和他们聊一下器官捐献的事儿。”

张学文告诉记者，一些年长的老人听到器官捐献，总是会连连摆手，“把身上器官取走，那不是死无全尸吗？”

“要是人走了，器官还能在别人身上活着，也是一种生命接力。”张学文一遍遍地解释，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村子里的老人都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

在他们看来，生要热闹、死要体面。人要完整地来，也要完整地离开，“在身上开刀子、取器官算怎么回事？”

但是，张学文没有放弃，除了挨家挨户地劝说，还在村里的广场上循环播放叶沙的故事。

如今，高田村的每位村民都知道叶沙。但在当时，这个故事的宣传并不顺利。“我背着投影设备在各个广场上播放，经常有村民偷偷拔掉电线，他们认为在村里放这个非常不吉利。”

张学文回忆，有一天早上，自己接到父母的电话，“你快回家一趟，村里好几个长辈对你在广场上播放器官捐献非常生气，你听爸妈的，不要再放了。”

张学文拒绝了爸妈，因为他很清楚，那个时候器官捐献在高田村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孤勇。

他有一个笔记本，本子上清楚地记录了14人的姓名，“他们已经明确告诉过我，支持遗体器官捐献，自己也想登记做遗体器官捐献。”

移风易俗，破旧立新 村民想做点有意义的事

2018年年底，村民颜柳英和邢长希先后找到村委会，询问如何签署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书。

张学文回忆道：“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都激动得跳了起来。”他立刻给认识的朋友打电话，并坦言：“当时我们都没有经验，根本不知道如何登记。”

了解流程后，两人先后前往浏阳市红十字会报名登记，签署了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书。

这事在高田村炸了锅，“人还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签那个东西？”村里仍有很多人不解。

颜柳英说：“我只是一个裁缝，不能为社会做多大贡献，只希望能做点善事。我想得很明白，活着的时候就尽情享受生活，离开后就要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邢长希如今已经故去，他生前曾在遗嘱中写下自己的心愿：“希望可以捐献自己的遗体，移风易俗、破旧立新。”

他们签字后不久，接受叶沙器官的5名受捐者为帮叶沙圆梦，自发组建了一支特殊的篮球队，他们将叶沙的名字印在球衣上，用20、1、7、4、27这组数字，铭记这个叶沙离开、他们重生的日子。

2019年1月27日，这支特殊球队登上WCBA全明星赛场，替16岁的叶沙继续奔跑在篮球场上。这个故事被拍成了纪录片《一个人的球队》，张学文把它带到了广场放映。许多村民被深深打动，一场悄无声息的改变在高田村萌芽。

颜柳英的裁缝铺不断有人来向她打听，“器官捐献如何登记？”

张学文心想，“星星之火，或许到了燎原之时。”2019年5月21日，高田村广场上摆起了长桌，浏阳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带着志愿登记表来了，那天村里要办一场器官（遗体）捐献志愿报名集体登记仪式。

高田村人体器官（遗体）捐献志愿报名集体登记现场。受访者供图

“当天，88个村民在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们中年纪最大的85岁，最小的20岁。”张学文现在想起那天的场景，仍觉得不可思议。

落笔无悔，让爱延续 他们用“生命”点亮“生命”

登记仪式之后，高田村很多村民都把“器官捐献要从身体里取器官”的表达换成了“一个人的眼角膜、肾脏、肝脏，能在别人身上继续活着，这就是生命的延续”。

2024年3月16日，年仅40多岁的村民张伟在家突发脑出血，紧急送往医院后，病情仍迅速恶化成脑死亡状态。

“张伟生前曾向家人和我们村委会表达过捐献器官的意愿，他被医院确认为脑死亡的状态后，我紧急开车前往张伟家，因为器官捐献需要直系亲属的同意。”张学文回忆，回到张伟家后，张伟的母亲和妻子都瘫倒在地上，哭声一片。

“张伟生前表达过想要捐献器官的意愿，你们是否可以帮他实现心愿？”面对张伟的离开，张学文也有很多的不舍和挣扎，但器官活性随时都有受损的风险，他只能试图说服张伟的妻子和母亲。

最先站出来的是张伟的妻子任先淑，“既然他生前有过这样的意愿，那我们捐。”很快，张伟的眼角膜、肝脏和肾脏分别捐献给了5位等待移植的患者。

“那一刻，我觉得张伟好像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又活了过来。”任先淑告诉记者，“以前总说器官捐献是生命的延续，那一刻我仿佛真的懂了。家里张伟的衣服、物件都还在，我知道他的器官也还在继续运转，挺好的。”

同一年，村里的五保户张丰收也走了。他生前特意跟村委会交代：“我吃了一辈子低保，国家没亏待我。走了以后，把我的眼角膜捐出去，给国家做点贡献。”

张伟和张丰收离开后的第二年，高田村最早一批签署人体器官（遗体）捐献志愿书的邢长希也离开了。

遵照他的遗愿，邢长希的女儿将父亲的遗体郑重托付给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邢长希从此成为一名“大体老师”。

接运邢长希遗体时，已经是凌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医生们坚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那一刻，张学文和村民们都明白，邢长希会受到最珍重的对待，而这份珍重，高田村的村民都看在了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