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两座超一线城市楼市火爆:香港、上海。
2026年一季度,香港一手私人住宅买卖登记5373宗,总金额628亿港元,分别同比大涨38%、94%,创历史同期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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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方面,3月份二手房累计网签31215套,创2021年3月以来最高纪录,新房亦供小于求,3月新房成交2270套,供应仅2181套。
香港和上海楼市火爆的表层原因各不相同,但底层逻辑则相通。
香港近年各项人才引进计划效果显著,吸引大量内地置业者;上海2月“沪7条”发布,购房门槛大幅降低。
香港和上海楼市火爆的共同逻辑是: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负增长、楼市进入存量阶段,超级核心城市对房地产资金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增强。
内地四大一线城市中,近期北京、深圳和广州楼市亦有回暖,但“抢眼”程度不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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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北京楼市“松绑”程度不及上海,深圳和广州则此前已经大幅放宽,购买力之前已经有了一定透支,此外,香港、上海较深圳、广州更具全球影响力,或亦构成对高净值人群的吸引力。
宏观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时,资本会更加追求安全性与确定性。在众多投资渠道中,超级核心城市的房地产,因稀缺的土地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顶级的公共服务和强大的经济韧性,会被视为“硬通货”和避险资产,这与黄金受追捧的逻辑一致。核心城市的房地产相较黄金还有一大优势,就是“生息”,黄金是不生息资产,而核心城市的房子有出租创造现金流的价值,相当于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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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口总量见顶回落,但人口流动的方向并未改变,甚至因资源分布不均而加剧。核心城市能提供更优就业机会、更佳教育医疗资源和更高生活品质,越是经济不确定,人们越会聚集到核心城市,寻找“确定性”,核心城市便会持续吸引中小城市人口,强化自身的经济良性循环,人口增加自然带来住房需求,而广大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人口净流出,进一步削弱经济基础,又会进一步造成人口流出,住房需求也持续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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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端情况下,中小城市的房子是有可能跌成“负资产”的。因为可能长期空置,既没有居住价值,也没有出租可能,但需要缴纳物业费,支付维修费用。
日本就经历过长期经济低速、人口负增长,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口和资源持续向东京、大阪等核心都市圈集中,导致大量地方城市、郊区地产无人问津。许多房产“白送都没人要”,甚至需要原业主“倒贴钱”请人接手。
上海和香港楼市的火爆是一个缩影,反映的是核心城市在当下持续吸引存量的人口、资金和资源。
那么,是否需要担忧区域发展不平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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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承认,这本身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体现。此外,应通过建立“多中心”的城市群,支持非核心地区发展比较优势,降低资源过于集中的风险。
当前,国内城市的“马太效应”是生产要素在自由流动中,追逐更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理性选择,资金、人口涌向核心城市,能发挥更大的效用,有利于提升国家整体经济竞争力。
在当代,资源集中才有利于创新,颠覆性的创新、高附加值的产业形态,极度依赖密集的知识碰撞、多元的人才储备、复杂的产业配套和即时的市场反馈,这些条件只有在高资源密度的核心都市圈才能以最低的成本实现。
当前,上海、北京、广州等主要核心城市,事实上也是中国的最前沿的创新中心,这一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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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集中,会带来核心城市的“大城市病”,此外,从国家经济系统的韧性看,经济权重集中于少数节点,一旦这些核心城市遭遇重大冲击,可能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剧烈震荡。
应当在核心城市周边规划建设功能互补的卫星城,形成城市群,疏解中心城区过密的功能与人口,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优化资源配置。长三角、粤港澳城市群的建设,正是基于这一思路。
应支持非核心地区基于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对于人口净流出地区,没必要采取形成手段强行“留人”,而应该研究“存量提质”。依托本地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经济,吸引特定人群。如在AI时代,“数字游民”、“一人公司”兴起,鹤岗、惠州等城市话题性突然上升,这样的城市完全可以抓住机会,打造“数字游民”、“一人公司”的工作、创业友好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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