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人真厉害！搞出一个“凉州作家兵团”！！！

《杨光祖 蔡玉梅 | 武威长篇小说的乡土写作论》

武威长篇小说的乡土写作论

杨光祖 蔡玉梅

已刊《西部文艺研究》

2025年第6期

武威，又称凉州，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隋唐制度就吸取了凉州文化，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到：“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

笔者曾在《寻找西北腹地的精气神》一文中写道：“河西走廊历来是多元文化聚会之地，也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过渡地带，所以，民风彪悍，儒家文化与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很多少数民族文化，并行于这片土地。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武威，作为河西四郡之一，河西走廊的重镇，中西文明的交会地，其文化灿烂辉煌。武威的文庙即是中国三大孔庙之一，鸠摩罗什寺，象征着佛教曾经的辉煌，天梯山石窟，则是中国石窟鼻祖。历史底蕴、人文气息共同造就了凉州的辉煌。“《甘肃通志》曰：‘人事慷慨，烈士武臣，多出凉州’”

如今武威的文学，不仅已经成为甘肃的“凉州现象”，几乎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坛的“凉州现象”，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就长篇小说而言，代表作有雪漠的《大漠祭》、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叶舟的《凉州十八拍》、徐兆寿的《荒原问道》《鸠摩罗什》、王登渤的《日落莫高窟》、许开祯的《凉州往事》、唐达天的长篇小说《绝路》《沙尘暴》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讨论雪漠的《大漠祭》、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和徐兆寿的《荒原问道》，思考他们乡土书写的特点。

雪漠的《大漠祭》，描绘了大漠深处沙湾村农民的生存状况，重在对凉州地域风景的刻画。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见证了巴子营紧皮手与土地的传奇故事，对凉州民俗的挖掘极具特色。徐兆寿的《荒原问道》，呈现了两代知识分子在荒原深处对道的探索与追问，在城市与乡土之间寻找道与救赎。可以说，各有千秋，呈现了不同时代的凉州。

一、风景：凉州地貌的书写

风景作为主体认识自然的符号，其研究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第一次发生在绘画领域，主要针对风景画，现代主义强调观看和阅读风景画的历史；第二次超越了绘画史的领域，不再注重形式，而是将风景回归自然，自然也因其自身被发现，“风景话语是把‘自然’纳入现代性合法化中的关键手段”。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作家通过作品来呈现特定地域的自然风貌，风景则作为传递意义的重要符号，成为观者感知自然的审美对象。风景作为一种“神圣的无声的语言”在乡土小说中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长篇小说的书写中，风景一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元素。沈从文《边城》在叙事的基础上增加了对风景的描写，成为现当代写风景最好的作品之一，深受读者喜爱。湘西也成为了文学史上著名的风景。而在西部文学中，尤其是在武威文学的发展中，笔者认为，雪漠也算得上一位风景写得好的作家。他的《大漠祭》，花费十二年的光阴，耐心地讲述了沙湾村老顺一家的故事。小说中处处都是对风景传神的描写，他的小说，是动态的、有层次的、丰富的。他写作时，是眼睛、耳朵、鼻子，甚至嘴巴等所有器官同时作用的，他把凉州大漠从苍白的大地上重新激活。

卡特琳·古特在《重返风景：当代艺术的地景再现》一书中指出，风景（landschap）在西方语言中以土地（land）和地方（pays）为字根形成,这也说明风景与土地是密不可分的，“风景是和土地甚至整个地球紧密结合的，土地是人类和所有文化最原始的元素，我们生活在其上，它也是我们得以存活的重要条件”风景因此也成为人类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说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土，指泥土，乡村离不开泥土，同样，在乡土小说中，土不仅是一种狭义的物质，更是构成地理空间的一种风景意象、文化延伸、精神寄托，以及地域精神的表达。

雪漠《大漠祭》

雪漠的小说无疑是武威乡土小说的代表，他曾沿着祁连山，走村访户，深入调研，观察西部民风民俗，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书写着西部农村和西部农民。凉州就是雪漠精神的栖息地，带给他创作的灵感。他的小说饱含着泥土的神秘，绽放着神性的光辉。粗糙的自然风景以及西部独有的各种动植物，都在雪漠的笔下散发着原始、野性的气息。他以冷静的笔调描写了大漠的动态之美：

“太阳到了沙山顶上，沙洼里凉了许多。漠风吹来，一晕一晕地荡，不带些许暴戾，也吹不起沙粒，反倒像柔柔地暗涌而来地液体。大漠失去了烈日当空地焦黄，黄里透出灰来。黄毛柴、桦秧子、沙米棵……都拖起了长长的影子进入黄昏。那个暴戾了半个白天的日头显得精力不济透出苍白的颜色。沙洼里自由觅食的骆驼满足了食欲，正在斜晖里引颈张望。逆光望去，骆驼失却它本来的颜色，成一幅黑色剪影，轮廓边缘与虚空相接之处有道奇异的金边。它的身影映在沙丘上，长长的，像横陈在地上长了怪模怪样疙瘩的老树。”

这片广袤无垠的大漠，曾见证万物的生长变化，也窥见过沙湾人艰苦劳作的背影。在它粗粝、沉重的表面，印证着沙湾人在风沙猖獗的恶劣天气中焦急奔跑的步履，浸透着沙湾人对温饱的渴望。雪漠的小说中，大漠是雄厚的、浩瀚的、力量与美共存的，在它深邃的内部，是生命的涌动、是静默的呐喊。与此同时，他将凉州独特的自然风景与小说人物命运连接起来，二者同质同构，共同营造了一个充满神性的美学场域。在《大漠祭》中，憨头的死让灵官备受折磨，当他想到哥哥憨头省吃俭用，卖苦力供他上学，而他却与嫂子偷情，感到十分地悔恨与愧疚，也无法面对即将出生的儿子，于是他经常在村南面的黄土坡上发呆，整个人像疯了一样。作者在此处的描写如下：

“一个血色黄昏里，天刮着漩涡儿风，太阳却腥红刺目。半空里有几块铅似的云，像是往地面沉。灰澄澄的云影子印在荒寂寂的沙丘上。沙丘上有个人，做梦一样蹒跚着，脚步儿溅起的灰粒像一层薄薄的细雾，把他遮成了一个隐隐约约恍恍惚惚的影子。

这便是灵官。

黄昏的太阳像个大血球，挑在远处的山尖上，赐给灵官一个血淋淋的脊背。沙丘上的人影儿随着落日的下沉不断拉长，渐渐与天边的阴影相连接，水一样漫延开来。渐渐地，暮霭夹着浓雾降下来，如一个大铁锅，把灵官紧紧地扣在黑乎乎地沙漠里面……

听说那夜，沙湾人听到东沙窝里有只野兽或大鸟凄厉地叫了半夜，像是个闷极了的男人在大叫。

次日，便不见了灵官。”

落日大漠，如梦如幻，雪漠笔下的大漠已经不仅仅是衬托人物所处环境的背景，而与灵官的命运产生一种神秘的关联。灵官在黄昏大漠中忏悔自己的罪行，同时也在大漠中完成救赎。神秘的大漠隐藏着灵官出走的秘密，二者同质同构，合二为一。除此之外，他后来的长篇小说，像《猎原》《白虎关》《西夏咒》《野狐岭》等，都可以看到作家在风景描写上下的功夫。不过，整个小说的格局，都赶不上《大漠祭》。虽然笔者当年批评《大漠祭》有良知，少了一点“文学”，但相对而言，仍然是一部不错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

笔者20年前曾在《雪漠：良知和文学的大漠》一文中说过，“这部小说最先打动我的是它的情感的真诚和作家的良知，在当下这个市场化消费化社会，一切文化产品都开始或已经成为文化商品和文化快餐，当好多作家都开始为金钱写作，走向大众和媚俗甚至恶俗时，雪漠还能坐住冷板凳，十二年磨一本书，用自己的眼泪和热血书写西部农村和农民，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应该感谢和致敬的。”如今，再读一遍，我依然感谢作者的真诚，感谢他对西部偏远地区小人物的观照。他的小说没有跳出凉州大地上农民的生活、情爱、痛苦、死亡等，通过书写农民生活的苦难来揭露自然环境的恶劣，这是西北农民真实的生活状况。正如雪漠在自序中也说过：“我想写的，就是一家西部农民一年的生活（一年何尝又不是百年？），其构件不过就是驯兔鹰、捉野兔、吃山药、喧谎儿、打狐子、劳作、偷情、吵架、捉鬼、祭神、发丧……换言之，我写的不过是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死、死之无奈而已。这无疑是些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构成了整个人生。我的无数农民父老就是这样活的，活得很艰辛，很无奈，也很坦然。”“我不想当时髦作家，也不想编造离奇故事，我只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我的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活得很艰辛，但他们就活着。”

雪漠的小说没有离开过故土，他将人物形象的塑造放在熟悉的地域环境中，通过自然资源的匮乏，衬托大西北农民遭受的苦难和窘境。他在《大漠祭》中刻画了老顺、憨头、灵官、莹儿、孟八爷等人物形象，他们操着一口地道的方言，粗俗且常常伴有污言秽语。他们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大漠中，没钱了就进沙窝，抓野兔、打狐子、打黄毛柴，沙窝成了他们取钱的银行。嘴上说着“活着有个啥意思”，仍然遵循着活一天算一天，到哪山打哪柴的生存理念。他们蒙昧无知，封闭独立，但对那片土地充满热爱。作者将目光锁定在那群大漠中的农民，憨头去世，莹儿被迫嫁给卖猪肉的赵三，最有希望走出农村的灵官也因为考试失利留在了农村，最终消失在沙漠中，父母依然为生活小事争吵哭闹。整篇小说中没有奇迹，没有大团圆的结局，残酷又现实，真实生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他文字中那种粗粝、朴素、厚重正来自于凉州大地。

《大漠祭》中的大漠、戈壁、大沙河、梭梭、臭蓬、骆驼刺、黄毛柴、兔鹰、沙娃娃等象征物营造了一个浩瀚、孤寂的沙湾村。雪漠以朴素厚重的文字展现了西北奇特的自然风光和农民的生存境况。相较于雪漠，李学辉和徐兆寿二人的小说同样立足于凉州大地，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但他们又各具特色，李学辉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是他小说的一大特色。《末代紧皮手》描绘了巴子营余土地的传奇故事。而徐兆寿则长期将注意力放在西部文化的研究上，关注原生态视域下的西部农耕文化、西部精神等。景色描写上，没有雪漠的扎实，和成就大。

二、民俗：人地关系的呈现

乡村民俗是乡土小说对乡村伦理最直接的书写。民俗是作者伦理观念和艺术表达的一种方式，也是作者书写乡村生活的一种民间视角。通过对乡村风俗的叙述，还原了一个原生态的乡村面貌，呈现了人民的生存状态。武威作家李学辉，对民间习俗有着绝对的敏感度，在民俗书写方面算得上一位出众的作家。评论家马步升曾经这样评价他：“补丁（即李学辉）的文化视野是宽广的，也是驳杂的，他恨不得给已经湮没的优秀的凉州文化吹一口气，使其一夜之间起死回生，为当下所用，他也企图将当下的一切精英文化，一把刨回来，以激活凉州文化之奇效……”他致力于挖掘这块土地上的民俗和传说，以土性、奇特、孤傲的创作风格走进大众视野，将河西那股特有的“土气”传达了出来。他的小说里写满了传奇故事，在凉州大地上唱响了最后的挽歌。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余土地”、“韩义马”等半人半神的人物形象。笔者多年前曾撰文说：“学辉的《末代紧皮手》却给我们新鲜的冲击，在那里，‘文学’从板结的土壤里，破土而出了，虽然还是一点嫩芽，可那是生命啊！小说前半部分，真的是非常精彩，那个余土地，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我们不知道，久违了的生命。补丁，就是从凉州那片土地里长出来的，所以，他才能创作出如此让人眼睛一亮的作品。”

李学辉《末代紧皮手》

《周易·咸卦》中曾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意思是指天地二气交感和合而后世界万物变化生成。《尚书·洪范》中提到：“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骘，定也。天虽然不言，但在冥冥之中却能安定人民。天，能够与人类相通。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到：“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谓之天，除指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据史嚚之言，则天与神之关系，可以概见。大约上帝为至高无上之权威，亦设官任职。诸神地位权力，次于上帝，而服从之。此正中国一般平民之宗教的信仰，盖在古而已然者也。”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天人关系、天道与人道、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凉州人民的心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乡土小说创作中必不可少的创作素材。李学辉在《末代紧皮手》中，以紧皮手这样的民间精神象征物展开书写，打开了凉州大地上隐秘的一角，道出了凉州人民对土地神的崇拜和敬重。笔者曾在《凉州文学的紧皮手——李学辉和他的小说》一文中说过：“他（李学辉）的作品是克制的，但力量也正在这里。土地是不说话的，但生长万物，它是默默的，但也最富有生命力。天说了什么？孔子说，天何言哉？但没有了天，就没有了生命。”

在古老的凉州，紧皮手承担的任务是给土地紧皮。余大喜作为第29代紧皮手，必须要经过“激水”、“拍皮”、“入庙”、“挨鞭”、“改名”等仪式。激水在地主何三的主持下，将余大喜放进结了冰的东塘子，任由十六名精心挑选的汉子拍打；拍皮则由未结婚的男子，和生有男孩的女人共同拍打躺在由牛羊粪烧成的热灰上的余大喜；入庙需要在暗无天日的土地庙里闭关一月；挨鞭则需要余大喜走过村里的每块地头，且一块田地埃一鞭。挺过所有的考验后，余大喜改名余土地，正式成为巴子营的土地爷，活的土地爷，连接起土地与巴子营的人民。在巴子营人们心中，土地是神圣的，是精神的寄托。它承载着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仁义道德，人情世故，这些宗法体系像根一样地牵扯着他们，使他们对土地怀揣着敬畏之心。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活人死土地，人的灵魂总得有个寄托。土地爷是庙里的，紧皮手是人间的，驴靠棍棒马戴套，土地爷也得用笼头套着。他才好管土地呢”“土地埃鞭神难受，马没笼头难栓呢”紧皮手就是土地的笼头，而只有土地被拴住了，人也就拴住了。天与地、地与人便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即使是在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化等政治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紧皮被当作封建迷信破除，余土地被划分为牛鬼蛇神批斗时，紧皮活动依然在暗地里偷偷地进行着，巴子营人们心中依然保持着对天、对土地的敬重。现代化的进程似乎在表面上摧毁了这个传统的仪式，然而中国农村这种传统的内在精神并没有消失，对具有乡土特征的活动依然散发着强大的生命力。

除此之外，在人地关系中，雪漠《大漠祭》也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将“天”与“人”融为一体，同源同构，将人与自然处在一个统一的生命体中。雪漠是这样描述沙湾人的生存状态的：“人打狐子，狐子吃老鼠，老鼠吃蚱蚱虫，蚱蚱虫吃土，土吃人，终而完成一个生命的圆环。沙湾人眼里，人最终是叫土吃的，所谓‘土里生，土里长，到老还叫土吃上’。”人对土地的感情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正如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所说：“任何一个到中国乡村里去观察的人，都很容易见到农民们怎样把土里长出来的，经过了人类一度应用之后，很小心地重又回到土里去。人的生命并不从掠夺地力中得来，而只是这有机循环的一环。甚至当生命离开了躯壳，这臭皮囊还得入土为安，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回到什么地方去。”凉州人民对于土地有着自己的特有的见解和哲学思考。“生于大地，归于大地”，这是对生命过程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描述。人如同一粒种子诞生于大地，吸收着大地的滋养，茁壮成长，最终归于尘土，化作养分继续滋养这片土地，最终形成循环。因此，他们对土地的依恋是与生俱来的，土地建构起了地缘，地缘又孕育出了血缘，血缘构成一个家族，家族衍生出礼治秩序，并使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代代传承下去。他们始终逃不过土地的束缚，他们是黏在土地上的，最终也要归于土地。

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曾提到：“对小说家来说，在对象身上揭示出来的，不是对象自身处女般的完好深邃，而是社会意识在对象身上碾压而成的多条大道和蹊径。与对象自身中的内在矛盾一起，在小说家面前还展现出围绕这一对象的社会杂语。”在隐秘的凉州大地，在民间百姓心中，甚至在中国民间的传统文化中，除了书本上呈现的所谓科学的义理传统，还有他们流淌在血液中的巫术传统，但这种传统，经常是见不得光的，悄悄进行地，且只流行于民间。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古老的凉州人民，他们对凉州大地上存在的鬼怪神灵和超自然的力量充满着敬畏之心。这种现象，在李学辉、雪漠、徐兆寿三人的小说都有所涉及。《末代紧皮手》中，余大喜成为活的土地爷后，他激过水的东塘子成了结了婚还没有儿女的人们争抢的香饽饽，据说，第一个喝到水的女人，头胎一定会生男孩。除此之外，在他正式成为紧皮手后，他在村子里走时，以前随便吠他的狗夹起了尾巴，啄他的鸡低了头,耷拉了翅膀。果然，紧皮手是个莫名其妙的存在，说不清道不明，但有着强大的力量。《大漠祭》中，憨头患了癌症无法医治，其母便请神婆为其看病。百家面、五色纸、桃条、长命灯、八仙桌、替身等成为化解灾难的道具，在神婆神神叨叨的唱词中完成一场诡秘的营救仪式。《荒原问道》中，钟继超小时候一直哭不停，他的爷爷觉得是先人（祖先）问候，每天用纸燎病，但还是哭个不停，最后问了一个阴阳师，说是姓的问题，换了姓后，成为夏继超，七天便不再哭了。因为夏木是上门女婿，一开始儿子跟女方姓。再如，邻村张老六夜里去浇水，遇到有人烤火，发现那些人都是已去世的人，回家便病倒了，半年之后就去世了。还有陈十三的奶奶拿着面碗给他喊魂等等诸如此类的民间巫术习俗。他们对神的存在坚信不疑，这也是维持乡村运作的一种模式，在他们心中，民俗伦理具有根本性的精神意义。因为，中国社会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这些熟知于心的伦理却有着承担信仰和精神支柱的功能，维持着乡村社会的正常运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论是奇特的民俗还是见不得人的陋习，在长篇小说中，作者对乡土民俗的书写成为他们安放灵魂，追忆故乡的有效途径。

三、道与救赎：乡土精神的追寻

纵观历史发展的长河，从西周到唐朝，历代帝王都将首都定在北方，也就是如今的陕西。甘肃作为周边区域，不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都得以发展。但自宋朝开始，文化中心不断东迁南移，甘肃地区的发展逐渐缓慢，凉州也随之没落，到明清之际，已经被基本遗忘，成为无人问津的荒原，逐渐淡出历史视野。但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却从来没有放弃这片土地，他们从未停止创作，终于，新世纪以来，凉州文学在一批优秀创作者的带领下逐渐兴起，“凉州现象”再一次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

在对乡土文学的书写上，雪漠与李学辉长期扎根于凉州大地，他俩对凉州风景和风俗的了解，相比于徐兆寿更加深切。而徐兆寿长期穿梭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是一个精神的流浪儿，他的故乡是敞开的。他记录了乡村的衰败与荒凉，对乡村转型背后的矛盾与个人的感悟写得比较透彻，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比较成功的乡土书写。他的小说更加注重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对道的追问与救赎。相比于之前的《非常日记》《非常情爱》《生于1980》《幻爱》等问题小说，徐兆寿的《荒原问道》算得上是他的转型之作，从这部小说开始，他更加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的精神世界，在后来的长篇小说《鸠摩罗什》，还有长篇散文《西行悟道》《补天·雍州正传》等书中，都可看出他对哲学的关注，对道的感悟。

徐兆寿《荒原问道》

徐兆寿的长篇小说《荒原问道》，是在辽阔的荒原探寻精神的归处。徐兆寿的故乡是敞开的，虽然荒原在现代文明的入侵下慢慢消解，但是其内在的精神体系仍然完整。他是一个站在农村外部往内看的创作者，他的精神内核依附的是强大的故乡，他是一个热爱荒漠的人。《荒原问道》以双线叙事为主，叙事线索在荒原与都市之间来回穿叉，通过讲述陈子兴、夏木两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搭建起来自己的逻辑体系，开启了自己的文化寻根之旅，从中透露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对道的追寻。他巧妙地将陈子兴、夏木等人的渺小身影镶嵌于浩瀚广袤的凉州荒原，对荒原始终怀揣着一份卑微而谦逊的敬畏之心。陈子兴生于荒原，在荒原长大，但他却极力想要逃离荒原，努力让自己摆脱身上的泥土味，最终他如愿从荒原走向城市，却仍然受到精神的羁绊，他常常梦见自己在荒原深处孤独的奔跑，却怎么也逃不出荒原，逃不出那片泥土的束缚。

夏木则从城市走向荒原，他出生于城市，在西远大学工作，却因几篇文章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偏远的双子沟，从此命运被改写，在荒原之中成家立业，用尽心思去洞悉大地和农事，荒原影响了他的一生，也打开了他求道的大门。在他心中，大地是宽容的，自由的，只有身处荒原才会发现人在无限的生命面前是多么渺小。即使最后被平反，又回到西远大学任教，但身处城市的他依然能看见远方那片无垠辽阔的大地和荒原上的幽灵，他仍感受到大地对他的召唤。这两代知识分子游弋于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之间，当他们从实存的荒原进入精神的荒原时，他们迷茫了，最终发出：“于纷争繁乱中求一席蛮荒之地，于声杂音乱律紊中造大象无形之境，也许才是你我根本之所求。”从此隐于荒原，追寻大道。

《荒原问道》一书，以“道”为灯塔，引领着探索的航向，细细剖析人与天地间那微妙而宏大的关联，以及世间万物遵循的奥秘规律。正如作者在书中写的：“许多年之后的一个黄昏，当我一个人躺在摇椅上，借着夕阳和窗外不时送来的微风，倾听着树叶沙沙的声音，我又一次翻开那个纷乱的自己。我看见二十二岁的那个青年写下了一百多首叫人难以置信的诗歌，它们几乎涉及了我后来全部的思想，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在思考这世界的全部了。”他的笔触，时而翱翔于无垠的想象天际，走进历史长河，与古人谈古论今。“有时候，你只要沉浸那段历史，你所有的疑惑就都不存在了，你甚至慢慢地只喜欢那段历史……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就是孔子，你熟悉他的每一句话，熟悉他的每一天是如何度过的，你就会发现，那些学问都活了，他并没有死去，还活着，就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我甚至有时候可能和老子、庄子、墨子等一起在谈呢。我们在激烈地争吵，为一个问题而争得不可开交。”

他仰望太空，也脚踏实地，回到荒原，重新审视脚下的土地，在这一过程中，徐兆寿的精神追求与思索相互交融，仿佛在天地大道的广阔舞台上，完成了一场心灵与宇宙共鸣的天人合一之冥想。“事若幻影、世若棋局、人生常常不得意，所以人生虚幻多、梦境多,梦境成真,便要修求、所以大道不闻，智慧难见。于纷争繁乱中求一席蛮荒之地,于声杂音乱律紊中造大象无形之境,也许是你我根本之所求。请转告我家人，让他们彻底忘记我吧。我生于道,隐于道。从来处来,到去处去。”与其说这是夏木写给陈子兴的信，不如说是徐兆寿写给读者的信，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自己的处世之道。

当然，徐兆寿之所以能创作出《荒原问道》，这与他的文化修养有关。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追溯于远古，神游昆仑山，在纷扰世事中，他始终关注中国文化的未来，并以此作为修身立命的准则。笔者曾在《物质主义时代的叫魂式写作：读徐兆寿长篇小说 <荒原问道> 》一文中说过，“《荒原问道》无论艺术水平，还是思想冲击力，都是他此前作品的大超越，呈现了作家多年潜伏所获得的高度和深度，是一种优秀的钙质书写。”读完此书，在优美的文字中读到的是心灵的平静，灵魂的救赎。即使身处都市，徐兆寿与凉州仍然保持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凉州仍然是他精神的栖息之地，灵魂的安放之所。

从《荒原问道》开始，我觉得徐兆寿又回到他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兆寿长发飘飘，弹着吉他，特别潇洒，写着《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呀》《麦穗之歌》。后来他开始降落人间，写的《非常日记》就关注大学生情爱问题，属于问题小说。2013年，他出版了《荒原问道》，笔者当时觉得就有变化，“问道”二字可谓关键，这两字就成为了他此后创作的核心内容。《补天¬雍州正传》一出，我曾说，这是一部先知之书。看来，他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位作家了。

多年前，我曾撰文说：“相对于甘肃其他地区作家，凉州作家普遍张扬，想象力丰富，有一种飞龙在天的骄姿。他们的眼里，是藏着天下的，文字之中，颇有舍我其谁之慨。”如今看来，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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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徐兆寿著.荒原问道[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374.

[22]徐兆寿著.荒原问道[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200.

[23]徐兆寿著.荒原问道[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251-252.

[24]徐兆寿著.荒原问道[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374.

[25]杨光祖.物质主义时代的叫魂式写作：读徐兆寿长篇小说《荒原问道》[J].长江丛刊,2015,(10): 13，22.

[26]杨光祖.寻找西北腹地的精气神[J].西部文艺研究,2023,(03):95-97.

2024年8月写于兰州黄河之滨南书房

9月15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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