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为乔冠华辩护：1957年有个人主义非右派

1957年的夏天，一份黑名单正在外交部内部悄悄流动。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意味着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将就此终结。

那些哈佛博士、留苏学者、资深翻译，昨天还坐在外交部的会议室里讨论国际局势，今天就可能被套上"右派"的帽子，发配农村。

掌握这份名单最终走向的人，是刚刚从东南亚匆匆赶回的张闻天。他有没有办法，在这场已经燃起的大火里，悄悄护住一些人？

事情要从1957年春天说起。

这些话，很快就成了呈堂证供。

1957年6月8日，局面骤然翻转。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内部指示，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同一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这是为什么？》，措辞激烈，剑指那些"大鸣大放"中说过"错话"的人。从这一天起，整风运动正式变成了反右运动。

机器一旦启动，就很难刹车。各单位开始竞相检举，争相表忠心，生怕自己单位的右派比例不够，显得"立场不坚定"。有人被同事揭发，有人被学生出卖，有人甚至是因为多年前说过的一句牢骚话，被翻出来当作罪证。指标压下来，帽子就得戴出去。整个运动逻辑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残酷。

外交部，就在这场风暴正中心。

外交部向来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那些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那些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那些专门研究国际局势的学者，恰恰是运动认定"最危险"的一批人。何况，外交部的研究室和新闻司，在鸣放期间说了不少让上级皱眉头的话——其中有人提出，即使不搞两党制，也可以在党内搞两派，彼此监督。

这话在当时简直是"炸弹"。

运动领导小组的会议一场接一场地开，批斗大会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在张闻天从东南亚赶回北京之前，研究室的浦山、关在汉、李肇新，新闻司的曹棉之、薛谋洪，已经被打成了右派。浦山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作为伍修权的特别助理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就这样，在外交部的大礼堂里，被揪上台去批斗。

1957年2月27日，张闻天离开北京，前往东南亚视察驻外使馆工作。就在他出发的那一天，毛泽东正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出去的时候，天还是晴的。

在东南亚，张闻天做事一向认真细致。他先后视察了驻印度、巴基斯坦的使领馆，到了驻印尼，还没看完，国内的电报就一封接一封地发过来——运动开始了，赶快回来。催电报的，是周恩来。

但张闻天没有立刻动身。

他坚持把驻印尼和驻缅甸使馆的考察工作全部做完，才在1957年7月14日回到北京。

这个细节，耐人寻味。后来有人分析，张闻天对这场运动"并不着急"，或许正说明他打心眼里觉得，这事儿不该这么搞。但职责在身，他再不情愿，也不能置身事外。

回到北京，迎接他的是一个乱摊子。

姬鹏飞主持的运动领导小组，已经开了三十多次会议。东楼大礼堂里，全部大会开了不止一场，台上被批斗的知识分子，不少都是张闻天亲自提拔、赏识过的人。浦山连调两级，还是他亲自批的。现在，这个人被揪上台，台下"打倒"的喊声震耳欲聋。

张闻天在外交部长期以"爱护知识分子"著称。他的逻辑很简单：外交是技术活，没有人才，什么都是空话。在外交部工作期间，他力主打破对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大胆提拔，越级重用。1956年干部调整级别时，他专门为十几名优秀但级别偏低的知识分子干部连调两级。

这批人，现在成了运动的重灾区。

他看在眼里，但他没有办法去扭转整体局势。全国的政治机器已经开动，外交部只是其中一个齿轮。他能做的，是在齿轮咬合的缝隙里，悄悄护住一些人。

周恩来在召他回国时，说的是请他"挂帅"。这个词，既是信任，也是烫手山芋。外交部的反右，他得主持；但怎么主持，他有自己的尺度。

张闻天回京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开党组扩大会议，听取各单位汇报。

汇报的内容，让他眉头紧锁。

各单位报上来的右派名单，数量远超预期。其中有业务骨干，有多年勤勤恳恳的干部，有一些人被划进右派的理由，经不起推敲。张闻天反复强调一句话：划右派要特别慎重，不要把一般认识问题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

他的原话意思很直白：发表过右派言论的，大多是些"秀才"和有能力的知识分子，一旦戴上帽子，不但这个人的政治生命断送了，外交部也再没法使用他们了。这是功利的角度，但在那个语境下，这个角度比什么"保护人权"更好使。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案例，是陈翰笙。

陈翰笙是著名学者，老党员，鸣放期间说过一些话，被不少人认定该划右派。下面催着处理，张闻天却不动声色。他在党组会上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一时无语的理由：陈翰笙长期在国外工作，很少参加组织生活，所以说话"没个准头"，应该按照"党内的民主人士"来处理，不能当右派论。

这个理由，在逻辑上其实站不稳。

一个人因为"不习惯组织生活"就说错话，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反过来也可以成为定罪的理由，而不是免罪的理由。但张闻天硬是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了，态度坚定，不容置疑。与会者面面相觑，最后谁也没再追。陈翰笙由此过关。

这是张闻天式的保护手法：不正面反对，不慷慨激昂，用一个"不成理由的理由"，硬把事情压下去。

还有一个更戏剧性的案例，发生在办公厅。办公厅一位秘书，工作积极，但有个毛病——喜欢传小道消息。有一次，这位秘书不知从哪儿听了个说法，到处散布张闻天夫人刘英过去是某人妻子。

话传到支部，支部领导大怒：传播领导家属的谣言，这还得了？支部坚决要求将此人划为右派。

这事儿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刘英本人听说了，哈哈一笑，说：哪有这事？完全是胡说八道，但也不是什么政治问题。当事人都不追究，还明确说这不是政治问题，支部的理由就站不住了。这位秘书，就这样逃过一劫。张闻天在这件事上什么都没说——但他夫人的态度，本身就是最清晰的信号。

最棘手的，还是乔冠华和龚澎的问题。

乔冠华当时是外交部研究室主任，龚澎是新闻司司长，两人是夫妻，也是外交部最重要的业务骨干之一。浦山、关在汉、薛谋洪这批被打成右派的人，不少就是通过他们介绍来外交部的，鸣放期间也和他们夫妇走得很近，常到乔家聚会，一起谈天论地。

那些关于"党内搞两派"的"尖端"言论，最终写进了材料，指向了乔冠华和龚澎。

下面开始催了：张副部长，乔冠华和龚澎的问题，您得处理。这是明确的压力。张闻天当然清楚，下面的人等着看他怎么表态——是从严，还是手软。而他的选择，是"拖"。

这个"拖"字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当时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乔冠华、龚澎不论怎么处理，程序上都要经过周恩来点头。拿这件事去让周恩来表态，无异于给他出难题——而周恩来很可能也不希望在这个节点上被动表态。

于是，乔冠华和龚澎的问题，就这么悬着，一直悬到了1958年。

这一"拖"，拖过了整个反右运动最激烈的阶段。

到了1958年，外交部的右派已经基本定案，那批被划为右派的人也已经陆续下放农村。3月31日到4月1日，已经接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主持党组会讨论乔冠华的问题。

轮到张闻天发言了。

他的话，说得很清楚，但也说得很有技巧。

他承认乔冠华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单纯业务观点和个人主义——这些"问题"，他全部点名。但随即话锋一转：乔冠华不是右派。鸣放期间有错误，但反右开始之后立场正确。多年来积极为党工作，成绩显著，工作能力强，今后还可以为党工作。

承认问题，否定结论。这是张闻天在整个反右运动中一以贯之的策略。不盲目保护，但更不随波逐流。

陈毅最后发言，用了一个典型的高级技术动作：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他说乔冠华提的都是要害问题，乔家是"裴多菲俱乐部"，乔冠华是外交部"右派头子"，若右派翻天，他就会"黄袍加身"——这些话说得如此重，重到让人心惊。但落到组织处理上，陈毅的结论和张闻天一样：不划右派。

乔冠华和龚澎，过关了。

外交部的反右运动，到1958年春天基本结束。

最终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据曾在外交部工作的老人回忆，大约二十余人到三十余人，占当时外交部总人数的比例不超过1%到1.5%。

这个数字，放在全国的坐标里看，意味着什么？

全国55万右派，占当时约500万知识分子的11%。很多单位、高校，右派比例远高于这个数字——有单位甚至为了完成"指标"，连一个鸣放言论都没有的同事也被硬拉进名单。而外交部，是当时国家机关中右派比例最低的部门之一。

这条线，是张闻天用各种迂回手段，硬生生守住的。

但这道护盾本身，也是有代价的。

1959年，庐山会议。

那一年夏天，张闻天随彭德怀等人出席庐山会议。7月21日，他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发言，用精准的理论语言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呼吁发扬党内民主。这一次，他说的话比任何时候都更正面、更直接、也更危险。

毛泽东随即将其列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结束后，反右倾运动全面展开。外交部被冠以"张闻天反党集团"的名号，他被免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被迫离开了工作十余年的外交战线。

历史最吊诡的部分，还不是这些。

1959年12月3日，就在张闻天被打倒几个月后，外交部召开批判大会。

会场上，有一位司长慷慨激昂地斥骂张闻天和刘英"整人"，要求重新审查当年乔冠华和龚澎的结论。而这位司长，正是1957年时催促张闻天"早日处理乔、龚问题"的同一个人。当年他急着要让张闻天动手，如今张闻天倒台，他反过来指控张闻天"整人"。

政治运动里，人心的翻转，往往就是这么彻底。

还有更让人唏嘘的细节。乔冠华在后来填写干部履历表，"受过何种处分"一栏，亲笔写下：张闻天给的处分。

这位当年被张闻天费尽心思保住的人，在张闻天最需要支持的时候，选择了与保护者切割。

当然，后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乔冠华是真的有误会，也有人认为他不过是在政治环境下做出了一个自保的选择——在一个随时可能被清算的时代，向倒台者踩上一脚，是很多人的生存逻辑。但不管原因是什么，这件事留在历史记录里，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张闻天护了人，人反咬了他。这不是个例，这几乎是那个年代政治运动的标准剧情。

历史的清算，来得很晚，但还是来了。

1978年，张闻天获得平反。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明确认定1959年关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同年，《张闻天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官方定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那55万被错划的右派，到1980年，也基本完成了平反复查，绝大部分获得改正。但二十二年已经过去了。很多人没能等到那一天。

写到这里，有一件事值得单独说一说。

反右运动中，张闻天保护了一些人，这是事实。但他同时也是这场运动在外交部的主持者，有一些人，还是在他主持期间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农村，政治生命就此中断。这道护盾，挡住了一部分，但没能挡住所有。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

张闻天在运动中的角色，是双重的：他是推进者，也是缓冲者；他没有能力彻底对抗这场运动，但他用自己的方式，让损失比其他地方小了一点。这"一点"，对那些因此幸免于难的人来说，意味着全部。对浦山们来说，则什么也改变不了。

何方，曾经亲历外交部反右运动全程的当事人，后来写下了他的回忆。他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张闻天在那段历史中的努力："左右周旋，尽其所能。"

这八个字，说得克制，但分量很重。

一个人，在一场他既无法阻止、也无法逃离的运动里，用迂回的理由、拖延的策略、以及在关键会议上说出的那几句"但不是右派"——这就是他全部的能力边界，也是他选择把这个边界用到极限的证明。

那道护盾，最终护住了一些人，碎在了时代的齿轮之下。而那些被它护住的人的名字，和那些没能被护住的人的名字，都应该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