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甘南县种羊场土地权益纠纷牵出基层干部违规操作

一封写于2026年3月20日的举报信，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一桩跨越26年的土地权益纠纷推向公众视野。82岁的夏大志老人实名举报甘南县种羊场历任场长王敬龙、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原主任段世民等人涉嫌伪造材料、盗用政府文件名义，非法剥夺其全家土地承包权，并指控当地前后两届县委县政府存在包庇纵容行为。

一、基层操作：一场"户口注销"引发的土地掠夺

1989年，夏大志因家庭原因离开甘南县种羊场一分场。据其反映，当时全家六口人的户口均在种羊场，承包土地正常经营。然而，1995年种羊场户籍移交公安户政部门管理时，其全家户口被"注销"。

种羊场方面解释称，1995年清查规定必须具备"常住户口登记表"和"户口簿"两项，夏大志"未提供户口簿"，故按规定注销。但夏大志质疑："为何没有书面告知？为何事后多年才得知户口被注销？"

更蹊跷的是，2007年夏大志持第一代身份证要求落户时，公安部门将其户口落在兴隆乡派出所，而非种羊场。种羊场方面称"户口由公安管理，与场里无关"，但夏大志发现："在种羊场没户口就没有承包地"——这一政策成为其全家失去土地权益的直接原因。

据夏大志统计，1998年至2024年，种羊场每年截留其全家六口人承包地94.5亩，累计达2457亩。而其多次要求恢复种羊场户口、分配承包地，均被以"双重户口""已婚子女不能投靠父母"等理由拒绝，要恢复就每口人需缴纳一万元。

二、伪造疑云：红头文件成"护身符"

夏大志举报材料中，多次指向基层干部伪造证据、盗用政府文件名义：

- 王敬龙（种羊场历任场长）：被指"伙同下属一分场会计魏付江捏造虚假材料"

- 段世民（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原主任）：被指"盗用具有法律效益的政府机关红头文件的名义，多次抛出虚假材料"

夏大志提供的多份政府文件显示，夏大志多次通过全省网上信访系统反映问题，信访件被层层转办后，最终仍由甘南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出具虚假答复，形成“闭环式”敷衍，结论均为"情况不属实"。

关键矛盾点在于：2017年7月26日的处理意见书"从头到尾证明我全家在场没户口"，但同一份调查报告又称"不能有双重户口"——既然认定没有户口，何来"双重户口"之说？

夏大志逐条批注指出：官方文件"拿不出我们、任何在种羊场户口迁出迁入、注销、变更证明"，却认定其户口问题"不属实"，属于"伪造虚假事实诬陷"。

三、暴力升级：信访途中遭殴打致伤

据夏大志提供的材料，2017年5月25日上午8时30分，其在甘南县农村综合开发办公室三楼卫生间被前办公室主任段世民（已入狱）暴力殴打致伤。现场照片显示，夏大志面部、身体多处受伤。

这一事件发生在夏大志持续信访维权期间。据其网上信访记录显示，2021年、2023年、2024年，其多次通过黑龙江省网上信访系统反映问题，问题被层层转送至甘南县农业开发办，但"至今未见到甘南县农业开发办出具的'答复意见书'"。

夏大志质疑：基层干部"明目张胆的捏造事实向全省公布虚假材料、造假陷害举报人"，而上级机关的督办被层层消解。

四、上级包庇：两届县委县政府被指"保护伞"

夏大志2026年3月20日的举报信，将矛头指向甘南县前后两届县委县政府，指控其：

举报信称，县委县政府"抵制上级国家机关督办，掩盖事实"，符合《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二条"有组织界定"，要求监察机关对涉事官员立案调查，并"依法全面调查"涉案财产状况。

五、政策迷宫：同一份文件两种解释

纠纷的核心，在于对黑农委联发[2007]14号文件《黑龙江省国有农场土地承包管理办法（试行）》的适用分歧：

- 官方解释：种羊场属于地方国营农牧场，"正式职工及其家属才能享受承包土地及待遇"；夏大志系"事实关系人员"，其子女户口迁入只能算"辖区居民"，不能享受国有企业待遇

- 夏大志质疑：种羊场职工土地承包政策"不分正式职工非正式职工，都进行了土地分配"，且"到2007年也未按文件政策规定进行土地承包，实行土地承包执行办法与省文件规定有偏差"

更深层矛盾在于：既然认定夏大志"不是正式职工"，为何2007年又给予5200元补助？既然2013年已分配19.5亩承包地，为何2017年又改为"以现金形式享受承包土地待遇"？政策适用的随意性，成为维权26年无果的制度根源。

六、维权困境：10年信访路，八旬老人求告无门

夏大志，1944年生，现年82岁。自1998年主张权利至今，其经历了：

- 户口之困：从种羊场到兴隆乡，从"被注销"到"不能恢复"，户口性质决定土地权益

- 土地之失：94.5亩与19.5亩的差距，26年累计损失难以估量

- 补偿之低：每年1300元经济补助，与市场土地价值悬殊

- 程序之绕：多份处理意见书、复查告知，但"逾期不申请复查，本意见书即为终结性意见"——程序正义成为实体正义的屏障

其提供的2013年居住证明显示，全家自1990年起在山东省济南市临邑县"以打工为业"，"本村未给承包地和盖房用地"——两头落空的困境，折射出农场体制改革中"事实劳动关系"人员的权益保障盲区。

夏大志案并非孤例。在国有企业改革、户籍制度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大量"事实劳动关系"人员面临身份认定模糊、权益保障缺位的困境。本案的特殊性在于：

1. 时间跨度长：26年维权，跨越两届县委县政府，政策更迭中责任主体模糊

2. 证据认定难：1995年户籍档案、2014年山东调查等关键证据，当事人无法自行调取

3. 程序与实体交织：信访程序终结性与实体权益未决性的矛盾

4. 基层与上级联动：举报直指"保护伞"，需更高层级介入调查

10年的等待，能否换来一个清晰的答案？

免责声明：本报道基于举报人提供的材料整理，涉及具体人员的行为定性，以纪检监察机关最终调查结论为准。本报不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作最终认定，但将持续跟踪事件进展。

撰稿日期：2026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