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首位外籍中医师：她用33年坚守讲述一个关于热爱与奉献的中国故事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1993年，洪原淑为了给身患疑难杂症的家人寻找希望，从韩国来到中国，进入上海中医药大学学习。离开韩国的前夜，母亲的叮嘱让她铭记至今：“既然选择学习中医，就要全力以赴；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做正直善良的人。”这份嘱托，成为她此后三十余年在中国前行的精神指引。

作为中国首批通过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认证的外籍医师、上海首位外籍中医师，她见证了中西医结合从理念到实践的蓬勃发展，架起中韩医学交流的桥梁，也用三十余年的坚守讲述着一个关于热爱与奉献的故事，让世界看到中医的无限魅力。

中医让我看到了治愈家人的希望

上观新闻：您在韩国是如何了解到中医的？为什么选择来中国学习中医，而不是选择韩医或其他传统医学？

洪原淑：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家人患有疑难杂症。在韩国我们尝试过很多医疗手段，但效果都不理想。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图书馆查阅文献，偶然看到了中医的古籍，里面记录了大量治疗疑难杂症的案例。这些案例详细阐述了各类疾病的治疗方法和疗效，让我看到了治愈家人疾病的希望，也坚定了我学习中医的信心。

经过深入阅读后我发现，传统医学种类丰富，除韩医和中医之外，还有马来医学、印度医学等。我深思熟虑之后，最终还是决定学中医。一方面，在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医疗手段的多样性和临床案例的丰富性方面，中医有显著优势；另一方面，韩医和中医同源异流，都起源于中国古代医学。我想学到最原汁原味的中医经典理论，比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要想系统掌握这些理论，就必须在中医的发源地学习。

上观新闻：您当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中国治疗的吗？

洪原淑：是的。我在本科阶段和家人一起来到上海，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接受治疗。虽然我家人的病在韩国属于罕见病，但在龙华医院却属于常见病，病房里大多数都是这类患者。我在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老师们不仅指导我中医理论的学习，也同时给我的家人看病，使得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家人所患的疑难杂症无法一次性治愈，需要长期控制病情并随时调整相应的药物。我学成之后，就给我的家人开方子，并定期调整药物，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

学中医要学到真本事、看到真疗效

上观新闻：您为什么选择了上海中医药大学，而不是北京、南京等地的其他中医药大学？

洪原淑：除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外，中国还有很多优秀的中医药大学。但我母亲考虑到文化融入的问题，认为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我在上海能较快适应当地的生活。现在看来，我的母亲虽然不懂中医，但眼光很准。

此外，一位比我高一届的学长也给了我很多实用的建议。他当时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就读，我通过他了解了很多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信息，包括对外籍学生的培养、学校的环境和资源等等。这也是我选择上海中医药大学的重要原因。

上观新闻：您本科不是学中医的，要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学一门陌生的语言、读古医文，当时有没有犹豫或者反对的声音？

洪原淑：我的家人都没有反对，他们也意识到韩医和现代医学治疗疑难杂症的局限性。但有些朋友不理解。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去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学医。但我坚定地认为，治病不能看国家发达不发达，要看有没有真本事、真疗效。我个人对去中国学中医这件事没有犹豫。

上观新闻：您来中国前学过汉语吗？

洪原淑：有的。我在韩国学过一些中文，但只是日常简单对话。到了中国后，当然遇到了很多学习困难，其中最难的不是生活汉语，而是医古文。《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这四大经典，上课的时候老师是用白话讲的，但原文是用古文撰写的。如果想学到这些经典的精髓，就必须去阅读原文。

在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课程设置中，本科一年级专门安排了中文和医古文课程，当时由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老师教授。他们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同时也很热心。如果有外国学生中文跟不上，他们还会抽出时间单独辅导。那段学中文和医古文的日子虽然辛苦，但基础打得很牢。虽然中国学生一个小时能看懂的文章，我要花几个小时反复琢磨。但我坚定地想学习这些“根”上的思想，最终克服了这些困难。

2003年，在上海中医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洪原淑（中）。 解放日报资料图片

通过中国执业医师资格认证

上观新闻：毕业后您是如何选择的？

洪原淑：当时许多外国留学生在毕业后仅进修三五个月或一年的针灸，便前往美国、加拿大等地行医，因为这些国家承认针灸作为医疗手段。但是，我希望能系统学习中医内科。因为我的家人长期使用汤方治病，而汤药对疑难杂症有显著疗效。我不希望毕业后仅有一纸文凭，而是认为，外国人也应该和中国医生一样，接受充分的临床训练。因此，1998年毕业后，我并没有急着离开中国，而是在学校安排下进入龙华医院进修，通过轮转各个科室进行实践学习。

当时部分韩国医生认为服用中药可能损害肝脏。然而，我在龙华医院和曙光医院却见到大量肝科的患者服用中药，这与我的既有认知存在差异，因此我希望能进入肝科学习。但当时肝病传染性较强，心内科、脾胃病科、风湿科均有学生，唯独肝科不接收。当我提出希望到肝科学习时，院方表示：“我们连中国学生都不安排，更何况外国学生？”后来，由于学校方面认为我学习比较用功，便还是让医院带我一下。肝科主任听说有一位外国学生前来学习，反而非常高兴，教学十分认真，还将自己的书籍赠送给我。

在曙光医院的肝科，我也遇到了一位西医出身的医生。三十年前，肝病科缺乏有效的西药，该医生在开具西药的同时也使用中药，疗效非常理想。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么多有效的中西医结合案例。也是从那时起，我更加坚定了学好中医内科、掌握汤方治疗的决心。

上观新闻：您是首批通过中国执业医师资格认证的外籍医师之一。当时的情况如何？

洪原淑：我1998年毕业时，中国尚未开放外国人直接就业的政策。直到2002年，外国人才可以参加中国的医师资格考试，但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例如至少连续一年的临床经验，包括门诊和病房工作。

由于我在中国的进修时间远长于一般外国学生，因此在得知外国人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后，我便前往徐汇区卫生局咨询，并提交了进修证书。工作人员看后表示：“洪医生，你可以报名，条件符合。”当时，全上海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参加此次考试。而在1993级的留学生中，留在上海并持续从事医疗行业的，也仅有我一人。

因为当时中国刚刚开放此项政策，制度尚不完善，部分地区的韩国医生即便在2002年取得了医师资格证书，也因无法注册而最终转行。因此，我非常庆幸自己当时选择了上海这座海纳百川的国际大都市。

在这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

上观新闻：考下执照之后，您在留沪工作时是否遇到过困难？

洪原淑：我完成进修、硕士及博士学位后，先进入曙光医院工作，之后才回到龙华医院。由于这是首次有外国人在上海的三甲医院工作，医院方面也不清楚如何办理外国人的从医证件。整个过程我都是自己前往各窗口办理，那个时候纯靠腿跑，材料不全便退回补充，再重新提交。我先向在上海的韩国人咨询就业证的办理流程及所需材料，再将信息告知医院人事科。

此外，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即社会保险。当时外国员工没有社保，也没有“五险一金”。作为一名住院医生，我的工资并不高，一旦生病将面临较大风险。因此，我向曙光医院人事科提出要求：希望加入社保。起初，院方表示政府尚未开放相关政策，我便提出一旦政策开放，请尽快为我办理。最终，曙光医院帮助我解决了这一问题。

另外，职称考试也是一项难点。按照常规，博士毕业后中国学生即可申请参加考试。我持有韩国教师资格证，也热爱教学，希望参加中医教师资格考试，各项条件均符合，但该考试当时尚未对外国人开放，职称晋升也因此受阻。相较于西医，中医对外国人的资格认证历史更短、更为保守，这也是一个现实困难。

上观新闻：既然这么难，您有没有想过回韩国工作？如果您回国从事中医工作是否需要重新通过认证或考试？

洪原淑：我确实考虑过，但最终没有回去。不同国家关于中医师的认证规定各异。美国多数州承认，只要学过中医便可参加考试，使用英文或母语作答，但考试内容基本以针灸为主。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有类似规定。但韩国目前尚未正式承认中国的中医文凭，因此韩国籍中医毕业生不能回国从事医疗行业，但可以进入需要中医药知识的公司，例如正官庄等医药企业，从事产品研发或进入研究院工作。实际上，中国的情况也类似，中医药大学约有一半毕业生成为医生，另一半则利用专业知识从事研发工作。

我当时已是博士，像我这样的中医博士在韩国是比较少见的。其实回国后，我可以在大学讲授中医基础理论、中药课程，待遇也不错。但是，我来中国的目的并非成为教授，而是希望学到真正的中医本领。

文凭并不代表水平高，关键要靠临床经验的积累。在中国，我能接触到大量患者，疾病种类非常丰富。遇到问题时，随时可以向老师请教。每家医院都有自己的团队，可以共同讨论病例。此外，中国实行中西医结合，相当于拥有“两把锁、两把枪”；而韩国仅有传统医学，只有“一把枪”。因此，留在中国能够更快地提升我的医术。

转眼间，33年过去了。我最初的水平并不算高，只能处理基础疾病，面对疑难杂症还有困难。但随着接诊患者增多，不断思考、查阅书籍、请教老师，水平逐步提高。如今，在我擅长的消化内科领域，如萎缩性胃炎、结肠炎等疾病，基本都能对付，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同时我还可以为中韩医学交流做许多贡献。若回国我或许也能发挥作用，但在这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2017年，洪原淑获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 图源：上海中医药大学官网

努力推动中韩在传统医学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上观新闻：您一直致力于促成中韩在传统医学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可以具体谈谈做了哪些努力吗？

洪原淑：我在这中间主要是扮演桥梁角色，推动了包括东义大学韩医大学、统合医疗振兴院、韩国釜山大学韩医学专门大学院等高校，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及其附属曙光医院和龙华医院的交流与合作。我记得第一次突破是2010年4月。在我的推荐和努力下，韩国釜山大学、东义大学与上海中医药大学成功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为后续正式交流奠定了基础。

韩国的韩医大学基本都是私立的，所以我还一直参与韩国公立韩医教育体系的建立与交流。2008年3月，韩国在釜山大学（公立大学）内设立了韩医学专门学院，本硕连读。他们主动联系我，我推荐他们与上海中医药大学进行合作，2008年、2018年、2019年他们多次来访，相关交流也直接影响了该校中西医结合教育课程的设置。

在高校的合作之外，还有中医发展的模式。因为在中西医结合方面，中国的发展是非常好的，中医可以占比20%左右；但在韩国，韩医和西医的结合发展方面，可能韩医占比只有5%，甚至3%。因此，发展的模式也是学习和突破的方向。

2014年，韩国最大的公立电视台KBS主动找到我。他们了解到韩国韩医从2010年开始走下坡路，而中国中医却发展得越来越好，想拍一部纪录片探索中医未来的模式。起初龙华医院因为一些原因无法接受采访，但我认为这是KBS帮我们向韩国宣传中医的绝佳机会，不能失去。我联系了校长，最终促成了拍摄。后来这部名为《韩医学的梦》的时事纪录片，在韩国晚上9点黄金时段播出，时长约50分钟，反响很好，老百姓和韩医界都很喜欢。

在中西医结合中找到中医在全球医学体系中的定位

上观新闻：在行医过程中，您接触的海外患者对中医的诉求有没有什么变化？

洪原淑：变化还是很明显的。以前海外患者更相信针灸、推拿，因为效果立竿见影，一扎针就止痛。现在，慢慢有疑难杂症、免疫系统疾病、皮肤病或者肿瘤术后康复的病人来找我用中医汤方进行调理。

汤方一般需要3-6个月见效。举个例子，萎缩性胃炎在经过调理后转变为非萎缩性胃炎，非萎缩性胃炎不会发展成癌症，而萎缩性胃炎是有癌变可能的，这种转变就是中医实实在在的效果。很多病人在治疗脾胃的过程中皮肤也变好了。

虽然西医发达，但很多疾病无法根治，只是控制疾病。而且人不可能不生病，中医“治未病”概念的一个很好体现就是不让小病发展成大病，所以现在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来进行中医汤方调理的越来越多。

上观新闻：在求学和行医的过程中，您一直见证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如何看待这种医疗模式？

洪原淑：我相信中西医结合是未来的一种潮流。我们不可能否认现代医学的发展，而中医则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我的导师、龙华医院消化内科马贵同老师曾对我说，现代医学这么发达，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西医的检查方法教授中医的“望闻问切”呢？比如，“望”是看，那么胃肠镜、CT、MRI都是望诊的手段；“切”是触摸，那么B超也是触摸的延伸，所以我们必须中西医结合。而且，病人也常会拿着西医的检查报告来看诊，这就要求中医师必须学习西医，利用现代检查手段辅助诊断，才能更好地进行治疗。

在疗效方面，比如涉及肿瘤的术后康复，中医汤方能更好地帮助患者改善“无力”“吃不下饭”等情况，比起西医的定期复查更为有效。再比如检查出肺结节，通过中医汤方调理后，结节不一定全部消失，但80%以上可以控制不长大，有些还能缩小。既然中医可以控制病情，不让它发作，让病人正常生活，说明病人是有更多的选择余地的。我在曙光医院工作时，肿瘤科有单独的病房，住院期间，肿瘤病人都接受中西医结合的疗法，出院后继续调理。中医的价值可以通过实际的疗效和案例来证明，因此，要推广中西医结合的模式，慢慢找到中医在全球医学体系中的定位。

实现中医的国际化，外籍中医师需要在各个领域都有名医

上观新闻：您对中医药的海外传播以及当前中国外籍中医师的培养体系有哪些建议？

洪原淑：我有三点核心建议。

首先，要完善外籍中医师的培养体系。目前国内中医的培养体系已经很成熟了，比如非遗继承人、各流派传承人，基本都是中国人，而在外籍中医师的系统化培养建设方面仍有待加强。我是1993年来的。80、90年代也有外国人来学中医，但能留下来的几乎没有，1993年来后一直留到现在的，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里也就我一个人了。现在很多情况是，留学生学完相关知识就回国了，但我认为一个专业的中医师起码需要十年以上的行医经验累积，因此需要加强临床经验部分的培养，不是学校毕业就是专家了。

其次，留学生在求学过程中应跳出传统框架，不要局限于针灸、推拿的学习，也要重视中医内科和汤方的学习。以前和我一起来留学的学生，基本都是学习中医基础、针灸推拿的方向，但我选择了可能不太好就业的中医内科。现在留学生的学习种类更多了，比如皮肤科之类的都很热门，比较容易就业，学习中医内科的还是比较少，多数还在科研领域，研究临床的比较匮乏。年轻的留学生们也许会因为就业问题，多数选择学习热门的专业，但如果要实现中医的国际化，外籍中医师也需要在各个领域都有名医才行。我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外籍中医师在内科、汤方领域做出成绩。

此外，中医在全球的认可度还不够高。针灸和推拿目前在国际上是被认可的，中药汤方要被国际公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医不管在哪个国家学的，大家都是可以互认的。现在承认中医的国家比以前多了，但还不是全球公认。要让更多人承认中医，光中国人主动宣传“中医好”没用，必须落地在国外，让外国人也见到中医的疗效。因此，中国对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需要有严格的把控，只有自己做好了，才能更好地“走出去”。

在中医药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反对声音，我们应当积极应对，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原标题：《上海首位外籍中医师：她用33年坚守讲述一个关于热爱与奉献的中国故事》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曹静

来源：作者：实习生郝隽永 颜若偃 周佳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