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是一场攻心战

77年前的三大战役，如果说辽沈战役是“夺城”、淮海战役是“野战”，那么平津战役就是“攻心”。

通过攻心，教员成功迫使傅作义宣布起义，和平解放北平，还总结出解放国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为后续解放全中国的行动，提供了标准化模板。

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平津战役，以及解放国土的三种方式。

1

平津战役的交战双方，一方是我党的华北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另一方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

我们先看傅作义的情况。

傅作义出自山西晋系军阀，早年间在阎锡山麾下效力，后来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战败，傅作义便转投蒋介石，被任命为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从此将绥远省经营成自己的地盘。

1945年6月，日本即将战败，蒋介石想趁机接收全国各大城市，在即将到来的国共博弈中占据上风。

但，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远在南方，难以快速投放华北，蒋介石又不愿意阎锡山等老牌军阀再度崛起，于是他看中了傅作义，将其任命为第十二战区司令，负责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的受降事务。

傅作义，就此成为蒋介石弹压华北、制衡我党和阎锡山的重要人选。

而傅作义为了扩充地盘，顺势接受任命，亲率六万大军抢占包头、呼和浩特，并攻占了已经获得解放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将内蒙古地区大部收入囊中，并以此为基础，不久后晋升为华北剿总司令，统辖绥、察、热、晋、冀五省军政。

可以说，傅作义是典型的国民党新兴军阀，拥兵自重和占山为王的心思非常强烈，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是互相利用、互相防备的矛盾关系。

（华北剿总范围）

虽然傅作义做了国民党的华北王，但到了1948年11月，中国局势出现了大变化——

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东北野战军兵临山海关。

华北野战军解放了太原、大同以外的山西所有地方，以及河北130余县中的110个县。

即便是江淮地区，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也开启了淮海战役，导致南方国军难以北上支援傅作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傅作义便被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战略包围，其麾下的60万大军，只能集中在呼和浩特、张家口、北平、天津、唐山一线的狭长地带。

那时，傅作义麾下的国军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共计17个师，另一部分是蒋介石派来的中央军，共计25个师。

蒋介石知道，守江必守淮，所以蒋介石非常想调傅作义南下参加淮海战役，但他又不甘心把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拱手让给我党。傅作义知道，北平和天津被两大野战军夹击，很难守住，但他又不甘心南下以后被蒋介石剥夺军权。

纠结之下，蒋介石和傅作义最终达成一项共识——

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东北野战军需要休整半年才能入关，而且必须和清朝一样，占领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以后，才能抵达平津地区。在这段时间内，傅作义留守华北，可以牵制解放军，等待时局出现变化。

所谓的时局出现变化，无非是淮海战役的国军获胜，然后北上支援傅作义，或者美国下场参战，帮助国民党重整江山。

就这样，傅作义得以留在华北，并按照军队渊源，部署了两条防线——

傅作义的嫡系，驻防北平以西的怀来、宣化、张家口、呼和浩特等地，蒋介石的中央军，驻防北平以东的天津、塘沽、唐山一线，傅作义的嫡系主力第35军，则留在北平做总预备队。

傅作义做出这样的安排，唯一的目的是，战争不利的时候，傅系部队可以走陆路跑回绥远，蒋系部队可以通过海路回到江淮。

这就是平津战役前，蒋介石和傅作义的布置，充满了战略误判、心怀鬼胎、纠结缝合，每一步都透露着落日余晖的光景。

2

傅作义的情况很明朗，那我党该如何应对呢？

教员认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武汉的白崇禧和北平的傅作义，都是自成一系的，不会完全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现大部已投入淮海战役，他能调动的机动兵团，无非是天津的25个师以及西北的胡宗南部。

但胡宗南部要在西北作战并守护西南门户，不能轻易调离，蒋介石唯一能调动的，其实就是天津的25个师。

如果蒋介石把这些部队南调，无论是用来防守江南，还是投入淮海战场，都会对“解放全中国”这件事造成不利影响，最佳策略，便是将蒋系和傅系部队留在平津一起解决。

一旦成功，我党在华北再无对手，各路野战军可以通过津浦路驰援淮海、直下江南，彻底扭转现在犬牙交错的战略态势。

也就是说，能否把蒋系和傅系消灭在平津地区，关系着能否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及解放全中国的进度。

但要实现这个目标，仅凭华北野战军的两个兵团、13万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拥兵80万的东北野战军南下，两军合作，才能完成任务。

确定了这一点，教员便开始发布命令调兵遣将——

1、 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秘密从热河境内进入平津地区，切断天津通往江淮的海上通道，消灭蒋系部队。

2、 杨成武的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放弃攻打呼和浩特，改为包围张家口，切断傅作义逃回绥远的通道，并吸引傅作义的嫡系主力救援张家口。

3、 杨得志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立即向涿县一带运动，切断傅作义南撤的陆路通道。

一句话，先打张家口和天津，再取北平，把蒋系和傅系部队彻底消灭在平津地区，然后便能举兵南下，一统山河。

可以说，教员把蒋介石的心理揣摩到极致，把傅作义的错误利用到极致，把我党的优势整合到极致。

3

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开始整装入关，2天后，杨成武兵团便秘密东进，出其不意的占领张家口外围阵地。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傅作义仍然认为，东北野战军暂时无法入关，国共两党在华北的大会战暂时打不起来，杨成武兵团包围张家口只是临时行动，应该迅速击破，保卫张家口。

这是傅作义第二次做出误判。

于是，傅作义也开始调兵遣将，短短几天时间，便把北平附近的十几个师调到南口、怀来、宣化、张家口一线，尤其是他的嫡系第35军，全部进驻张家口，誓要保卫这座大城重镇。

见到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被吸引出来，教员随即调整战术——

命令程子华指挥的东野先遣兵团加快行军速度，控制南口（北平昌平）、怀来一线。

杨得志兵团立即北上，控制怀来、宣化一线。

杨成武兵团除了包围张家口以外，再分兵控制宣怀、张家口一线。

这次调整战术，最终目的是控制交通要道，切断北平以西的傅系部队的联系，并把他们包围在孤立的城市里。

傅作义见到解放军的动作，知道自己误判了局势，慌了，赶紧命令各部队立即东归，准备固守北平。

但是，已经晚了。

因为国民党部队不擅长运动战，他们来回奔跑，便意味着没有固定阵地，长期暴露在野外，又很容易露出破绽，被对手抓住马脚。

到了12月8日，杨成武兵团便利用傅系部队人心惶惶的弱点，解放宣化并彻底包围张家口，12月10日，杨得志兵团将第35军包围在新保安，12月12日，程子华兵团又以伤亡800人的代价，在怀来歼灭傅作义的两个军、两万余人。

至此， 傅系部队 要么被歼、要么被围，他布置的北平以西防线，被拆的七零八落。

想打？

没能力了。

想跑？

跑不掉了。

在教员的指挥下，杨成武、杨得志和程子华的三个兵团，彻底隔断了北平和张家口的联系，包围圈里的傅系部队，也不过是嘴边的肥肉，随时可以吃下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教员却忍住了“吃肉”的冲动，命令各兵团“围而不打”，不要把傅系部队都消灭掉。

为什么？

因为东北野战军还没有抵达平津地区，天津的出海口没有被封住，傅作义和蒋系部队仍然有从海路逃跑的可能。对傅系部队“围而不打”，给傅作义保留一丝希望，便可以牵制傅作义，让他无法下定决心抛弃部队南逃。

而为了打消蒋介石调兵南下的决心，教员甚至命令淮海战场的刘邓和陈粟，不要立即消灭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的剩余兵力，给蒋介石也留下反败为胜的希望。

通过这两道命令，教员成功稳住蒋介石和傅作义，把数十万国军都拖在平津地区。

这一拖，就是8天。

到了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已经赶到平津地区，占领北平周围的八达岭、海淀、门头沟、丰台、宛平、卢沟桥、南苑机场、廊坊等地，以及天津周围的塘沽、军粮城、芦台、杨村、杨柳青等地。

傅作义指挥的数十万国军，就此失去南逃的可能，并被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等几个孤立据点。

绥远做为傅作义经营十余年的地盘，被远远隔离在平津战场以外，自然也脱离了傅作义的直接控制。等到解放军拔除几个据点、结束平津战役，解放绥远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此时根本不需要多费精力。

可以说，教员的攻心和武略，都成功了。

4

其实在东野不断占领平津周围要害的过程中，傅作义就知道到平津守不住、南逃也不可能了。为了保住赖以起家的部队和职位，傅作义决定在解放军发起总攻前，率先派出代表，开启和平谈判。

任何时候，“和平”二字都是大义名分，既然傅作义打着和平的旗号要求谈判，那么教员就不能回避。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8年12月19日，东野参谋长刘亚楼和傅作义的代表，便做了第一次正式谈判。

傅作义提出的要求是，解放军放弃南苑机场、将新保安的第35军放回北平，并成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本人参加联合政府，其嫡系部队也要归联合政府指挥。

傅作义的要求，其实就是想和我党成立一个共治华北的政府，而傅作义要在这个政府中占有一半的股份，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和权力。

如果是平津战役以前，傅作义提出这个要求，那肯定是无可厚非的，但现在平津地区已被解放军包围，傅作义早已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教员又怎么可能接受“成立联合政府并保留傅系部队”的要求呢？

于是，此次谈判没有结果。

为了让傅作义尽早认清现实，12月22日，教员命令杨得志兵团进攻新保安，仅用10个小时便消灭傅作义的第35军，歼敌1.6万人。次日，杨成武兵团开始强攻张家口，用了30多个小时就将其解放，歼敌6.5万人。

傅系部队，就此损失殆尽。

紧接着，12月25日，教员公布了一份43人的战犯名单，傅作义的名字赫然在列，那意思就是告诉傅作义——

你的嫡系部队已经没有了，不要再讨价还价，现在缴械投降，还有可能免掉战犯身份，如果执迷不悟，后果可就不好说了。

经过教员的文攻武斗，底牌尽失的傅作义，稍微有些认清现实了，决定把谈判条件降一降。于是在1949年1月8日，傅作义委托周北峰和张东荪为代表，和教员的代表林彪、聂荣臻，开启第二次正式谈判。

这次，傅作义的要求变成，平津地区允许其他党派和报刊存在，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军队不要用投降方式解决，要用整编的方式解决。

傅作义，仍然有占股份的诉求，只是要求的股份变少了。

而林聂给出的回复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平津防守部队可以开赴解放军指定的地点，用整编的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林聂其实是驳回了傅作义占股份的要求，但同意了傅作义提出的部队改编方案。

对此，周北峰和张东荪没有意见，同意将此次谈判的结论拟成《会谈纪要》，汇报给傅作义后做最后答复。

但，傅作义对此次谈判的结果非常不满意，希望再谈一次。

1月13日，傅作义委派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为全权代表，和林、聂做了第三次正式谈判。

谈判时，邓宝珊再次提出解放军退出南苑机场、以及成立华北联合政府的问题。邓宝珊的意见其实就是傅作义的意见，可见，傅作义在山穷水尽时，仍然不肯放弃“占股份”的想法。

听到这些要求，林彪和聂荣臻整个大无语，直接拒绝。

既然傅作义还没有彻底认清现实，那么解放军就得承担起“教育傅作义”的任务。

那时，东野在天津备战将近一月，已经扫清天津外围，并拟定了武力解放天津的完整方案，于是教员命令刘亚楼，按照既定计划，指挥东野的34万大军，以“东西对进、先南后北”的战术，武力解放天津。

1月14日10点，总攻天津开始，到了1月15日15点，东野大军便以伤亡2.3万人的代价，消灭天津的13万部队，俘虏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等7名将官。

整场战役，仅用29个小时。

至此，傅作义只剩下一座25万部队驻守、却被50万解放军包围的北平孤城。

面对这样的局面，傅作义彻底清醒了，他知道，以前提的“占股份”，不过是认不清现实、高估自己实力的无礼要求，现在举手投降，还能保留最后一丝体面，如果继续顽抗，北平就是下一个天津。

在这样的背景下，1月16日，傅作义全盘接受“北平部队开出城外整编”的要求，并派代表草拟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

北平和平解放，从此再无障碍。

1月22日，北平部队陆续开出城外接受整编。

1月31日，东野接管北平防务。

2月22日，教员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和绥远省主席董其武，明确表示，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即有意的向一部分国民党部队让步，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站在我党一边或保持中立，等解放军消灭国民党主要力量以后，再把他们改编成人民解放军。

3月25日，教员带领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开始在北平筹划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事宜。

9月19日，即新中国成立前夕，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在包头通电，宣布绥远省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至此圆满收官。

5

回顾平津战役的全过程，尽管教员对战略战役的节奏把握很精准，但他和蒋介石、傅作义的心理博弈也非常精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平津战役就是一场攻心战。

正因为平津战役在“攻心”的层面比重很大，所以才能通过平津战役，总结出解放国土的三种方式——

“以武力解决敌人有生力量”的天津方式、“以战促和”的北平方式、“搁置一旁再做改编”的绥远方式。

后来，百万雄师渡过长江，灵活机动的运用这三种方式，便能比较顺利的解放南方各省，用最短的时间为新中国奠定不可撼动的根基。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但用平津战役为这句话做注解，应该是，有善战的军队、有屈人的能力，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平津战役时，傅作义曾告诫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结果，陈长捷在天津战败，领到了功德林的门票。

在功德林改造期间，陈长捷每次想到这件事，就仰头痛骂傅作义：

“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却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

还是黄维看的明白，说：“你不在天津硬打，他在北平的谈判桌上就没有筹码。”

但如果让傅作义说，极有可能是：

“你在功德林改造，我做水利部长，都是为人民服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