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招商局“江永”轮爆炸事件始末

作者：潘治富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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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于2020年版《浔阳往事》，经九江市浔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授权刊发，编者对原文做了必要的修订。

北伐军攻克九江前夕，被军阀孙传芳扣留作军用的招商局一艘五千吨级“江永”轮，载着孙传芳联军千余名士兵及武器弹药、棉被棉衣、卫生材料等大量军需用品，由南京浦口出发，于1926年10月16日晨5时半抵达九江港，泊于招商局趸船西边的江面上。6时许，“江永”号突然起火，顿时烈焰腾空，枪、炮弹声不绝于耳。船上士兵呼爹喊娘，乱作一团。尽管该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各舰轮均因惧怕军火爆炸，不敢近前营救。“江永”轮延烧昼夜，带着余烬沉入江中。

“江永”轮事件震惊中外，究竟是怎样发生爆炸的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直是个谜。

混乱的舆论

事发当天，孙传芳即电函通告各方。其电云：

“北京国务院、郑州吴玉帅、奉天张雨帅、济南张效帅、太原阎百帅、明港寇督理、靳总司令钧鉴：铣（十六）晨六时，江永轮船，由宁来浔。内载民夫百八名，兵士棉衣二万余套，棉被一千五百余条，炮弹五颗、枪弹四十万粒，及卫生材料等。该船抵浔后，电门走火，致遭回禄（传说中的火神名，多借指火灾，笔者注）。全船人员，均已安全脱险。恐传闻失实，特电奉闻。”

因为孙传芳在这封电报中定了调子，所以北京《晨报》同时发了一条消息：“江永轮抵浔后，忽因电门走火，致遭焚毁。幸全船人员，完全脱险。”北京当局接电后，也就孙所述回电表示慰问。

江永轮

但是，就在当天，其他报刊亦有披露。日本东方社及《大晚报》《文汇报》《民国日报》均作了相同报道，称该船所载枪弹百万发全部爆炸，其余军需品亦全数烧失，一千五百余名士兵逃生者仅三、四百名。船体因锚链截断，漂流后搁于下流坐礁，失火原因不明。

《晨报》见各家报道与孙传芳电文所称“忽因电门走火”“幸全船人员，完全脱险”显然不同，于是在10月19日又援引东方社16日电，重新发表消息：“江永轮重大惨剧，兵士千人与船同尽耶？”这样一来，舆论更加混乱。特别是招商局在“江永”号事件后给孙传芳发的电报，对“电门走火”之说进行了反驳。

该船各董事、股东及脱险返沪船员证实，船上电线均系直流，而且有钢皮包裹，不致走电。再者，船上电灯一向是上午5时关闭，下午5时开放，而船上失事在6时，所以并非走电所致。“电门走火”之说受到驳斥后，关于起火原因，官厅又编造了两种说法：一是香烟火屑所致；一是士兵在大舱内赌博，发生斗殴，跌落洋烛所致。

在这些莫衷一是的消息中，却有一则与众不同，称“系南军（即国民革命军，笔者注）之间谍潜入该船纵火所致”。由于这句话前面冠有“谣言蜂起”字样，所以人们又不敢轻信。孰是孰非，一直未见调查核实情况刊诸报端。

失事的背景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消灭吴佩孚主力之后，迅即转入江西战场，决意收拾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北洋军阀孙传芳。孙传芳亦把主力集结在江西一带，准备孤注一掷。北伐军以第二、三、六军以及第一军教导师，于9月初开始发起进攻。19日，在南昌城内工人、学生及省长所属警备各队的策应下，第六军、第三军各一部曾一度攻下南昌。

丢了南昌，孙传芳大惊失色，立即赶到九江督战。他在离开南京时，曾向江浙士绅夸下海口：“现在请南军尝试我的本领，我在短时期内就可以回到南京来。”孙传芳到达九江后，设五省联军总司令部于浔阳江中的“江新”轮上，并制定了一个分三路进攻北伐军的计划。

他们在九江街头巷尾张贴大批反动文告，实行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尤其是江边，从晚上7时到早晨7时通宵戒严。他们任意抓捕，拘捕或枪杀，惨死者不计其数。同时，禁止群众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勒令倾向革命的《九江日报》停刊。所有学校被强迫停课，腾出校舍驻扎军队。各码头轮船及一切大小民船，全被征作载运军队和战争物资，严密控制水陆交通。

而且联军士兵到处横冲直撞，打人骂人，买东西不给钱，并经常在偏僻小巷敲门打户，劫夺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他们的暴行激起了九江人民的满腔怒火。

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纷纷深入码头、铁路、工厂、学校和店员中进行秘密活动，发动工人、农民和革命群众打击反动军阀势力，支援北伐革命。码头工人在共产党员彭江、冯任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多次罢工。孙传芳向英美购买、并由沪宁运来的军火物资，堆积在趸船舱内，常常找不到工人搬运。

铁路工人也起来响应，不按时交接班，不按时发车，使南浔线处于半瘫痪状态，以致后方筹集的军需品无法及时供给前线，前线伤兵更难及时送到后方治疗。城内工商业、纱厂工人、店员及小商小贩也组织起来，避开敌人耳目，跑到很远的地方，破坏桥梁，剪断电线，使敌人的公路运输和通讯联络遭到阻滞。郊区农民亦紧密配合，不送柴米、鱼肉、蔬菜进城，使孙联军常感给养缺乏。

共产党员帅古农、张如龙则打入敌人内部，做策反工作。驻在九江城内的军阀周凤歧，是浙军第三师师长，常受孙传芳嫡系排挤，对孙逆不满。通过谈判，周凤歧秘密接受了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孙传芳不得不调兵遣将，集中优势兵力于九江一带。正如当时日本军事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孙军精锐在南浔路。”国民革命军总部也针锋相对地确定了肃清江西的指挥系统，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集中主要力量在南浔铁路沿线与联军决战，以消灭孙传芳主力于赣北。”

各通讯社及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及报道，评述“决战将在九江”。公平社报道说：“赣省战事，用军既占领南昌后，南浔路即断，战线已转换方向，移向九江方向。方本仁将进驻省垣，担任指挥官。为进一步解决九江之计，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即到浔阳，计划反攻策略。双方均在布置战线，决死战。闻南军之先锋队应战，以炸弹为最猛烈。孙传芳命各军指挥变更战略，总攻令即下，两军将以九江为最后相搏之地。难民纷纷逃避。”

事件的真相

国民革命军在前方积极备战，后方亦积极开展活动。地下工作者汪扬、刘子和、李炯荣、万义田、王小九等5人，带着革命军司令部交代的“收集民团水警，扰乱孙军前方，动摇孙军后方”的任务来到九江。九江党组织指派冯任、丁健亚在码头、水警和“江永”号船员中开展秘密工作，帮助汪扬等5人装扮成“茶役”，带着火油及燃烧品潜入船中，伺机行动。

1926年10月16日晨5时半，“江永”轮抵达九江。船内共有船员、士兵、民夫一千六百四十余人，载有大米二千包、面粉三万五千包、菜油十八篓、兵士棉衣二万余套、棉被三千床、火炮八门、炮弹二百八十颗、枪支一千箱、子弹二千箱，还有大批卫生材料。由于联军当局惟恐从各地抓来的新兵逃跑，所以将船泊于江心。

抛锚后，汪扬等人首先破坏了船上的太平水管，再将火油等燃烧品秘密藏入军服内，然后放起一把火。当日江面风大，一时火光冲天，迅速蔓延全船，引起弹药爆炸。因水管已被破坏，无法吸水救火。船主张沛英（广东人）闻警，急忙发出求救信号，无奈各舰船均怯于近前施救。

有的船员、水手抢到救生衣，纷纷跳入江中；其他士兵跳江者亦不计其数。停泊在龙开河口的外国兵舰，派出两条小船到远处江面救援，救起落水者约三、四百人。

起火爆炸不久，有一群士兵曾拥到张沛英头舱，强烈要求将船靠近一箭之隔的“江新”轮。张沛英认为，眼下子弹正在乱飞，如果靠近，势必使“江新”轮也遭毁灭，其后果责任更难承担，因此拒绝了这一要求。张沛英身穿三套救生衣，当火烧近船头时，欲向江中跳逃。这时，三个兵士猛冲上前，扭住张沛英说：你执意不靠近“江新”放我们逃生，现在想一人独逃，万万不能！于是将其死死拽住，最后同归于尽。

据统计，该船船员一百一十三人，幸存者二十五人，死亡八十八人，船主、大副、二副、二车、三车均在其内。兵士、民夫除救起的三、四百人外，不是烧死、炸死，就是淹死，不少于一千人。船上所有军用品烧毁殆尽。汪扬、万义田等人在起火后立即跳入江中，被预先安排的水警接起。当时，地方官方曾责成九江红十字会组织人员捞尸收葬，红十字会在船附近救难的工作人员，亦有被枪弹击毙者。

江永轮沉没现场

事实既已清楚，可见孙传芳抢先发出“恐传闻失实”的通告，完全是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欺骗舆论，妄图逃脱罪责，借以稳定军心。

沉重的打击

在九江决战前的关键时刻，“江永”轮爆炸，大批军火、物资和援军毁于一旦，直接影响了前方战局，对孙传芳无疑是沉重一击。接踵而至的后事处理，也使其大伤脑筋。

招商局除直接向孙传芳致电外，又向交通部致电；上海商总联会也向孙传芳及有关方面通电；“江永”轮罹难船员家属还向全国发出呼吁。他们都提出三条要求：一是迅速打捞船员尸首，装殓运回上海，以慰死者而安家属；二是将所扣留作军事运输的江安、江顺、江华、江新、江裕、江大、江靖七条轮船归还上海招商局，以便照常营业；三是落实赔偿款项。总的说来，一是要钱，一是要船。

然而，战事如此吃紧，巨大的款额无从筹集；要船则无异于釜底抽薪。由于事实已戳穿孙传芳的谎言，他不再重复“幸全船人员，完全脱险”的说法，在复电中不得不承认“江永失倾，被难船员深堪怜悯”。至于赔偿问题，则采取自欺欺人的缓兵之计，说什么“俟战事结束，即行汇案核办”。

孙传芳的态度激起了招商局广大海员的愤怒，他们举行罢工，散发传单，强烈要求厚恤“江永”罹难船员，并要求商船不再充作军用。可是，他们的正义行动却遭到反动当局镇压，二十余名罢工者受到拘捕。海员们毫不气馁，一致表示：如果“对于船员要求，延不实行，遂拒绝就业”。

为了挽回江西败局，孙传芳又密电联军驻上海总办丁文江，图谋提取邓如琢所购买的德国军械，运往九江战地使用。这一计划也遭到江西人民强烈反对。此时，孙传芳在江西连遭失利，而其内部又接连发生变故：夏超响应北伐军，在杭州宣布独立；陈调元已与北伐军接洽，准备投诚；南浔一带浙军第三师周凤歧部暗中与北伐军联络，接受北伐军委任，并为北伐军输送情报；福建战场周荫人部也发生急剧分化，所属各师、旅纷纷向北溃退。可见，孙传芳已众叛亲离，危机四伏，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孙传芳像 图源：维基百科

正当孙传芳一筹莫展之际，1926年11月1日，国民革命军从左、中、右三路同时向南浔线各据点的敌军发动总攻，11月4日傍晚攻入九江。孙传芳本人先溯江而上至武穴，接着又掉头到湖口，于5日向南京逃走。

九江为长江中下游重镇，自古以来即兵家必争之地。由于主帅逃跑，九江被北伐军攻克，外援切断，南浔线上顿时陷入一片混乱。这不仅使江西战场上的敌军出现兵败如山倒之势，而且对周围几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向导》周报第179期所评述的那样：

“九江陷落的意义，一方面确定了北伐军胜利的前途，另一方面又判定了孙传芳的命运。在九江未下之前，北伐军虽然夺取了武汉，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它的胜利还不能完全确定，还不能说绝无危险。在孙传芳方面，在九江陷落之前，我们固已预言其末路之不可挽救，但也不能绝对断定他的命运马上终结。然而九江陷落之后，我们便可以坚定地说，北伐军这次北伐胜利，确已到了一个阶段，一个稳定的阶段了。孙传芳的命运已到了最后的五分钟，一个不能避免的死刑了。”

孙传芳曾对“江永”轮案作过所谓“俟战事结束后，即行汇案核办”的许诺，可是，他终于覆灭了，所欠下的“江永”轮血债和中国人民的血债，是永远还不清的。

【作者简介】

潘治富，生于 1941 年，教授，曾任中共九江市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九江教育学院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