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元敏对谈老安：中意两位摄影家眼里的八九十年代中国人

一位中国摄影家和一位意大利摄影家，他们各自镜头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面孔是怎样的？这些面孔又多大程度展示了人内心的本真？2026年4月11日，分享会“纪实摄影中的时代面孔”在上海多伦美术馆举行，围绕正在举行的展览“面具之下——中意当代影像艺术交流展”，摄影家陆元敏与安德烈·卡瓦祖蒂（Andrea Cavazzuti，下称老安）、复旦大学教授顾铮、展览策展人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馆文化处处长达仁利教授（Francesco D’Arelli）与多伦美术馆馆长曾玉兰展开对话分享，共同谈及了本地人和异乡人眼里，室内空间与公共空间之中的那些中国面孔。

2026年4月11日，分享会“纪实摄影中的时代面孔”在上海多伦美术馆举行，嘉宾老安（左二）正在发言，从左至右：顾铮、安德烈·卡瓦祖蒂、陆元敏、曾玉兰。澎湃新闻 实习生 杨溜 图

陆元敏回忆，自己与摄影结缘时影像极度稀缺，在那个拍照困难、影像难得的年代，人们对影像有着天然的迷恋。他18岁赴农村生活时，仅靠一本相册慰藉精神，相册里模糊的面孔、难以辨认的同学身影，成为他对影像最初的执念。画家颜文樑一幅描绘厨房与孩子的画作让他格外亲切，唤醒了他对乡土生活的共鸣，成为审美与创作的重要启蒙。上世纪90年代起，陆元敏以家乡上海为创作主题，因常年居住在市中心复兴西路一带，陆元敏最初试图拍摄街区外景以记录城市风貌，却发现因当地居民内敛低调，极少将私人生活展现在公共空间之中，所以外景拍摄难以捕捉到真实的生活痕迹。于是，他借助朋友的关系，走进上海普通家庭拍摄室内场景。“我拍的这些人并不是房间的主人，房间的主人是他们的父母。我们这代人不能随便动家里东西的。”陆元敏说当时自己家自1946年以来都未曾变动过陈设、老式家具和原生生活状态。自己很幸运能在城市改造前留下这些场景。对于自己很多照片在窗前所拍，陆元敏称是不得已为之，因为自己当时所用胶片感光度很低，而自己又拒绝使用闪光灯，于是只能依靠透进窗户的自然光完成拍摄，拍出一种具有电影感的画面。

《上海人》系列之一，1990-2000，陆元敏 作品。图片提供致谢艺术家

《上海人》系列之一，1990-2000，陆元敏 作品。图片提供致谢艺术家

《上海人》系列之一，1990-2000，陆元敏 作品。图片提供致谢艺术家

与陆元敏一样，意大利摄影师老安亦成长于影像匮乏、以画报杂志为主要视觉载体的时代，摄影在当时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将在意大利形成的拍摄理念与创作方式融入到拍摄中国的视角中，于上世纪80至90年代聚焦中国公共空间。老安始终追求画面的舞台感，注重构图的秩序与层次，当时中国社会氛围宽松，人们的生活、劳作、社交在户外展开，物品陈列有序、细节丰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绝佳的场景。起初，老安因外国人的身份被民众好奇打量，但很快便融入环境，彼时人们尚未有今日对于隐私与肖像权的认知，让他得以捕捉到人们那自然、放松甚至充满快乐的状态。老安认为，无论是人的表情、人的姿态还是物品，吸引他的是他们/它们传递的真实感。“创作者只需以真诚地记录眼前，摄影便无法带有偏见。”老安说。

泉州，1983，安德烈·卡瓦祖蒂 作品。图片提供致谢艺术家

南京，1981，安德烈·卡瓦祖蒂 作品。图片提供致谢艺术家

上海，1983，安德烈·卡瓦祖蒂 作品。图片提供致谢艺术家

顾铮谈及了他眼中的陆元敏和老安。他认为，陆元敏和老安都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真诚地关注人与生活，这是纪实摄影最珍贵的品质。陆元敏在农场五年的电影放映经历，让他将黑白电影里的光影逻辑内化了，另一方面，他跟随连环画大师贺友直学习的经历，又让他掌握了画面构图与空间把控的能力，这些人生经历成为创作的隐形滋养。顾铮玩笑般地将陆元敏拍熟人称为“正面意义的‘杀熟’”，悄无声息地将未经修饰真实生活呈现出来是他的能力。而老安作为在那个年代很少见的外国人，镜头自带一种激发人们自我展示的手段。他以导演安东尼奥尼为例，认为老安某种程度延续了这位意大利导演对于真实的态度。“摄影某种程度对人的隐私有着强烈的兴趣，贬义上来讲叫‘窥视’，而很多时候这更值得去看。”顾铮提到摄影与人们不断增强的隐私观念之间的复杂联系，并认为两人的作品让人意识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

《上海人》系列之一，1990-2000，陆元敏 作品。图片提供致谢艺术家

重庆，1983，安德烈·卡瓦祖蒂 作品。图片提供致谢艺术家

在陆元敏看来，老安的作品特别像舞台，他想要把舞台弄得热闹起来，这是他欣赏老安作品的地方。老安说自己的创作追求大景深与丰富细节，希望在单张照片中容纳尽可能多的时代信息，自己是一个“外来者”，觉得有很多新鲜的东西。而陆元敏是拍摄自己非常熟悉的生活环境，他的作品更有电影感。几位嘉宾提及了随着时代变化的隐私、肖像权等问题。老安提到，同样是拍摄，人们似乎更加提防相机而非手机，陆元敏提到了一则故事：当他十几年前出版了《上海人家》系列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中说他拍到了他的舅舅。陆元敏当时吓了一跳，心想肖像权问题找上了他，然而对方却感谢了他，因为其留下了已经过世的舅舅的影像。“我相信有些事情是可以通过时间慢慢被冲淡的。”陆元敏说。

《上海人》系列之一，1990-2000，陆元敏 作品。图片提供致谢艺术家

上海，1983，安德烈·卡瓦祖蒂 作品。图片提供致谢艺术家

达仁利从中意文化与艺术切入，讲述了展览的想法。在他看来，摄影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艺术，其重要性与绘画、古典艺术不相上下，而眼睛是人类感知世界的核心器官，正如达芬奇在《绘画论》中所强调的，人们通过眼睛认识世界、获取经验，再展开触摸、分享等行为，摄影家正是以相机为画笔进行艺术创作，将转瞬即逝的瞬间定格为永恒。摄影定格的画面看似静止，而画面中的人与事物却始终处于运动与变化之中。“这一点也很像中国哲学中的观点，当我们看到一个静止的事物时，实际上它的过去、它的背后已经经历了更多的变化，变得完全不同。”达仁利说道，“本次展览以‘面孔’为题，因为面孔实际上象征着一个人。眼睛正是观察、领会事实的重要器官。通过人们的面孔，我们感受世界，身处世界之中。同时，眼睛也将奇迹般的瞬间转化为永恒。”

《上海人》系列之一，1990-2000，陆元敏 作品。图片提供致谢艺术家

苏州，1981，安德烈·卡瓦祖蒂 作品。图片提供致谢艺术家

曾玉兰则阐述了“面具之下”的策展思路，其中，展览将陆元敏与老安的作品并置，让本土的内在视角与外来观察视角形成对话。陆元敏的作品聚焦上世纪90年代后的上海室内日常，以本地人身份呈现私密空间里的生活本真；老安的作品则定格了上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公共空间的群像，以意大利人的视角捕捉社会风貌，两段时间、两种空间相互补充，完整展现时代变迁。她提出，当下纪实摄影面临肖像权、隐私伦理、法律规范等全新挑战，拍摄与传播的自由度远不如从前，而两位艺术家的影像成为不可复制的时代档案，兼具历史记录与艺术创作的双重价值。而对于本次展览，曾玉兰倡导观众先直观地去感受作品，与作品对话，再探寻背后的创作故事。揭开“面具之下”的时代真实。

《上海人》系列之一，1990-2000，陆元敏 作品。图片提供致谢艺术家

苏州，1982，安德烈·卡瓦祖蒂 作品。图片提供致谢艺术家

“面具之下——中意当代影像艺术交流展”展览现场。澎湃新闻 实习生 杨溜 图

“面具之下——中意当代影像艺术交流展”展览现场。澎湃新闻 实习生 杨溜 图

嘉宾们之后讨论了摄影在当下的价值。老安认为，对于影像的理解力很关键。在他看来，今天人们对于影像语言的教育还是不够重视。“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教育环境中，但学校教学仍然是一种完全以文本为中心的教育，对于图像的解读，记录性和艺术性图像的区分，很多人还是缺乏足够的准备和知识。”老安说。顾铮直言，今天手机摄影普及让公共机构对影像艺术价值的判断力降低了，忽视了摄影作为城市、甚至是国家记忆重要组成部分的力量。他希望美术馆、博物馆建立更专业的摄影收藏体系，通过展览与公共教育活动，帮助大众认识摄影的价值。曾玉兰则表示，多伦美术馆正着力推进艺术家个人电子化影像档案建设，系统整合作品、文字、展览记录等资料，打造学术资源平台，为学者、研究者乃至公众提供支持。让摄影成为城市与国家记忆的重要呈现方式，持续挖掘摄影艺术在当代的学术意义与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