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赛力斯法总张艺泷：用“法商一体”护航民族车企向上

作者丨律新社研究员 王星冯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在企业高速增长与产业深刻变革的时代，法律与商业之间的高度协同，正成为企业稳健发展的关键支撑。

2025年，赛力斯交出一份惹人注目的成绩单：全年营业收入达1650.5亿元，同比增长13.7%，创历史新高；“问界”系列全年交付超42万辆，登顶国内豪华品牌销量榜首。[1]持续坚持高强度研发投入，赛力斯已逆袭成为“中国智造”的技术标杆，更诠释了中国汽车品牌的自信与远见。

在这一成绩背后，法律合规体系已转型为创新护航与赋能业务的关键力量。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董事、法务部总监张艺泷，在赛力斯与华为合作的“问界”系列项目中，主导创建了“命运共同体”式法务协同模式，组建客诉、舆情、打假等专项小组，有力支撑了AITO问界M5、M7、M9等核心车型的成功上市。凭借在复杂商业谈判、知识产权联动打击及舆情法律协同领域的深厚实务经验，他带领团队成功应对智驾技术应用与品牌维权中的多重法律挑战，为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品牌升维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法务实践样本。

2025年12月，“律新社2025年度风云榜：卓越总法律顾问20佳”正式发布，张艺泷成功入选。近日，律新社深入对话张艺泷，探寻一位“懂产业”的总法律顾问如何同频共振一线业务，以法务“命运共同体”模式支撑民族车企品牌向上。

破界：

法商融合的多维能力底座

在复杂商业环境中，优秀的企业法律顾问往往不仅需要扎实的法律专业基础，还需要具备跨领域的知识结构与业务洞察能力。对企业法务而言，能够理解产业逻辑、识别商业风险，并将法律规则转化为可执行的业务方案，是实现法商融合的重要前提。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向“智造”跨越的征程中，张艺泷凭借深厚的民商法底蕴，通过金融风险管理师与国际税务师等多重资质淬炼，打破了“唯法律论法律”的思维局限。通过仲裁实践与学术反哺的深度积淀，他不仅为企业稳健经营筑起法治屏障，更以专业赋能，为民族汽车品牌的价值向上提供了强有力的实务支撑。

律新社：您本科是英语专业，之后攻读民商法硕士。当时是什么促使您做出从语言转向法律这样的跨学科选择？复合背景给您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优势和视野？

张艺泷：在本科阶段，我逐渐对法律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因此选择辅修经济法课程。随着学习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受到法律体系在社会治理和商业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也由此萌生了系统研习法律的想法，最终选择攻读民商法硕士。这一跨学科背景成为我职业发展的重要优势。英语专业训练让我能够较为顺畅地阅读英文法律资料，也为处理涉外合作、国际规则研究等事务提供了便利。同时，语言学习培养的逻辑表达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也使我在法律分析和商务沟通中更加从容。而通过比较法视角审视法律问题，也让我在分析复杂法律事务时能够更加开放地吸收不同法域的经验。

律新社：您拥有注册高级金融风险管理师（FRM）、注册资深国际税务师（ACITM）以及首席合规官和首席法律顾问等众多专业资质，这些跨界知识在您不同阶段的工作中如何互补发挥作用？

张艺泷：我始终认为不能“唯法律而论法律”。企业运行涉及金融、财税、贸易、技术等多个专业领域，如果只从法律条文角度理解问题，往往难以全面识别风险。因此，在职业发展过程中，我有意识地拓展金融风险管理、国际税务等相关领域的知识结构，希望能够从更综合的视角理解企业经营中的法律问题。例如，在企业投融资、跨境合作或复杂交易结构中，法律风险往往与金融结构、税务安排密切相关，如果缺乏相关知识背景，法律方案就很难真正落地。这些跨界学习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专业视野，也提升了我在复杂商业环境中进行风险识别与方案设计的能力。对企业法务而言，能够在法律规则与商业逻辑之间建立有效连接，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专业能力。

律新社：您的职业经历覆盖了国资委、银行、资产管理公司、车企等多个领域，从体制内到市场化企业，从金融行业到新能源汽车行业，每一次跨界都面临全新的业务场景，转型过程中最核心的适应能力是什么？

张艺泷：在不同机构和行业之间转换，确实会不断面对新的业务场景和治理模式。对我来说，每一次转型都意味着需要在较短时间内重新理解企业的业务逻辑，并快速识别潜在的法律风险。在这一过程中，我通常会优先从业务模式入手，梳理企业的核心运营流程、关键利益关系以及主要风险节点。只有真正理解业务运行方式，法律风险识别和制度设计才具有针对性。在此基础上，再结合企业现有的风险管理基础，逐步建立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法律合规体系。这个体系既要确保企业风险可控，也要能够支持业务效率和创新需求。

从长期来看，企业法务不仅是风险管理者，也应当成为业务发展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只有在理解产业逻辑的基础上，法律服务才能真正为企业创造价值。

律新社：您同时担任重庆仲裁委仲裁员、高校硕士研究生导师、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调处专家等社会职务，这些社会实践经验能否反哺到企业法务管理的具体工作中？

张艺泷：仲裁员、研究生导师以及消费者纠纷调处专家等社会职务，为我的企业法务实践提供了很多有益而宝贵的观察视角。通过这些角色，让我能够从众多的典型案例中发现企业在法律合规风险等方面的薄弱点，并及时进行完善；通过这些社会实践经验，我也能够将典型案例中的经验教训带回企业管理实践中，在制度设计与风险防控上做出更有针对性的优化，从而更有效地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同频：

嵌入一线的协同实战法则

在产业协同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企业法务的重点不再局限于事后风险处理，而是逐渐前移至业务规划与合作设计阶段。张艺泷主张在跨界合作中构建“命运共同体”协同模式，通过清晰界定权责与实时信息同步消除协同风险断层。他将合规逻辑精准转化，将反垄断、个人信息保护等专业要求转化为业务侧可执行的标准化指引，实现了风险管控与业务效率的深度融合，推动法务职能从被动防御向战略护航进阶，为品牌的长效合规经营提供了确定性支撑。

律新社：赛力斯与华为的“业务+股权”全面合作是跨界融合的标杆案例，涉及核心技术、产品、渠道等多重维度的法律协同，作为法务负责人，您在推动双方商业模式磋商、合同谈判以及建立客诉舆情联动机制时，最关键的法律风险控制点是什么？如何实现两公司法务的高效协同？

张艺泷：在赛力斯与华为的合作中，最核心的法律风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合作体系中的权责界定，二是跨组织协同过程中的信息衔接。

“问界”作为双方跨界合作的重要产品，涉及研发、生产、销售等多个环节。只有在合作初期就通过合同和制度安排，对各阶段的权利义务、责任主体以及执行标准进行清晰界定，才能避免在后续合作中因职责不清而产生分歧。法务团队必须深度参与商业模式设计与合作磋商过程，在充分理解业务逻辑的基础上，通过合同结构与制度安排为合作落地提供稳定的法律框架。赛力斯与华为的合作涉及多维度的法律协同，因此在协同过程中需重视协同衔接的及时性和高效性。与此同时，在跨企业协同中，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尤为关键。尤其是在客诉与舆情事件处理中，一旦重要信息未能及时共享，往往会错失联合处置的最佳时机，进而导致舆情放大或风险升级。

为提升协同效率，我们建立了多层级的法务协同机制。首先，通过法务联合工作群实现日常沟通与快速响应，由双方法务负责人牵头并指定具体对接人员，确保信息能够第一时间共享。其次，双方共同制定标准化、分级化的客诉和舆情处置流程，减少重复沟通，提高决策效率。同时，双方还会定期交流案例与处置经验，逐步形成更加成熟的协作机制。通过持续优化协同流程与协议安排，双方不仅能够有效防控风险，也能够在合作中共同创造合规价值，为长期稳定的产业协同奠定基础。

律新社：您带领团队完成了反垄断、个人信息保护、反不正当竞争等多个专项合规工作，其中销售端反垄断合规梳理出18条风险点，个人信息保护专项形成多份专业报告。在开展这类跨业务部门的合规专项时，您的团队如何推动业务端主动配合风险整改？又如何平衡合规要求与业务发展效率？

张艺泷：在推动跨部门合规整改的过程中，如何让业务团队真正理解并接受合规要求，是企业法务面临的关键问题。我们形成了一套以“精准转化、弹性协同、价值融合” 为核心的连贯策略，确保合规工作既能扎实落地，又能有效支持业务目标。

一是将专业合规风险精准转化为业务侧可理解、可执行的指引。我们不仅识别与告知风险，更致力于将法律条文与监管要求“翻译”为业务熟悉的语言和场景。例如，针对销售环节的反垄断风险，我们通过梳理典型业务场景、提供条款修改对比示例与实操建议，明确“行为边界”与“正确做法”，大幅降低业务团队的理解与执行成本，使整改要求清晰、可行。

二是与业务部门建立风险共担、分级决策的协同机制。面对不同层级的风险，共同设计透明、高效的决策路径。法务的角色不仅是预警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共同设计者：对于触及底线的关键风险，通过专业研判、后果分析及必要的管理沟通，坚决防范重大隐患；对于一般性风险，则侧重于提供灵活、务实的合规支持，帮助业务在满足核心监管要求的前提下保持敏捷。这一机制的核心，是在“坚守底线”与“支持发展”之间寻求可持续的平衡。

三是推动合规内化为业务长期稳健发展的保障与助力。我们持续向业务团队阐明，有效的合规管理能维护健康商业生态、避免重大运营中断与声誉损失，本身就是竞争力的一部分。通过将合规思维前置融入业务流程设计，与业务团队共同优化协作模式、减少事后纠纷，使合规从“成本项”逐步转变为提升运营确定性与可持续性的“增值项”，从而赢得业务端的主动认同与深度协同。

律新社：您主导的“国内汽车谍照第一案”被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媒体报道，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您认为案件中最核心的法律挑战是什么？为您构建和完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带来了哪些关键启示？

张艺泷：该案件的核心法律挑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保密措施的合理性争议大。侵权人以“管理有疏漏、进入拍摄区域不受阻、车辆内饰透过车窗处于暴露状态”为由，主张权利人保密措施程度不够、未达到保密效果。我们通过大量证据证明企业已经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包括厂区封闭式管理、车辆伪装保护以及明确的禁止拍摄提示等。法院最终认定，只要企业在合理成本范围内采取了足以防止信息泄露的措施，即可认定为“合理保密措施”。

二是商业损失难以核算，内饰泄露的损害多为“发布节奏打乱、市场新鲜感丧失、影响新车正式发布后的消费决策及口碑风险等无形的商业损失难以量化”，需大量举证对研发投入、产品竞争力、预期上市回报等价值，由法院结合“研发投入、泄密影响范围、维权成本”等酌定赔偿。

三是非公知性，易被侵权人抗辩与在售其他车型相似，需要拉起相关研发人员深入了解设计点，以证明细节设计及整体组合的非公知性、独特性，举证与防止二次泄密的平衡等都需要进行周密的评估决策。

关键启示有：一是强化“物理管控措施、技术保护手段、管理控制泄密风险”的同时，需补齐特定临时场景下保密管理管理规范与手段，持续审查保密制度及措施的严密性，并确保采取保密措施的可追溯性。二是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如建立“技术、法务、公关、安保”组成的泄密应急处置小组，以提高发生泄密时的止损处置能力与效率。三是加强全员、特定人员保密培训，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数字时代，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越来越大，开展专业化培训能有效防止或减少泄密或泄密造成的损失扩大化。

律新社：近两年您带领团队处理150余起诉讼案件，胜诉率高达99%，挽回损失约2亿元，同时完成4.2万份合同审核，在违约金条款优化上成效显著。在如此高强度、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中，团队是如何构建案件管理机制与合同审核体系的？请结合具体实践，分享实现“数量多、效率高、效果好”这一三重目标的关键方法与经验？

张艺泷：我们取得成果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系统化、标准化、且与业务紧密结合的案件管理与合同审核体系，核心是“分类管理、技术提效、价值导向”。

在案件管理上，我们实行“分类分道、集约处理”。根据案件性质、金额和风险等级，由不同人员负责处理。批量类案件由同一人处理，建立标准化处理流程，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极大提升了效率。对于风险等级高、案件影响力大但胜诉率极低的案件与当事人协商调解方式处理，避免败诉给公司造成重大声誉损失。在合同审核上，我们推动“流程前置、智能赋能”。通过设定标准模板将风控关口前移，我们与业务部门共同开发了覆盖主要业务场景的标准化合同模板，并内嵌了经优化的违约金、知识产权、保密等核心条款。这从源头降低了合同风险，也使得超过70%的常规合同无需进入深度审核流程。重大项目与业务侧联合谈判、重抓关键风险点。

实现“数量多、效率高、效果好”的底层逻辑，是持续的流程闭环与团队专业化。我们建立了“实践—复盘—优化”的迭代机制，并推动法务角色从事务执行者向业务伙伴与风控设计者转型，从而在支持业务高速发展的同时，牢牢守住风险底线。

远见：

智电时代的法治生态前置

当前，在汽车产业向“智电化”转型的背景下，法务职能正在从风险防御向价值驱动跃迁。张艺泷认为，当前核心挑战在于构建跨越技术逻辑、行业标准与监管政策的复合型认知体系，通过对齐开发流程与国家强制性标准，实现精准护航。他主张车企总法律顾问应向“业务规划师”转型，通过建设嵌入式合规体系与数智化底座，将法律风控前置于产品研发与商业创新全生命周期。依托复合型团队与内外协同网络，他在数据治理与智驾责任等前沿领域持续发力，助力企业在技术新赛道上实现安全与创新的双重进阶。

律新社：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处于技术创新与市场竞争的高发期，涉及智能网联、数据安全、知识产权、跨界合作等多重法律新课题，您认为当前新能源汽车企业法务面临的最独特挑战是什么？与传统行业法务工作相比，核心能力要求有哪些差异？

张艺泷：我认为当前新能源汽车企业法务面临最独特的挑战是需要有交叉领域的复合型知识背景。比如，处理研发业务相关法律事务在程序上需要了解公司零部件开发的内部流程，在实体上需要掌握公司对知识产权的管理要求；再如，处理终端用户的买卖合同纠纷、产品责任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等诉讼，需要了解相关部件、系统、平台的国家标准，工信部法规等国家、行业标准和政策，强制性标准和政策的符合性是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重要依据之一；又如，做舆情法务，需要熟悉市场营销、企业公关、品牌保护、法律防护手段等多重知识背景。因此，与传统行业的法务工作相比，核心能力要求上更考验法务的综合素质和实战经验。

律新社：随着数据合规、反垄断成为监管重点，加之汽车行业的智能化转型，您认为未来3-5年，车企总法律顾问的核心工作重心会发生哪些转变？企业法务体系需要提前做好哪些布局？

张艺泷：在未来三到五年，随着智能驾驶、数据治理以及平台化商业模式的发展，车企总法律顾问的角色将发生明显转变，整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向。

首先，从被动应对向全链条主动防控转型。面对智能驾驶、数据合规等强监管领域，总法必须推动风控节点全面前移，将合规嵌入研发、生产、销售全流程，成为业务“规划师”而非事后“消防员”。其次，从“成本中心”向“商业赋能者”转型。法律风险已成为商业决策的核心变量。总法的价值将体现为：以合规能力加速产品落地、以法律架构护航商业模式创新、以知识产权与标准参与构筑竞争壁垒，从而驱动增长。最后，从事后纠纷处理向智能驾驶责任的前置设计转型——需在研发测试阶段就构建“责任可界定、风险可防控”的体系，包括推动产品设计合规、制定事故响应与责任切分机制、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为技术商业化扫清法律障碍。

在此基础上，企业法务体系也需要提前系统做好“四大布局”：一是构建专项化、嵌入式合规体系。围绕数据、反垄断、智能驾驶等重点领域，制定全流程管理规范，将合规要求深度融入业务操作。二是打造数智化合规底座，引入AI合同审查、合规风险动态监测等智能工具，提升风险识别与应对的效率和前瞻性。三是锻造“法律+技术+业务”复合型团队，吸纳具备多领域背景的人才，强化团队技术认知与业务融入能力，并通过外部专家库应对新型挑战。四是建立内外联动的协同治理网络。对内深化跨部门协同机制，提升全员合规意识；对外积极与监管、行业及生态伙伴沟通协作，共建合规生态。只有这样，总法及其团队才能从传统的风险管控者，升级为企业在新赛道安全创新、稳健发展的核心战略伙伴。

结 语

从1650.5亿元营收创历史新高，到问界系列登顶国内豪华品牌榜首，赛力斯用数年时间改写了BBA垄断数十年的国内市场格局。这不仅是制造力的胜利，更是体系力的跃迁。而在这背后，以张艺泷为代表的企业总法律顾问，正从幕后走向台前，从风险守门人转型为战略赋能者。就张艺泷而言，他主导的“命运共同体”式法务协同，让法律不再只是合同的注脚、诉讼的后手，而是深度嵌入研发、生产、销售与用户服务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在智能驾驶与数据合规的前沿阵地，在商业秘密与品牌维权的博弈一线，他和团队用自身实践回答了一个时代命题：当中国汽车产业真正站上世界舞台中央，法律合规体系如何成为底气，而非瓶颈。

“法治亦是生产力。”这并非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被验证的路径。张艺泷及赛力斯法务团队的经历印证：懂产业的法务，能够同频共振一线业务；敢于突破专业边界的法律人，终将成为企业向上、产业向新的重要引擎。

参考资料：

[1] 新华网汽车：《赛力斯2025年报：全年营收1650.5亿元 实现净利润59.6亿元》，
https://mp.weixin.qq.com/s/aNoFBXqplse8U5XmzZ6f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