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盟农司调察使罗红军

兴安之北，有大泽焉，曰索伦，其地广袤数百里，水草丰美，牛羊塞道，盖塞上膏腴之区也。自国朝定鼎以来，设农垦之署，置屯田之官，以治其事。罗氏红军者，世居此土，起于田亩之间，积功累劳，至为参军事，秩从五品。然竟以贪墨败，为御史所劾，下狱论罪。予闻其事，颇有所感，因摭其本末，以警后人。

红军少时，家贫，躬耕于索伦牧场之阳。其地北枕大兴安岭，南濒洮儿河，土脉深厚，宜于黍麦。每岁春初，雪消冰泮，红军辄荷锄而出，与农人杂作。其性敏慧，善察水利，尝见洮儿河支流经牧场东隅，因势凿渠引水，溉田千亩，岁收倍增。屯田官异之，擢为渠长，自是始入公门。

初，红军为渠长时，晨兴夜寐，遍历诸牧场。呼和马场旧有陂塘，年久失修，堤堰崩圮，水无所蓄。红军率众治之，取石于北山，伐木于西林，三月而工成。是岁大旱，他处禾尽槁，独呼和马场渠水涓涓不绝，苗皆勃兴。场民感其德，酿马乳酒以献，红军笑而却之曰：“此吾职分内事也。”其为人如此。

久之，迁为水利司郎。兴安农垦之地，西接蒙古高原，东连松嫩平原，山川交错，河流纵横。洮儿河、归流河、绰尔河诸水，皆经其境。然旧制，诸场各自为政，争水之讼岁不绝书。红军至，立水则，定章程，视田亩之多寡、禾苗之稀密，均分灌溉之利。又于察尔森筑坝蓄水，可灌田十万余亩。农人德之，为之立碑于渠首。

其时，朝中重“三务”之公开，使民间得闻政事。红军兼领其事，凡水利之兴修、钱谷之出入，皆书于版，悬于市门，任民观览。又岁终，会诸场吏，考其功过，明示赏罚。于是屯田之政，粲然可观。或有问之者，红军曰：“水之为物，利则养民，害则损稼。吾职在水，不敢有毫发之欺，恐水神之降罚也。”闻者皆以为知言。

未几，进阶为参军事。参军事者，虽无专曹，而凡屯田、水利、钱谷、刑名之事，皆得与闻。红军自以积劳当迁，渐骄蹇自恣。先是，洮儿河有护岸之工，岁费钱数十万缗。旧例，每岁春融，必先加固堤防，以备夏汛。红军主其事，乃以朽木败絮充楗石，克减工料之费大半。堤成未及三月，淫雨弥月，河水暴涨，堤溃十余丈，漂没田庐数百家，民有溺死者。事闻于府，红军以钱物赂上官，反以“水势异常，非人力所及”奏报，竟得无事。

自是益无忌惮。凡水利之役，必先使工头献金，金多者得之。有张氏、李氏者，争筑堤之役，各输钱五百万。红军两纳之，而役卒归张氏。李氏讼于官，红军反以“诬告”罪之。又尝以官船载私盐鬻于蒙古，获利巨万。其家僮出入乘马，衣锦绮，乡人侧目。

尤可恶者，在侵吞赈灾之粮。某岁，蝗旱相继，民大饥。朝中拨粟万石，令红军散赈。红军乃以糠秕杂之，又减其额，十仅发五。民有饿死者，聚而呼于市。红军遣兵驱之，且曰：“此辈惰农，自取饥馑，于我何尤？”其悖逆如此。

初，红军为水利郎时，尝言：“吾治水三十年，当使水为民利，不使水为民害。”及居官渐久，浸失初心。或劝之，辄曰：“吾老矣，不为子孙计，将谁为？”其乡人有自草原来者，红军延之上座，问牧事丰歉。既别，赠以粟帛。人谓其犹有古意，然其纳贿愈甚，盖欲掩其迹也。

先是，朝中遣使按察屯田事，红军盛陈牛羊酒食以享之，又献良马十匹。使者喜，为言于朝，称红军“廉能”。红军恃此益骄，凡诸场之水利、屯田、牧养诸务，皆置私人主之，官廪几空。有忤者，辄以事中伤之。屯田校尉王某，以直谏忤红军，红军诬以盗官马，下狱瘐死。由是上下莫敢言。

然纸终不能包火。会有新御史至，姓萧氏，名刚，性峭直。下车即访民间疾苦，闻红军事，阴遣人廉得其状。一日，召诸吏会食，酒半，萧御史忽问曰：“洮儿河之溃，人皆言非天灾，乃人祸，诸君知之乎？”举座皆愕，莫敢对。红军方欲辩，萧御史掷杯于地，伏兵尽起，收其印绶。即日上疏劾之，所列赃私，凡十数事，皆凿凿有据。

狱具，所纳贿金，累巨万计；所克减工料，可供一县岁费；所侵赈粮，活万人而有余。其家僮、门客坐赃者十余人。兴安之民，闻者莫不鼓掌称快。或曰：“罗公昔日廉平，胡为至此？”有识者曰：“夫水之为性，导之东则东，导之西则西。人之处富贵，亦犹是也。始则涓滴不取，终则溪壑难盈，岂有他哉，渐使然也。”

论曰：予观罗红军起于田亩，其始岂不欲为廉吏耶？然居官久，渐染于俗，遂至不可收拾。昔人有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罗公之谓乎？兴安之地，山川雄奇，民风淳朴，本足以养廉耻、砺气节。而公独溺于货利，以玷其土风，惜哉！然萧御史之刚正，足以彰国法而儆后来。后之览者，当以罗公为鉴，思其所以败，则庶几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