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我从秦城出来后，在湖南常德西洞庭农场的那5年生活

1975年初夏，湖南常德西洞庭农场，来了一个瘦高个儿的中年人。

他叫阎长贵，四十几岁，戴副眼镜，说话轻声细语，见谁都先欠身。

农场的人不知道他过去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上面通知说，这个人要安排在这里劳动。

头几天，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

有人从窗户外头经过，看见他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写到一半停下来，拿手背抹眼睛。后来才知道，他是在给家里写信。他已经七年半没跟家人联系过了。

1968年1月，他被从钓鱼台11号楼带走的时候，连声招呼都没来得及跟妻子打。那时他儿子才七八岁。

信寄出去没几天，回信就到了。

他捧着信封，先不看内容，光是看信封上那行稚嫩的笔迹，就看了老半天。那是儿子写的。当年那个小孩，如今该上中学了。信里说，让他安心在农场等着，一家人很快就会来。

那段时间，他干活时总不自觉地往场部的方向张望。一起干活的工友知道他的心思，也不点破，只是偶尔拍拍他肩膀，说句“快了”。

终于有一天，场部通知他，家属来了。

他一路小跑回去，远远看见场部门口站着几个人。

他母亲头发已经全白了，父亲背也驼了，妻子身边站着一个半大小子，怯生生地看着他。

他走过去，想叫一声妈，嘴巴张了张，没叫出来。倒是他母亲先开了口：“回来了就好。”就这一句，没有多余的话。那个年代的人，不兴抱头痛哭。

但那天晚上，他家那间屋子里的灯，一直亮到后半夜。

农场对他是真照顾。领导叫人给他家置办了锅碗瓢盆，连烧水壶都备好了。原本分配他去稻田组，那活儿最累，夏天要泡在水里，蚂蟥叮得满腿是血。

后来领导看他是个读书人，把他调到了棉花组。棉花的活儿也不轻，但比稻田好一些，至少不用整天泡在水里。他干活从不偷懒，别人休息时他也在地里蹲着。组长说他太实诚，他笑笑，也不回嘴。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烧柴，柴火金贵。农场虽然种了不少树，但架不住人多，柴火还是紧俏。他家刚来，没来得及攒柴火。

邻居知道了，这家送来一捆，那家送来一抱。有个姓李的大姐，自家柴火也不够烧，愣是从灶膛边匀出几根硬柴送过来。他推辞，人家说：“拿着吧，谁还没个难处。”后来他想还，人家死活不要。

菜也是。家家户户在屋前屋后开了小片荒地，种点青菜、辣椒、茄子。

他不爱占人便宜，不好意思去别人地里摘。

邻居们就主动摘好了送上门。

有的用篮子提，有的用衣服兜着，往他家门口一放，喊一嗓子“菜放门口了”，转身就走。他追出去，人已经走远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他慢慢学会了种棉花、锄草、打药。手上起了茧，脸也晒黑了。

他开始跟工友们开玩笑，学着说当地土话。有时候收工早，几个人坐在田埂上，有人掏出旱烟卷一根，他不抽烟，就坐在旁边听他们扯闲篇。

说谁家猪跑出来了，说场部食堂今天烧什么菜，说谁谁家的姑娘要出嫁了。这些事跟他没什么关系，但他听得津津有味。在秦城那七年半，他最怕的不是冷，不是饿，是没人跟他说话。那些年，他觉得自己快要变成哑巴和聋子了。

如今听到这些家长里短，他觉得比什么音乐都好听。

农场领导知道他是人大哲学系毕业的，觉得放在棉花组有点屈才。

1976年，省里办了个理论干部班，农场争取到一个名额，领导直接给了他。别人眼红，说这种好事怎么轮到一个刚来没多久的人头上。

领导只说了一句：“人家是正经大学问，你们谁能比？”他去省里学习了四个月，回来之后，场部对他更器重了。

后来他为了落实政策跑北京，来回的车票、住宿费，农场二话不说全给报销了。财务科的人私下嘀咕，说他又不是正式职工，报这么多钱合适吗？领导听见了，说：“人家是遭了难才到我们这儿的，咱们能帮一把是一把。”

七十年代末，他的问题终于彻底解决。

组织通知他回北京，恢复工作。他高兴了没两天，就开始发愁。

妻子和儿子的户口怎么办？当时户口政策严，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难上加难。

他四处打听，都说没办法。最后是当时的农村一把手覃正彦给他解决了。覃正彦这个人，出了名的铁面无私。亲戚找他帮忙办事，他都不理。

可这回，他破例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只说了五个字：“他太老实了。”

覃正彦没见过他几次，但从别人嘴里听说过这个人的事。

人大毕业，关锋的弟子，年纪轻轻进了钓鱼台，一夜之间进了秦城。

七年半，出来没有一句怨言，在农场踏踏实实干活，跟谁都客客气气。

覃正彦说，这样的人，不该再让他为难了。户口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临走那天，阎长贵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被子叠好，地扫了，窗户关严。

他把钥匙放在桌上，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间屋子他住了五年，屋前那棵小树已经长到二楼高了。

隔壁李大姐家飘出葱花炝锅的香味。

远处棉田里有人在锄草。他锁上门，走到场部，坐上拖拉机去县城赶火车。

拖拉机突突突地响，他回过头，看见农场越来越远，最后变成地平线上一条模糊的绿线。

1980年，他回到北京，回到《红旗》杂志社。

那年他快五十了。从钓鱼台到秦城，从秦城到农场，从农场再回到北京。这一圈，走了十几年。

他晚年写回忆录，写了厚厚一本。写他在钓鱼台怎么收文件，怎么写批示，怎么因为出门办点事挨了批。

写他在秦城怎么数暖气罩上的孔洞，怎么反复读一份《人民日报》。

写他在农场怎么种棉花，怎么跟邻居借柴火，怎么收到儿子第一封信。

他写得很细，细到某一天吃什么菜，某一天谁说了什么话。他不是在控诉，只是记下来。他说，有些事不能忘，忘了就对不住那些帮过他的人。

那些帮过他的人，他一个个都记在本子上。

农场的领导，送他柴火的李大姐，给他解决户口的覃正彦。

这些人跟他非亲非故，在他最难的时候拉了他一把。他回北京后，还跟其中一些人保持联系。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寄张贺卡。他说，人这一辈子，不能忘本。

2021年，他去世了。走得很安静。他儿子后来整理遗物，发现他保存着一样东西。

是一张旧照片，黑白的那种。照片上是一个农场，几排平房，屋前种着树，树不大。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西洞庭农场，1978年夏。”

那一年，他刚学会种棉花。

那一年，他收到了儿子从山东寄来的信。那一年，隔壁李大姐又给他送了一篮子辣椒。

那一年，他觉得日子有了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