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戈：明郑集团中前期的政治与海洋经略

〔摘要〕明清鼎革之际郑成功集团在东南地区与清廷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起初，由于郑芝龙时期的集团传统产生的负面影响，郑成功进行抗清活动并不顺利。因而郑成功为了贯彻其抗清战略着手改造郑氏海上集团。郑成功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经过三个阶段的改造使明郑集团转为明郑政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抗清活动。而且在当时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明郑集团作为政治实体同西方殖民者进行了正面“碰撞”。得益于明郑集团的政权化，郑成功不但使集团抗清能力大大提高，也为明郑集团经略海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进而在同西方殖民者的竞争中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海洋权益。虽然郑成功未能彻底解决集团内存在的问题，但经其重新改造之后，原先由武装商人群体组成的海上集团已然演变为明郑政权。

〔关键词〕文明交流互鉴郑成功明郑集团海洋权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明清至民国南海海疆经略与治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LSYZD21011)的阶段性成果。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经营的海上集团〔1 〕自建立以来就“反对明朝的锁国政策，积极向海上活动”〔2〕。其海上贸易活动联结中外，并深深嵌入东亚乃至世界的贸易网络中，在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时期产生了巨大影响。有研究者认为，从明郑集团的发展中看到“中国传统社会转型以及飞越的一线希望，一部分乐观的史学家们，甚至在东南地区海商集团身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而这种萌芽，无疑预示着中国崭新时代的即将到来”〔3〕。在明朝经过200余年严格的海洋管控之后，郑氏集团作为唯一同世界直接“碰撞”的大型组织，〔4〕是当时中国同世界连接的重要一环。集团内的郑成功等领导者对于世界，或者说对西方殖民者所运行的制度以及行为方式是有所认识的。一般认为，明清时期的对外交往管制导致了大多数中国人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交往与认识，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近代以来的逐渐落后。同时，西方殖民者采用的殖民掠夺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被认为是有利于当时殖民者母国经济的发展，进而使西方在近代以来的国际竞争之中取得了优势。然而，在与西方殖民者频繁接触的过程中，明郑集团并没有学习借鉴殖民者的经营方式，反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壤继续发展，并与西方殖民者展开直接的竞争。过去的学者主要着眼于郑氏集团与资本主义萌芽之间的关系，〔1 〕但是从郑成功同西方殖民者竞争的过程中，可以看到集团体制迸发出来的能量并不逊于对手。

以往的研究多是从郑氏集团贸易形式的视角出发，将郑氏集团视作海商—军事复合体进行讨论，将明郑集团视作一股政治势力的讨论则较少。卫思韩从郑芝龙集团作为一股明末政治势力的角度，对其内部存在集体决策的议事传统进行了讨论，〔2〕但是他并没有对郑成功时期的情况继续展开讨论。如果说郑芝龙时期郑氏集团的经济性质还是主要的，〔3 〕那么到了郑成功重建、改造郑氏集团后，这一集团的性质已经大为转变。因而有必要将明郑势力作为一股政治集团做进一步的讨论。此外，学界对郑氏集团同西方殖民者的竞争曾多有讨论，认为郑氏集团在郑芝龙统辖时期就已获得对西方殖民者的优势，郑成功对荷兰殖民者的胜利只是顺势而为，〔4〕这种观点似乎仍值得进一步讨论。同时如果将明郑集团经略海洋的历程同郑成功对集团内部的改造历程叠加进行考察，可以为观察郑成功改造明郑集团的效果提供一个侧面视角，并推进明郑集团对西方殖民者取得胜利原因的认识。

本文利用郑氏部属所编写的笔记〔1 〕以及殖民者档案〔2〕等史料，从梳理郑成功改造集团“集体政治”传统的过程以及同西方殖民势力竞争的历史出发，讨论明郑集团在中前期〔3〕郑成功改造活动的作用、影响以及对于其经略海洋的效果，进而推进对明郑集团的认识与理解。

一、郑成功经营明郑集团初期境况

郑芝龙早年由海商—海盗活动起家，并聚合乡族组建了郑氏海上集团。郑芝龙明末归顺明廷之后实力进一步增强，成为东南沿海主要的海上势力。不过明清鼎革之际，郑芝龙首鼠两端逢迎隆武朝廷，随后又投靠清廷，却未得到清廷信任并被掳往北京。郑氏旗下诸部见此，自为“海上藩镇”〔4 〕各自为政，想要进行抗清活动的郑成功只徒具郑芝龙长子名号，未能继承父亲势力，十分弱小。顺治三年(1646),郑成功在广东南澳取得郑芝龙部将陈豹支持，获得少量兵员开始组织抗清活动。其后郑成功并未留在广东发展，而是回到福建试图打开局面，但当时郑氏旗下原本的海上势力大多轻视郑成功，甚至与其敌对。如郑氏集团原来的重要据点中左所就为郑联、郑彩兄弟占据，郑成功只能栖身于缺乏兵粮的小岛鼓浪屿。这使郑成功只能将眼光投向福建之外，选择与当时的同盟者郑鸿逵一同率部南征潮州，可是南征行动最后被郑鸿逵破坏。〔5 〕但郑成功对这位既是叔父又是同盟的人物毫无办法，只能悔叹鸿逵坏其大事，而无法将其治罪，〔6 〕最终退回鼓浪屿。

顺治七年(1650)年末，郑成功再度南征，其屡屡离开福建南征引发旗下闽籍部属不满，反复遭到阻挠。如郑成功在潮州接到南明永历朝廷从广州发来的入援诏令，计划挥师入援，郑军将领施琅即与新归顺粤籍将领发生矛盾。当时潮州多有地方抗清势力慕名归顺郑成功，而宿将施琅在此时欺压新归顺粤籍将领陈斌，导致陈斌率部出走，这不但破坏了郑成功招纳潮州兵将的计划，还使得郑氏为协调二者矛盾又在潮耽搁数月，贻误了入援广州的时机。抵达广州后，想继续挥师西进，驻守南澳的将领陈豹又出来劝阻郑成功“此去或恐不遇，而中左根本，亦难舍也”〔1 〕，希望郑成功固守福建放弃西援广州。但郑成功并未听从陈豹的劝阻。施琅见此，也出来对郑成功说，昨晚发噩梦为勤王凶兆，欲以天人感应的方式继续阻拦郑成功入援。郑成功对此怒而不发，事后解除施琅左先锋之职，毅然开拔西征。正当郑军先锋行至珠江口附近，清军攻陷了福建的郑军基地中左。〔2 〕一时间军心大乱。但郑成功意在西进，无意回师。岂知“三军知之，哭声遍闻。诸镇亦来劝驾回，谓三军各怀家属，脱巾亦是可虞”〔3 〕，在“三军”以及集团内实力派诸将的劝阻下，郑成功只得回师中左结束第二次南征。

在前两次南征中，郑成功是有很高的战略期待的。第一次是自己在福建的基地过度狭小，想通过在清廷势力较为薄弱的惠潮地区活动招兵将、备粮草以打破在福建的困局。第二次南征遇到了永历朝廷的求助，西进勤王如若成功，不但可以减缓清军的攻势缓解各条抗清战线的压力，还可以使得西南的抗清同东南沿海的抗清相联，改善永历朝廷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大提升郑成功在南明各股势力中的地位。但是部下中丛生的“异见”及集团内部分裂，对郑氏实现战略目的造成了重大障碍，集团各股势力以自身利益为第一位，这与郑成功调动集团资源积极抗清的战略是相左的。这些群体对郑成功所作的“反动”不但使郑成功的战略意图无一实现，更让其遭受中左失陷这样的惨重损失，这就是傅衣凌等学者所说的限制郑氏集团发展的乡族关系在政治上的表现。为了解决明郑集团内部“不团结”的弊病，郑成功自顺治七年始进行了一系列对属下集团结构的“重新锻造”。

二、“重锻”明郑集团

面对集团内的反对者，郑成功为了抗清顺利进行，开启了对集团内部的专制集权改革以及政权化。经过三个阶段的改革行动后，郑成功加强了对郑氏集团的掌控并推动郑氏集团的政权化，最终有力地推动了抗清的进行。

第一阶段(1650),郑成功重点重新统合郑氏集团。首先是统合原郑芝龙集团内各股势力。第一次南征回闽后，郑成功为解决军事实力不足的问题，对占据中左且实力最强的郑联、郑彩兄弟“开刀”。顺治七年，郑成功击败郑联兄弟势力，夺得郑氏集团重要据点中左，随后将基地自鼓浪屿移至中左，大大扩展了发展空间，且直言“定远水师已归于我”〔4〕。自此，史料中关于郑成功部队的描述才开始大量出现水师〔1 〕的记载，可见郑成功由此掌握了强大的水师力量，旗下实力大大增加。同时郑成功还着手整顿旗下势力过大的郑氏族人。如曾破坏其南征战略的叔父郑鸿逵等人。郑成功先将中左防守重任交托郑鸿逵，将其调离前线。郑鸿逵虽接受调令，但仍将部属二人留在前线，称其“愿效忠勤王”〔2 〕，此举应是郑鸿逵为了继续保持在集团内的话语权而作，郑成功欣然纳之，但亦重新改编郑鸿逵留下的部队。同年因郑鸿逵等人失守中左，郑成功以此罪斩杀郑芝莞，并将郑鸿逵流放至中左外的小岛。经此一役，曾与郑芝龙共事的郑氏族人势力大多被驱逐出中左，不再对郑氏集团保有较大的影响力。

其后，郑成功又对异姓部属进行整治。比如从郑芝龙创业时即归附于郑氏旗下的施琅家族。施琅本人早年备受郑芝龙重用，后来依附于郑成功并屡立战功，深受信任。随着施氏家族坐大，施琅及族人每每骄横跋扈欺压他人，军中多敢怒不敢言。先时施琅与陈斌发生矛盾阻郑成功南征后，郑成功数次试探，施琅均不见收敛。此时郑成功仍忌惮施家在军中势力，对其隐忍不发，只将其调离职位派回中左闲住。郑成功回到中左后却没有恢复施琅兵权，更将施琅部属升为镇将代替施琅，以分化施氏势力。施琅见此，假意出家试图要挟郑成功，郑成功为稳住施琅又再许其重新招募兵马新立军镇。但施琅未理睬郑成功更负气削发，对郑成功避而不见。不久又去其他将领营中砸骂并私自斩杀郑成功旗下亲兵。郑成功此时决定处理施氏势力，但并无把握一举清除施家，转而决定用计擒拿施琅。于是郑氏表面上不动声色并出言安抚，半月后，以调令将手握援剿左镇兵权的施琅族弟施显骗出监禁，而后再派人抓捕施琅及其亲属。虽然施琅在军中好友的帮助下得以逃脱降清，但其父施大宣及弟施显均被处死。自此之后，郑氏集团内骄横跋扈的将领大为减少，郑成功也基本压制住了会对自己提出反对意见的军官势力。

第二阶段(1651—1652),郑成功逐渐掌握集团领导权后，开始推动集团内的制度建设。顺治八年(1651),郑成功“颁定《杀虏大敌、中敌赏格》……设督阵官”〔3 〕，建立军内法规，以明确赏罚功过。另外“设局督造军器、藤牌、战被、火筒、火罐”〔4 〕，建立专门的军备制造机构。随着郑成功集团的发展壮大，原来与郑成功相抗衡的如张煌言等人亦前来归附。在吸收大量新归附成员的背景下，顺治九年(1652),郑成功借攻打漳州的契机将全军改编为“二十八宿营”〔5 〕，再次打乱新归附势力的原有权力结构，以便其掌控新纳入的部队。同时，郑成功于中左建忠臣庙祭阵亡将士，通过树立“纪念碑性”〔1 〕的建筑以团结部众，郑成功本人的统治亦愈趋稳固。总体上这一阶段仍属于郑成功推动集团政权化的过渡性阶段。

第三阶段(1653—1661),郑成功在推行了两年的制度建设后，顺治十年(1653),永历朝廷派兵部主事万年英前往中左册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明朝灭亡前没有对在生者进行异姓封王之制，到南明永历时期，永历帝为笼络各方抗清势力，改成对功高者封王，〔2 〕此时郑成功也由于在东南抗清得力为永历朝廷所封赏，制诰中〔3〕将郑氏比作东南砥柱，赞誉其建功颇多，忠诚不二。得到王爵的郑成功的政治地位以及集团合法性得到大大提高。马克斯·韦伯对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归纳为，一是根据自觉订立的理性规则体系，即得到制度或者法律的授权；二是根据传统的神圣性或者相沿成习的对于某个特殊人物的服从，在中国古代应该是世袭制带来的传统权威；三是对个人超凡魅力的信服。〔4 〕这三种类型一般在现实中会结合出现。

郑成功组织抗清，从父亲处得到的传统性权威不多，他能够举起反清大旗主要还是得益于隆武帝等南明统治者对他的嘉遇。隆武帝最开始赐郑成功国姓并给与驸马都尉的待遇，顺治三年，又命其为招讨大将军。此后郑成功长期以“招讨大将军国姓”的旗号号召部众，顺治七年又受封为漳国公。通过从明朝正朔继承者处获得的封赏，郑成功领导的抗清得到法理上的“授权”，虽足以让其竖旗反清，但并不能让郑成功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比如在集团内仍未能自由地设官建置。但是到了顺治十年，被封王爵之后，郑成功便可援引《大明会典》对明代宗藩的规定合法开府置官。这大大增强了郑氏的政治地位及号召力。同时，郑成功通过数年屡败屡战的抗清活动，旗下部众以及反清民众中间逐渐积聚了巨大的个人魅力，这些都让他在统领东南沿海进行抗清活动中的政治合法性大大增强。

顺治十一年(1654),郑成功在两广开科取士吸纳地方士人，〔5 〕同时还建储贤馆“考诸生优行者”〔6〕，以类似太学的“两馆”吸纳占领区内的希望考取功名的士人群体。一时间“岛上衣冠济济，犹有升平气象”〔7〕。通过在新占领区拓宽统治基础及人才储备，稀释原来日益固化的集团内部结构。在建立人才获取通道之后，同年末郑成功向永历帝疏称“行在遥隔，军前所委文武职衔一时不及奏闻”〔1 〕，要求自行设官便宜行事，永历朝廷随后允许请求。由此郑成功顺利按制使用国家“名器”在其“王国”之内设置文武官员，为部属打开了向上流动的通道。〔2 〕这进一步增强了郑成功对于抗清群体的号召力，也增强了明郑集团的实力。顺治十二年(1655)初，郑成功将原有混作一团的政务工作，按照中央六部的结构分设“六官”负责行政事务，并设立“六察官”“察言”“审理”等官分理监察、司法事务。同年，郑成功还以“中左兴王之地，不宜因循旧址”〔3 〕为由，将中左改称思明，有意识地制造都城意象，〔4 〕进一步推进集团的政权化。

郑成功在这一阶段除对一般军队保持不断的调整整编之外，还增设了一支精兵。这支精兵从各营中挑选精锐建成，郑成功任命侍卫亲兵任戎旗镇各层军官并亲督戎旗镇操演，名为戎旗镇，不久又扩编为左、右戎旗镇，随即又改为左、右武骧镇，同时再次增设左、右虎卫镇，这些部队作战时全身披挂铁甲，在明郑政权内部被称为“铁人军”，其时郑氏军中有“铁人着做，一出便好”〔5 〕之谚。郑成功创设这些部队时称是为与清军苦战。但梳理历次出征，左、右虎卫及左、右武骧镇，此四镇人马多居军中后程，作预备队时多，与清军苦战时少，而且每每称之为“亲军”〔6〕。这几支新设军镇与普通部队相较，更像一支直属郑成功控御臣下与督战的“禁军”部队。这些都是郑成功进行专制集权的重要举措。

同时，郑成功还将文官势力引入军队之中以制衡军官集团。军队之中早前就已经设有监督、监纪等文官担任的军纪监察职务，此外新设“大饷司”〔7 〕“总理监营”〔8 〕等机构，分别对明郑军队的经济活动以及指挥调动进行监督。这些监察机构的职务多由新纳的士子担任，郑成功显然是想以文官势力监督制衡军官集团。通过这些举措，郑成功大大地加强了对部队的控制能力。

顺治九年至顺治十二年初，即郑成功推动改革的第二阶段，明郑军队又两次南征均未受到集团内部意见的影响。正是在顺治十二年的南征中，即使面对强大的清军，郑军仍连战连胜，接连攻占澄海、普宁、揭阳等县，取得了诸次南征广东战役中的最大战果。在三万清军进逼思明想要迫使郑成功放弃南征战果的背景下，郑氏旗下引礼舍人许靖等人请郑成功调回南征部队救援思明，似乎又再次同入援广州那次的场景那般，不过此次郑成功直接下令“枭示”反对者，由此军中的反对意见不再出现。可见经过对集团的改造，郑成功进行南征虽偶有反对的声音，但这些噪音已经不能影响郑成功的用兵了。郑成功在集团内进行专制集权改革，如同为郑氏集团更换了一台质量上乘的“发动机”，能够更加有效地将郑氏手上的海贸利润转化成巨大的抗清“动能”。郑成功所发起的战役亦由初时在闽粤间组织的小规模战役，至郑氏集团政权化几近完成时，已可组织规模浩大的北进长江收复南都大战役。这都是明郑初期难以做到的。

康熙元年(1661),郑成功收复台湾，随即在台设置一府二县，将承天府设为“延平王国东都”，其后又命“查报田园册籍，征纳□银”〔1 〕，要求清核田土，征收赋税，同时命令官员“当以己力经营，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现耕物业……如有违越，法在必究。着户官刻板颁行”〔2 〕，以明文法约束部属行为。〔3 〕至此明郑集团拥有了一定的土地、人口，以及按照明朝的典章制度建立了文武分野的包含行政、司法、监察的统治机构，并且还根据自身情况新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以及在统治区域内设置具有层级的行政区划和都城，具备了一个政权的特征。另外，在进行专制集权以及推动明郑集团政权化的过程中，郑成功也逐步被其部属称为“藩”或“藩主”，反映了在集团内其“君主”地位以及进行专制统治也受到集团部属的承认。更重要的是其子郑经获得了世子身份，郑经对于爵位的世袭以及明郑政权的继承是具备合法性的，不需要再像海盗集团那样推举产生领袖。这些都表明原来的海上集团在郑成功的推动下演变成了一个在南明朝廷体系下的政权性集团。

三、郑成功改革前后明郑集团与西方殖民势力的竞争

郑成功在开展专制集权活动的同时也积极经略海洋，由此不可避免地同西方殖民者进行了激烈的竞争。针对16至17世纪各方势力在东亚〔4〕海上主导权的争夺，过去学界展开了许多讨论，多数观点肯定郑成功将荷兰人驱赶出台湾是郑氏集团对西方殖民势力取得的重大胜利，并多把胜利的原因归结于郑成功的军事胜利，〔5 〕未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讨论郑成功集团在对西方殖民势力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原因。本节将郑成功集团同西方殖民势力长时间竞争的历程叠合郑成功对其集团的改造活动进行考察，以做进一步的讨论。

郑成功崛起之前，众多西方殖民者就已在东亚展开激烈的竞争。最早在中国沿海站稳脚跟的是租借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人随后而来，二者展开竞争。随着西葡两国在1580年建立联合统治，两国在东亚建立了合作下的竞争机制，成功构建并运营澳门—马尼拉—美洲的太平洋航线。荷兰人的到来，改变了西葡势力构建的贸易格局。荷兰人在16世纪末开始大力经营东方贸易，〔1 〕17世纪初形成了以巴达维亚为中心，以日本平户商馆、香料群岛德那第等地为支点的东方贸易网络，并以此与西葡两国直接竞争。〔2 〕虽然英国也在该时期成立东印度公司进入亚洲，但由于荷英两国在外交上对西班牙的一致性，二者进行了联合。经过激烈的冲突，荷兰人在东亚海面逐渐取得优势。

由于明末的明清战争及农民战争的爆发，明朝官方逐渐无暇经营海权，中国海商在海洋活动中饱受欺压。〔3 〕面对蛮横的西方殖民者，中国海商的反抗效果甚微，使得当地华人海商的财产及人身安全都没有任何保障。这沉重打击了中国海商到马尼拉进行商业活动的热情，船只数量从数十艘下降到个位数。〔4 〕显然西方殖民者的活动使得中国海商的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有研究认为，由于官府对殖民者的成功打击以及中国海商对大陆货源的掌控，所以中国人在东亚海面的贸易上占据了优势，〔5 〕但从中国海商频繁遭受打击的情况看，很难说中国商人可以在贸易等海洋活动中取得了主导权，仅仅只能说在官府严格的海洋管理政策之下西方殖民者无法对大陆地区进行侵害。

西方殖民势力侵害中国海洋权益的行为直到17世纪20年代才受到郑芝龙集团的限制。起初荷兰人为同西葡殖民势力竞争，谋求侵占澎湖以直接展开对华贸易，在明朝官府的驱逐下未能成功，转而在台湾建立殖民地同中国海商交易，但其并未放弃在中国大陆上获得贸易据点的企图。郑芝龙集团崛起后，荷兰人想利用郑芝龙打开对华贸易的大门，而此时较为弱小的郑芝龙则想借用荷兰人的力量扩充势力，双方就在貌合神离的状态下建立了合作。此时的合作中，荷兰人实力较强，因而签署的协议对荷兰人更有利，但随着郑芝龙势力的壮大，集团开始同荷兰人竞争对日贸易的垄断权并争夺海洋霸权，利益受到损害的荷兰人对此感到不满。1633年料罗湾海战爆发，荷兰人被郑芝龙击败，其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活动稍稍收敛，并于1640年再次与郑芝龙签订协议。有研究认为，荷兰人此时“放弃在中国大陆口岸直接贸易的企图，只能按照郑氏安排，依赖中国海商提供中国商品”〔1 〕。但从战后郑芝龙同荷兰人签订的协议看，荷兰人要求郑芝龙不再到日本贸易，并阻止其他中国人前往贸易，并保证提供荷兰人用于对日、对欧贸易所需商品。〔2 〕禁止中国人到日本贸易以及要求郑氏集团稳定提供货源等要求的协议显然对荷兰人更有利。虽然郑芝龙对荷兰这一协议阳奉阴违，暗地里仍努力同荷兰势力进行博弈。但荷兰人依然在中国东南沿海抢掠中国商船，掳劫中国人到台澎为奴，侵害中国海商的利益。〔3 〕这些都可以反映出仅仅取得料罗湾军事胜利的郑芝龙，在当时并未能彻底改变中国海商海洋权益受侵害的情况。

郑芝龙被清军掳劫后，荷兰人在海上势力进一步增强。有学者认为荷兰殖民者仅在1634—1644年间主导了台湾海峡间的贸易，而后贸易主导权又重回中国海商手上。〔4 〕不过1646年郑芝龙被清军掳至北京后，原来旗下各股势力各自为政。继郑芝龙而起的郑成功刚刚重新组建郑氏集团，无力与荷兰人争锋。没有了郑氏集团的限制，荷兰人在东亚海面再无敌手，在中国东南海疆更加肆意地扩张并打压作为对手的西葡势力。尤其是日本锁国后，荷兰人独占了日本的对外贸易，西葡势力失去了长崎—澳门航线的利润，使西葡势力在亚洲的商业活动进一步受到了沉重打击。与此同时，伴随着郑氏集团暂时的衰弱，此时才是荷兰在东亚海域的“黄金时代”，中国海商在面对西方殖民者时落于下风。

1650年代中前期，经过几个阶段的集权化活动，逐步掌控郑氏集团的郑成功开始派出自己旗下的商船参与海贸活动。此外，在1653年的文献中开始出现郑成功对中国海商直接征税（牌饷）的记载。〔5 〕郑成功集团对中国海商普遍行使征税权，使得在东亚海面进行贸易的中国商船基本上都打着郑氏旗号。但当时仍拥有东亚海面霸权的荷兰人继续采取以往打击西葡势力以及侵侮华商的政策，劫掠、拦截前往马尼拉及东南亚各处的中国商船。据荷兰人的记载，仅1652—1658年期间，荷兰人就劫掠、扣押了郑氏商船8次。〔1 〕荷兰人的活动给郑成功的商业利益以及声誉带来负面的影响。从这些情况看，至少在17世纪50年代中期，荷兰人还是在东亚洋面处于主导地位。

1653年后，即郑成功进行专制集权改革第三阶段之时，郑氏政权雏形已现，政治、军事实力逐渐超过郑芝龙集团时期，文献中也开始频繁出现郑成功就海洋活动对荷交涉的记载，比如郑成功就旗下商船为荷方所劫等事，在1653—1654年间数次致信巴达维亚及台湾的荷兰长官要求赔偿。但受实力及战略方向所限，此时郑成功还不想完全挑破与荷兰人的关系，郑成功还请荷兰人派来医生，为其诊治伤病。因而郑成功对荷交涉仍留有余地，去信的态度亦较为和善。

虽然态度较为和缓，但荷兰人也认识到逐步建立起政权化组织的郑成功当时在政治上对清廷取得了某些优势，并且“已与鞑靼人达成和平协议”〔2 〕，已有余力从经济上封锁荷兰在台殖民地，贸然得罪郑成功会使其殖民活动更加艰难，因而在回信中也对郑成功十分客气。与此同时，实力渐强的郑成功希望垄断对日贸易，同时还和越南的郑主签订贸易协议，荷兰人日渐感受到强大的郑成功带来的危机。但郑成功此时仍未直接同荷兰人闹翻，而是对实力较弱的西班牙殖民势力开刀。由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长期对华商、华人进行欺压，为保护郑氏集团及其他中国海商的权益，1655年郑成功发出了禁止中国商船到马尼拉的藩令，这份藩令让西班牙人陷入经营困难的局面。特别是郑成功同时要求荷兰人也在台湾各处颁布限制西班牙人的藩令，这份藩令的用语使荷兰人“汗毛直竖”〔3〕。郑成功应该有借此敲打荷兰人的意图，这也让荷兰人感到郑成功对其在台湾殖民事实的漠视。面对实力与日俱增的明郑集团，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委婉拒绝了在台发布藩令的要求，希望郑成功知难而退，郑成功对此隐而不发。同时在巴达维亚的荷兰殖民者眼见明郑集团旗下的船只越来越多前往荷兰人的势力范围进行贸易，抢占属于荷兰人的利润，便选择在海面上频繁地拦截、劫掠明郑旗号的船只。这些行为无疑使郑成功对荷兰人的愤怒不断积累。但是当年郑成功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启第三阶段的集权化行动，在集团内设置一系列的机构建立制度，暂时无暇顾及荷兰人。

顺治十四年(1657),郑成功基本上完成了以其为首的专制集权体制，一方面对清战争暂时进入休战状态，另一方面明郑集团在海上实力经过数年积累有所增强。郑成功让通事何斌传信，发布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台湾及巴达维亚的禁令，直接对荷兰殖民者实行禁运。此时在台荷兰人对其在东亚的实力依然保有信心，同时亦相信巴达维亚的荷兰同胞会支持其斗争策略，对郑成功极端愤怒地表达了“既不愿看到，但也不怕”〔4 〕的态度。于是郑成功坚决执行了制裁措施。在强有力的制裁下，台湾殖民地内各种货物堆积如山无法出货，郑成功甚至处斩了一名违规从台湾携带胡椒回厦门的商人，从此再没有商船敢去台湾进行贸易，荷兰人也无法得到任何的中国商品，在台贸易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缺乏中国商品的巴达维亚也同样受到冲击。直到荷兰人通过何斌传信，承诺同意郑成功的要求〔1 〕才获得谅解〔2 〕，并得以在郑成功制定的规则下继续在台进行对大陆的贸易。同郑芝龙时期双方签订的协议相比，此时荷兰人显然已经在同郑成功的竞争中落了下风。此后荷兰人与明郑集团之间的实力此消彼长，明郑集团收复台湾是这一过程的直接结果。

从郑成功同殖民者交涉的过程观察，郑氏之所以能遏制荷兰人，除了对手实力下降外，郑成功通过对明郑集团的专制集权改造，进而使得原有的海上集团转变成明郑政权是郑成功同西方殖民者竞争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正如欧阳泰在论述郑成功能够从荷兰人手里夺回台湾的原因时所说“国家组织乃是关键因素”〔3〕。从上述讨论看，不止是夺回台湾，在维护海上利益的过程中也是因为郑成功通过将其集团政权化，建立了相关的政权组织并形成了专制体制，进而大大增强了明郑集团统筹各方面资源经略海洋的能力，才得以使强大的荷兰殖民势力向其屈服。从上述实际竞争的过程也反映出，政权化后的明郑集团在组织与运营能力上是不逊于西葡乃至荷英等殖民势力的。

四、专制集权背后的阴影

尽管郑成功对集团长时间的集权化提升了抗清及同殖民势力对抗的能力，但并不能彻底解决旧弊病。郑芝龙留下的“遗产”，即传统海商集团组织结构依旧作用于明郑集团中，郑成功的专制集权这一副“猛药”也未能根除集团中久积的“沉疴”。集团内各个派系的存在不但让郑氏政权发展长期受到负面影响，甚至影响了郑经对明郑政权的继承。

郑成功虽着手清洗族人势力，但为了平抑外姓将领势力也就未完全消除集团内族人的势力，使集团中外姓官员与郑氏族人间的矛盾长久存在。顺治十二年末，已被流放白沙岛五年的郑鸿逵还可命其部将黄昭等帮守白沙城等处，可见郑鸿逵虽被流放但辖下仍有兵将。同时政权内部分重要职位亦由郑氏族人掌握，如担任户官的郑泰就长期掌控郑氏政权的财政及贸易活动，这样的安排亦引起集团内其他势力的不满。顺治十四年，监察官员常寿宁参劾郑泰侵吞海贸收入，围绕此事二者屡番对质，后因常氏指控郑泰证据不足，常寿宁被流放方才事歇。〔1 〕两个派系的矛盾使郑氏政权内纷扰不堪。

除郑氏族人外，明郑集团早期频繁进行战争活动，集团内军官势力坐大。郑成功曾试图让文官势力介入军队管理，制衡军官集团，由于政权内的文武官员进入政权的方式、途径不同，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小集团，相互间原已存在摩擦，郑成功的举措进一步加重了政权内的文武矛盾。郑成功进行专制集权过程中曾在军中推行监纪制度，令士子入营中监察。宿将周全斌即密谏郑成功：“监督监营久在行阵，至于监纪，或初拔士子，或裘袴公子，能识军中功罪为何物，而可令其监纪统镇提督耶？”〔2〕可见军官群体对郑成功让文官势力介入军队感到不满，希望争取减少文官系统对军队的渗透。郑成功虽不喜周氏及其背后的武官群体对监纪人选的反对，但还是选择妥协，转命武将世家出身的士子柯平前往营中任监纪。顺治十五年(1658),文武官员间进一步爆发了激烈的正面冲突，户官潘庚钟乘船随郑成功北征，驶出思明后，半夜又溜回思明搬移女眷上山避敌，期间与巡查兵将发生冲突。这些兵士随即以抓获清军奸细为由扣押潘庚钟及家眷，郑成功虽居中调解，文献记载“自是文武不和矣”〔3 〕，但冰冻三尺显非一日之寒。

除文武冲突，武官势力内部亦有派系之争。郑成功抗清期间为扩充实力，大量吸收其他南明势力及清军投降兵将，郑成功曾出于平衡新旧势力与集权的考虑，对这些兵将进行改编，大量不同来源的兵员混杂一体，却未能弥合军队中各“山头”间的嫌隙，反而加剧了政权内部矛盾。比如上文提到的施琅与陈斌之间的闽粤籍将领间的矛盾。又比如“定西侯张名振与陈忠靖北上不和，藩委刑官程应璠解之，名振尤未降心，故我师至舟山，驰会攻城。不至。”〔4 〕可见从外部归附的将领与郑氏集团成长起来的将领间，为了派系斗争可以视郑成功制定的军事计划为废纸，公然为个人矛盾进行抗命。

随着郑成功进行北伐，愈来愈多的清军投降兵员被纳入郑氏政权，因而也产生了新的派系矛盾，这进一步使郑氏政权内部的“摩擦系数”升高。时人称“成功之部曰南郎、北郎。南郎者皆闽广人，及所招岛夷蛋蜑乌鬼之属，其将多芝龙旧部曲，如甘辉等，号为心腹者也。北郎者乃江浙人及所招北方剧盗、旗下逃兵，其将多浙闽降将”〔5〕。以地域与归附郑氏的途径不同，政权内已形成明显的南、北两股势力，原本的闽粤籍矛盾让位于南北矛盾。在抗清活动的过程中，由于南郎出身闽粤，许多将领与降清的闽粤地方势力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郑成功亦对“南郎”逐渐产生戒心，有重用“北郎”的趋势。顺治十五年，郑成功南征广东，意欲前往潮州扫荡劫掠其商船的敌对势力，郑成功为免南郎泄露消息，先令心腹密寻向导，出发前先下令大军北征，而自领新军“星夜溜下，不及会舟宗”〔6〕。郑成功一面欺骗部下，一面率亲军南下，方取得该战役的胜利，这不可避免地使南郎势力对郑成功产生怨言。

顺治十五年，诸将于思明会议北伐事宜，两股势力又围绕北伐意见相争执。

诸北郎曰：“藩府举事十余年矣。所得郡邑皆滨海支郡，故弃而不守，日复一日，师老财匮，渐不可用。今闻北方精锐尽入滇黔，其国内空，若以此时悉舟师入长江，直取金陵，有破竹之势，金陵既破，天下震动，山东、河南豪杰蜂起，北兵之征滇者，且溃散不支，其居守者，亦不能南援。我抚有江南，徐图北伐，国势已定，莫不顺从。此时也，不可复失。”诸南郎曰：“北方虽有黔师，胜负难定，无衅可乘之，进取未易。今我众虽多，收买游掠足以自给，此岁且宜按兵以观事变。北方若胜滇黔，欲有加于我，我大舡如城，小舡如屋，器槭精好，乘风出奇，是无如我何。若为滇黔所败，则国势已绌，有衅可乘，我鼓帆而前，耀兵江浙，进取金陵，乃可万全。〔1 〕

北郎希望前往江南、中原等地抗清，以进一步打开抗清受困于东南沿海的局面。这虽符合郑成功的战略意图，但南郎却表示反对。南郎从郑反清时间长，号称心腹，且在郑成功封赏时屡受优待，但此时却皆因不愿抛弃家眷以及在闽粤的生计，去支持郑成功北伐。郑成功对此颇为失望，为实现政治抱负只能以北郎军镇为先锋北入长江。

然至北伐途中，北兵因不习海上风浪，开始出现逃兵。军中亦开始流传北郎将领贺世明将船头桅杆刷红，准备率一众北郎兵将叛逃降清的谣言。从动机论，这则谣言很可能是南郎为了打击北郎势力所散播。此时正值北伐关键时刻，郑成功不敢托大，即时要绝大部分的北郎将领交出兵权。贺世明当下气愤而死，北郎旗下官兵顿时受激，部分北郎兵士更一哄而散，使得作为北伐主力的北郎官兵战力受到沉重打击。〔2 〕两派的斗争使得北伐尚未开始，军心却已有动摇。其后，郑成功因轻敌冒进被清军在南京城下击败，郑成功退至长江口的崇明岛休整，意欲攻下崇明县城作为基地以图再进长江，南郎将领周全斌直言得此孤城绝岛亦是无益，不如回闽休养号召精锐，等明年再进长江，直接表明并不支持郑氏此时再进长江。〔3 〕由于支持郑氏的北郎在先前的事件中已然实力大减无法再支持北伐，郑成功无奈只能放弃计划撤军。回到思明后，郑成功再次调整军镇编制，除抚恤阵亡兵将，又与阵亡的南郎将领子女结亲，以稳定心存不满的南郎派系。〔4 〕面对南郎渐有坐大之势以及缺兵少将的情况，郑成功重新启用许多此前被责罚的北郎将领，〔5 〕重新扶植北郎以平衡一支独大的南郎势力。

郑成功虽然在集权化的过程中曾通过调整军镇编制、新建亲军部队，意欲解决内部不同势力的矛盾，但长久以来，为快速扩充兵员，收纳了大量来源复杂的人员，使集团内始终处于吸纳新派系中，因而时常爆发矛盾，其旗下军队的战力也深受影响。另一方面，缺兵少将的郑成功根本无法拒绝这种饮鸩止渴的扩充方式。积重难返之下，郑成功统治后期对由此产生的纷争几乎束手无策，这亦成了郑成功北伐失败在组织上的原因。

北伐失败带来的威望下降与难以逆转的南郎势力坐大趋势，都减弱了郑成功对政权的控制力。北伐失败后，郑成功计划收复台湾。但“时众俱不敢违，然颇有难色。惟宣毅后镇吴豪经到此处，独言风水不可，水土多病”〔1 〕，面对威望衰退，郑成功此时只能通过处死吴豪来压制反对意见。康熙元年，郑成功成功收复台湾，但威望并没随着收复台湾而完全恢复，随之而来的是动摇明郑政权的统治危机。其时郑成功命郑泰搬迁署廨机构及运粮至台以救粮荒之急，〔2〕然郑泰粮船迟迟不至，官兵已开始吃木子充饥，郑成功见部属日有“脱巾之变”〔3 〕，对郑泰十分愤怒。郑泰听闻更加忧惧，其后郑成功催促郑泰等人搬迁眷属至台，郑泰则伙同不愿赴台的将领不发一船至台湾并扣押前来的监军，使岛上信息隔绝。在郑泰为代表的势力推动下，郑成功统治末期爆发了危机。〔4 〕不久又爆发郑经乱伦事件，郑成功想要处死郑经，〔5 〕而在思明的郑氏官员几乎全体违抗郑成功命令。此时郑成功的专制集权行动，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虽然部属没有直接反对，但是对其命令都不予执行，这可能是导致郑成功忧愤而死的直接原因。〔6〕

在认识到郑成功推动集团集权化为抗清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不能否认明郑集团中被削弱的各种群体并非“束手就擒”〔7〕。他们作为集团利益的持份者，时有围绕自己的利益对郑成功的命令阳奉阴违，甚至到最后郑成功要求郑泰等人放弃思明与处死郑经时，他们完全背叛了郑成功，使郑成功的个人威权某种程度上出现垮塌，这是郑成功专制集权背后一直存在的阴影。明郑集团内的“反动势力”通过郑成功进一步的清洗和改造，或许可以得到缓解乃至解决，可惜的是，历史留给郑成功的时间实在太短了。虽然郑成功对集团进行的改造不尽完美，但依然给继承者们留下了一个立足于海洋的明郑政权，这是此前历史上从未发生的。

余论

郑成功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整顿族人势力及跋扈将领，制定各项制度，虽未能完全清除政权内的“离心势力”，但整体上推动郑氏集团成功转化为明郑政权。在政权机构的支撑下，郑成功的抗清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同时亦能在海洋经略中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并在执政中后期取得对西方殖民者的优势，最终将荷兰人驱逐出台湾。这一成就，正是郑成功在明清鼎革与17世纪东亚海洋变局交织下做出理性抉择的结果。以往研究中，有学者对“郑氏集团未向资本主义发展”表示惋惜，〔1 〕亦有观点认为郑成功囿于孤臣忠节的传统心态，文化认同固守专制意识，未能与其集团的海洋开拓实践相协调。〔2 〕这些观点实则未能充分体察郑成功身处的历史情境与战略目标。以下就这两个观点作进一步的考察。

部分学者惋惜郑氏集团未向资本主义形态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目的是资本增殖，但这并非郑成功运行集团的核心诉求。一方面，郑氏控制区域受战乱影响，商品市场萎缩，工商业凋敝，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另一方面，郑氏海贸所得利润主要用于补充抗清军费，以维持集团生存，而非用于资本的再积累与商品的再生产。因此，尽管郑成功面对17世纪东亚海上蕴藏的巨大贸易利润，曾采取过一些具有早期资本主义特征的政策，也积极在海洋上与西方殖民者竞争、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但这与西方国家为积累财富而扶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存在本质区别。事实上，抗清活动对军费的巨大需求，才是郑成功积极开展海洋活动的主要目的。虽然明郑集团经略海洋的过程与成果引人注目，但终究是抗清活动的“副产品”。如果说对郑氏集团的惋惜，源于将社会形态的线性演进逻辑强加于历史情境，那么对郑成功专制意识的批评，则更需置于抗清复明这一历史主线中重新审视。

对于认为郑成功专制思想限制了其战略格局的观点，恰恰忽视了明清鼎革之际忠明与集权的内在统一性。郑成功的忠明认同，并非僵化的孤臣执念，而是为明郑集团的集权转型与发展提供了忠明抗清的大义名分。同时南明政权授予的爵位，更在法理层面为明郑集团的成功转型提供了保障。这使郑氏得以据此确立世袭传承秩序，其子郑经、孙郑克塽皆能以世子身份承继政权，避免了如郑成功抗清初期那般重起炉灶，这无疑增强了明郑政权的稳定性。若说郑氏集团的开创者郑芝龙是集团神话中的“禹”，那么忠明的郑成功无疑扮演了奠定世袭传承格局的“启”的角色。这也是郑成功通过忠明抗清取得的重要成果。而集权体制则为抗清使命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其能够合法有效地整合资源，提高抗清能力。所谓“专制”，是乱世中凝聚力量的必要权威，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倒退。二者相辅相成，而非相互桎梏。在明清鼎革、清军压境的生死关头，构建以儒家伦理为内核、具备高度动员能力的集权体制，实为维系集团存续的理性选择。

而郑成功之所以坚持以忠明大义为旗号并推动集团变革，除了为打破海盗集团集体主义对其施政的桎梏，〔1 〕更在于其深刻的儒学认同与坚定的抗清使命感。郑成功自少年时便被父亲当作儒生培养，赴南京国子监就学期间，他曾亲见明朝政务系统的运作模式，〔2〕还投身东林钜子钱谦益门下求学，颇受赏识，同时广泛接触徐孚远、李世熊等复社人士。从其在父亲降清后“焚儒服”的行为中，足以见其对儒生身份的深刻认同。加之隆武帝的知遇之恩，更让他树立了牢固的忠明信念与抗清复明的决心。正是这些经历促使他挣脱海盗集团的传统桎梏，做出构建集权政权的政治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郑成功推动集团变革虽根植于个人的儒学认同与抗清使命感，但其能够顺利推进，亦离不开特定的时代契机。明清鼎革的乱局为其提供了获取南明政权法理授权的可能。那么，时局是否才是主导郑成功选择的核心因素？但事实上，与郑成功相似，元明易代之际的方国珍海上势力也曾通过与元廷博弈获得高官厚禄，元廷将浙江沿海大片区域的权力让渡于他，以换取支持。然而方国珍得此机会后，却未能对旗下势力进行有效整合，也未提出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政治纲领。其谋士劝其加入争霸天下的行列，亦被他拒绝。〔3 〕这一鲜明反差恰恰表明，方国珍虽在鼎革之际据地自雄，但却限于自身认识、组织结构等因素，终致势力局限于地方割据。由此可见，乱世只是郑成功做出抉择的充分条件，其个人的抗清意愿与价值认同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因素。

尽管郑成功的制度选择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其个人作为并非毫无争议。不可否认，郑成功确有希求个人权力的一面，曾借南明朝廷授予的封爵屡有逾制行为，但他始终未做出另立炉灶抗清的举动，这与一般海盗集团挑战现有统治秩序的行为有着本质区别。也正因其恪守这一界限，反清复明的大旗得以长期牢固地掌握在郑成功及其子嗣手中，明郑政权亦能借此号召、吸引各方势力，不断壮大，而无需像海盗集团那般依赖集体决策、平均分配战利品换取人才加入。最重要的是，若不坚决开展抗清活动，明郑集团便无法获得后来的号召力与规模。由此观之，将明郑集团转化为由专制“君主”领导的集权式政权，并始终如一地坚持抗清的策略，对明郑势力而言无疑是最优选择。

总之，郑成功的政治选择应置于明清战争与17世纪东亚海洋变局的背景下审视。在西方殖民者于东亚海面上积极扩张积累资本的同时，郑成功积极经略海洋，并将海洋资源转化为抗清力量，以海上集团为基础构建了一个虽然短暂却极具号召力的抗清政权，展现出一条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海上集团的发展路径。明郑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历史意义，并非单纯是军事上对清朝或西方殖民者取得胜利，其活动历程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在早期全球化浪潮中与西方文明碰撞、调适与互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传统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务实、自觉的文明调适智慧。

作者阮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来源：《海交史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