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军事总顾：农业国打工业国，你们为啥还不捡弹壳？

对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说过一段话：

“我们中国军官自己回顾一下，我们的陆军大学，以及自保定乃至黄埔各军官学校，五十年来，究竟造就了一些什么样的人才？……但是一究其高级将领，尤其身为大将的负责主将，其真能为国家争光，不亏职守的，果有几人？而且更多的是投降、叛变、通敌卖国、和污辱革命历史的败类！这实在是我们中华民国军事教育史上最大的耻辱！”（军事教育与军事教育制度之提示 1953）

这句话，对于黄埔系来说，不仅是指失去大陆的内战时期 ，更包括抗战，他还真别说人家保定军校，说他自己的黄埔和接手后的陆军大学就行了。抗战中，正面战场战死的高级将领大多是杂牌军，在统计的134位正面战场殉国将领中，黄埔生只占零头。其中上将7位中无一黄埔，中将只有一人，军长只有一人，黄埔将领阵亡的多是少将，包括很多追赠前的团职人员。

有人说了，抗战初期黄埔生还没升上来，这么说可糊弄不过去。且不说黄埔系不仅包括学生，更包括教官，比如蒋介石的八大金刚。即使是抗战初期，黄埔生也都占据了大部分最重要的军职，都是野战部队主官，最容易发生伤亡的职位。

国民党中央军装备最好，待遇最高的是战前的20多个调整师，其中的教导总队和87、88 、36师，被称为所谓“德械师”，这些人既然一再说德械师是中央军精锐，“能和日军甲级师团战损比1:1。”这些调整师当然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主力，黄埔生是什么比例看看下边这张表，这是开战时全部调整师的官长名单和师管区配属情况：

调整师师长都是什么出身？满眼望去都是黄埔名人，不用去找哪个是黄埔生，去找哪个不是就行了，数吧，不是黄埔生的最多六人。

看了吧，国民党在1939年以前以师为战略单位，抗战爆发时占据中央军最精锐战略单位师长位置的，明明几乎都是黄埔生，还说黄埔生没升上来，拍脑袋就换名单吗？上表中的师长，只有章亮基牺牲于抗战，黄埔生无人阵亡。

这个数字对比，蒋介石清楚，国民党内的军政上层更心知肚明。沪战场炮兵指挥官邹作华后来说过：“总括言之，上海作战三个月，死伤军队数十万，勇敢牺牲者，固不乏人，但没有如山西河北及平汉线与台儿庄各战场，死伤高级军官或军长阵亡殉国者之多，此系缺乏牺牲精神与敢死勇气之故，此亦为在上海作战，不能扫荡敌人的原因之一。”

事实本就如此，战死沙场者，七七事变有佟麟阁赵登禹，忻口会战有郝梦龄刘家祺，后来的台儿庄是王铭章，勇敢赴死的全是杂牌军将领。而淞沪战场牺牲的最高将领是67军军长吴克仁，是东北军。南京保卫战，所谓德械师的各师长，桂永清、王敬久、沈发藻、孙元良，全部扔下部队独自先跑了，然后把责任往唐生智身上一推，好像部队解体溃散直至被日军屠杀跟自己没关系一样，蒋介石除了象征性撤职，对哪个逃将执行军法了？军统从南京城内发回的密报，特别注明“师长无一人阵亡”，实际上遵守撤退命令从正面突围的粤军， 有代师长牺牲。

1949年国民党逃台后，蒋记黄埔不久就复了校，专门建了十栋宿舍楼用来“传承黄埔精神”，以十个“国军”阵亡将领的名字命名，分别是麟书、绶春、仁杰、百韬、清泉、安澜、之奇、雨农、灵甫、长青楼。

这些人就是刘戡、熊授春、蔡仁杰、黄百韬、邱清泉、戴安澜、戴之奇、戴笠、张灵甫、胡长青。除了戴安澜，全部死于内战，跟抗战没任何关系。他为什么不选十个抗战殉国黄埔将领来命名，很显然，若以抗战时军以上职务为标准，离十人之数差得太远，只有内战能凑出“临难成仁，战死沙场”的榜样来，就这样，里边的戴笠并未死于战场，黄伯韬也和黄埔不沾边。

为什么要分清这些，一是有些人刻意拔高黄埔将领的战绩，已经到了不顾基本事实的程度。至于牺牲精神，是需要数量积累来说明问题的，抗战忠烈祠里的殉国将领牌位是有定数的，是谁就是谁，不能用黄埔随意给别人换牌位，那是对抗日殉难将领的最大不公 。

再看看蒋介石言听计从的德国总顾问对淞沪抗战的检讨，仗打得怎么样，国民党自己最清楚，法肯豪森的报告是从战场时时汇报给蒋介石的，讲得最多的是将领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

消极作战，保存实力

在法肯豪森看来，这个问题极为严重，平时看不出来。但作为顾问，法肯豪森说的很客气了：“各级指挥官须始终明了个人任务，加入全般力量以实施任务，对国家生存而与武备新颖指挥坚强之敌作战，如部队加入不按战术情况实施，反想保存实力，以少数迟迟加入，则危险殊甚，故非最大决心以与抵抗不可。”

这是第一次报告的核心问题，时间是1937年8月19日至31日，此时的淞沪战场上，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主力就是“德械师”。

畏敌避战，指挥混乱

法肯豪森指出的另一个致命问题，几乎是想对着蒋吼：你的部队指挥官，位置应该在指挥部！

也只有法肯豪森能向蒋介石说明一个真相“各高级指挥部，均选乡村作驻地，其最大弱点为此项司令所，只能以电话指挥，倘电话不通时，则一切联络中断，每至数小时之久，致指挥完全失去效用”。因为自行车、传骑等传令工具“于选择此种驻地时，均不能使用。”

法肯豪森不厌其烦地强调指挥原则：“以各种方法不断传递情报，此为胜利战争决不可少之先决条件，”

不仅如此，法肯豪森还发现一个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就是指挥权交替时，前任指挥官会把全体指挥部人员带走，接任的指挥官重新带自己的一帮人来，“新指挥部对于全般情况，毫不明了。”

说了没用，王敬久和孙元良这两个“德械师”师长，从一开始就都进了租界，用电话指挥作战。租界当然安全，可要是用电话就能指挥部队，不用来前线，在南京呆着也一样。

虚报战况，夸大伤亡

法克豪森看到前线部队报称伤亡严重，同时有大量轻伤人员在后方闲逛，很明显是在夸大伤亡，他建议高级负责人后方去数数人头：“拟请各级指挥官，注意后方情形，各部队每于短时期后，即报重大损失，此类言过其实之报告，有检查其后方地区情形之必要，经此往往可证明前方损失，并不如所报之大，各村落中直至后方，可见部队所属人员，故亟宜以有力战地宪兵，将部队中此类零落部分，送还归队。”

诸如此类，弊病多多，如步兵与战车协同形同儿戏，互相推诿责任；寄予厚望、重金进口的德造150重炮一发也没有打中日本海军陆战队大楼，致使“德械师”攻坚乏力，坐待日本援军登陆，关键在于炮兵观测所畏敌如虎，不敢靠前；前线从没有人捡回旧弹壳，这对工业极端落后的国家意味着什么，无人过问，让来自陆军大国和工业强国的德国将军感到不可思议。战场回收旧弹壳谁的责任？怪士兵吗？

法肯豪森的担忧转眼就到了，一年之内，日军占领了全部沿海港口，中国来自海上的军援全部断绝，如果没有西北国际大通道的苏援，军火补充将濒临绝境。

我们历来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最该纪念的，是在上级无能而拙劣的战略战术指挥下牺牲的基层官兵，以及被黄埔军人绳捆索绑虐毙于道的百万壮丁，还有那些临难不苟勇于牺牲的杂牌军将领，任何凭空捏造出来的故事在历史事实面前都是段子，什么德械师和日军甲种师团交换比1:1，淞沪一开场就是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德械师”围攻几千鬼子，淞沪战场果能如此，那几千日本海军陆战队早就给交换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