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犯罪67｜坚持“主客观统一”准确认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

审理法院：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3)吉01刑终170号

入库编号：2025-04-1-139-001

关键词：信用卡诈骗罪 恶意透支 有效催收 变相发放贷款

裁判要旨：

1.对于使用信用卡透支导致未能及时还款的行为，应当根据在案证据，准确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坚持主客观相统一，避免客观归罪。

2.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当重点考量行为人的工作单位、收入情况，办卡资料是否真实，透支款项用途，未能及时还款的具体原因，以及是否逃避催收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行为人具有稳定合法工作及收入来源，透支款项用于生活支出，案发前具有连续还款行为，因受意外事件等原因影响未能及时还款，没有逃避银行催收的，不能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行为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一、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 （一）基本案情回顾

2017年4月27日，金某向某银行信用卡中心长春分中心申领了一张尾号为3076的通宝白领信用卡，核定额度为人民币10万元。该卡的特殊之处在于，根据《某银行通宝白领信用卡领用合约》的规定，该卡不支持现金提取、现金充值以及常规刷卡消费，也不能通过互联网、电话、邮件等途径进行消费。持卡人需要向发卡银行申请借款，银行以“白领金”名义将借款转入持卡人其他同名银行卡账户，持卡人按月偿还本金及手续费。

2017年5月至2020年2月期间，金某通过电话多次向银行申请白领金，银行将所申请的资金通过该信用卡账户转入金某本人的同名借记卡账户，金某支取后用于生活支出。2020年2月以后，金某未能按合约规定按月足额偿还本金及手续费。银行分别于2020年3月26日、4月2日、5月26日、6月2日、6月3日、6月4日、6月6日、6月12日、7月9日多次向金某发送催收短信。

2020年10月27日，银行向公安机关报案，此时金某总欠款134139.95元，其中本金99551.90元，费用34588.05元。同年11月4日，金某家属归还银行1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金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案件经历二审发回重审、重审一审再次定罪、重审二审最终宣告无罪的过程，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0日作出终审无罪判决。

（二）争议焦点归纳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其一，金某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其未能及时还款的行为能否被评价为刑法意义上的恶意透支；其二，发卡银行的催收行为是否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有效催收”要件，包括催收的时间节点、间隔要求以及证据证明标准；其三，本案所涉通宝白领信用卡的业务模式是否属于“以信用卡透支形式变相发放贷款”，从而应当排除“恶意透支”条款的适用。

二、法律分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认定的三重限缩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规范化认定：从事实推定到综合判断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主观要件上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区分刑事犯罪与民事债务纠纷的核心界限。然而，主观目的的证明在司法实践中长期面临困境：一方面，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难以直接证明，客观上只能通过外在行为事实进行推定；另一方面，若过度依赖推定，则极易滑向“客观归罪”的泥淖，将单纯的欠款不还行为刑事化。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条第二款采取了折中立场，要求综合持卡人信用记录、还款能力和意愿、申领和透支信用卡的状况、透支资金的用途、透支后的表现、未按规定还款的原因等情节作出判断，并明确“不得单纯依据持卡人未按规定还款的事实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本案的裁判逻辑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综合判断方法的适用。法院从正向和反向两个维度对金某的主观状态进行了审查：正向维度上，金某具有稳定合法的工作及收入来源，办卡资料真实有效，不存在骗领信用卡的行为；开卡后至案发前持续还款，总还款金额达56万余元，占银行总投资金额的89.05%，这一高比例还款事实强有力地佐证了其具有履约意愿和履约能力；透支款项用于生活支出而非违法犯罪活动或挥霍消费；未变更联系方式，未逃避银行催收。反向维度上，不存在“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使用虚假资信证明申领信用卡后透支”“透支后通过逃匿、改变联系方式等手段逃避银行催收”“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等司法解释明确列举的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对“未按规定还款的原因”给予了特别关注。金某辩称未能及时偿还系受疫情影响以及母亲住院等因素所致，这一抗辩虽然在民事层面不能完全免除其违约责任，但在刑事层面却具有阻却“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重要意义。因为刑法惩罚的是“不想还”而非“还不起”，因客观困难导致的履约迟延，欠缺主观上的恶意，不应被纳入犯罪范畴。这一判断逻辑体现了刑法谦抑原则的内在要求，也回应了疫情等特殊背景下债务纠纷刑事化的社会关切。

（二）有效催收的程序性制约：证明责任与证据标准

“有效催收”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成立的程序性要件。《解释》第七条第一款对有效催收设定了四项条件：在透支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后进行；催收应当采用能够确认持卡人收悉的方式；两次催收至少间隔三十日；符合催收的有关规定或者约定。这些条件的设定，一方面是为了确保持卡人获得充分的还款提示和宽限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限制发卡银行的刑事报案权，防止其轻易将债务纠纷导入刑事程序。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银行是否完成了对有效催收的证明责任。银行主张金某于2020年2月末透支本金99551.90元，并于2020年5月27日、6月30日实施了两次有效催收，金某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然而，银行于2020年3月26日、4月2日发送的催收短信内容显示，彼时金某的欠款金额分别为17988.51元和36527.26元，与银行声称的2月末已透支全部本金99551.90元存在明显矛盾。这一矛盾使得银行关于透支本金时间起点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进而导致法院无法认定2020年5月27日、6月30日的两次催收系在透支超过规定限额之后进行。

法院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的严格适用。在刑事诉讼中，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这一责任包括证明有效催收这一程序性要件的成立。当银行的报案陈述与其自行保存的催收记录发生冲突时，冲突的不利后果应当由控方承担。法院正是基于这一逻辑，认定在案证据无法证实银行实施了符合司法解释要求的有效催收，从而阻却了“恶意透支”的成立。这一裁判立场具有重要的程序法意义：它意味着发卡银行不能仅凭自行出具的情况说明或工作人员的证言来完成有效催收的证明，而必须提供客观、连贯、可验证的催收记录。

（三）变相发放贷款的实体性排除：信用卡本质特征的回归

《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发卡银行违规以信用卡透支形式变相发放贷款，持卡人未按规定归还的，不适用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恶意透支’的规定。”这一条款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实体性出罪通道，其立法目的在于防止发卡银行利用刑事手段追讨本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债务。

本案中，通宝白领信用卡的特殊业务模式使其与普通信用卡存在本质差异。普通信用卡的核心功能是“透支消费”，即持卡人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并享有一定的免息还款期。而通宝白领信用卡不支持现金提取、不支持常规刷卡消费、不支持通过互联网等途径消费，其唯一的功能是：持卡人向银行申请借款，银行以“白领金”名义将资金转入持卡人其他借记卡账户，持卡人分期按月偿还本金及手续费，且不享有免息期待遇。从功能实质来看，该卡并非消费工具，而是以信用为担保向银行贷款的载体；双方之间形成的并非信用卡透支法律关系，而是分期还本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

法院对这一问题的认定具有重要的类型化意义。它揭示了判断一项业务是否属于“变相发放贷款”的核心标准：信用卡是否具备“透支消费”的本质特征，即持卡人能否直接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支付或现金提取。如果信用卡的实质功能被简化为“申请—放款—分期偿还”的贷款通道，而不具备独立的消费功能，那么该卡在本质上就是一个贷款账户，持卡人未能按期还款应被评价为贷款违约而非恶意透支。这一判断逻辑既符合《解释》第十一条的文义，也契合刑法对信用卡诈骗罪的基本定位——该罪保护的法益是信用卡管理秩序，而非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

三、辩护思路总结与裁判要旨启示 （一）有效辩护的路径选择

本案的辩护策略具有示范价值，其成功之处在于精准地抓住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认定的三个要害环节，层层递进地构建了无罪辩护的逻辑链条。

第一层辩护聚焦于主观目的。辩护方通过举证金某的稳定工作、持续还款记录（总还款额占总投资额的89.05%）、未逃避催收等事实，有力地反驳了“非法占有目的”的指控。这一层面的辩护提示我们：在信用卡透支案件中，行为人过去的履约记录是最具说服力的主观状态证据，辩护律师应当全面调取并系统整理行为人的还款流水，通过数据对比揭示其履约意愿和履约能力。

第二层辩护聚焦于程序要件。辩护方敏锐地发现了银行催收记录中的矛盾——银行声称的透支本金时间点与短信催收内容显示的欠款金额存在明显冲突，从而动摇了有效催收的证明基础。这一层面的辩护提示我们：有效催收的举证责任在控方，辩护方应当仔细审查催收时间、催收方式、催收内容、间隔天数等细节，寻找证据之间的矛盾之处，以此瓦解控方的程序性证明。

第三层辩护聚焦于业务定性。辩护方从信用卡功能入手，论证了通宝白领信用卡不具备透支消费的本质特征，实质上属于变相发放贷款，应当适用《解释》第十一条的出罪条款。这一层面的辩护提示我们：在面对新型信用卡产品时，辩护律师应当跳出“信用卡即信用卡”的思维定式，深入分析具体产品的功能设计和交易结构，从实质上判断其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透支。

（二）裁判要旨的规范启示

本案作为入库案例，其裁判要旨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反对客观归罪。裁判要旨明确指出：“不得单纯依据持卡人未按规定还款的事实认定非法占有目的。”这意味着，即使持卡人客观上存在欠款不还的行为，司法机关也必须全面审查其信用记录、还款能力、资金用途、未还款原因、事后表现等情节，只有在综合判断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才能认定非法占有目的。这一立场对于遏制信用卡债务刑事化的不当倾向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强化程序要件审查，严格证明标准。裁判要旨虽然没有直接概括有效催收的证明标准，但其裁判逻辑清晰地表明：发卡银行必须提供客观、连贯、可验证的催收证据，自行出具的情况说明或工作人员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有效催收的依据。当催收记录与报案陈述存在矛盾且无法合理解释时，应当认定控方未能完成证明责任。

第三，注重业务实质审查，防止罪名滥用。裁判要旨通过对“变相发放贷款”条款的适用，确立了以信用卡功能实质为标准的判断方法。这一方法的核心在于：判断一项业务是否属于信用卡透支，不应看其名义上是否叫“信用卡”，而应看其是否具备“透支消费”的本质特征。如果发卡银行通过产品设计实际上规避了信用卡的核心功能，将信用卡异化为贷款通道，那么持卡人未能还款只能按照金融借款纠纷处理，不得适用恶意透支条款追究刑事责任。

（三）制度层面的延伸思考

本案审结后，人民法院向当地金融监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推动相关银行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经营行为。这一做法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信用卡纠纷案件的大量涌现，既有个别持卡人信用意识淡薄、恶意透支的原因，也与部分银行盲目发卡、过度授信、产品设计不规范有关。通过司法建议推动金融监管，从源头上规范信用卡业务，有助于减少纠纷的发生，实现“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本案折射出刑法在金融领域适用的边界问题。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设立，初衷是打击那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利用信用卡透支功能的犯罪行为，而非为银行提供一种便捷的债务催收工具。当信用卡业务异化为贷款业务，当“透支消费”异化为“分期还本”，刑法应当保持必要的克制，将纠纷交由民法、金融法等前置法规范处理。这既是刑法谦抑原则的体现，也是正确处理刑民关系的基本要求。

金某案的终审无罪判决，不仅还了当事人以清白，更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一份关于如何准确认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详尽指南。它告诉我们：在信用卡日益普及、信用卡产品日益多元的今天，司法机关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严格把握犯罪构成要件，避免将民事债务纠纷刑事化，切实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底线。

游涛，资深法律工作者，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公安大学本科、硕士，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长，曾任某网络科技（直播、娱乐社交）上市公司集团安全总监。

业务领域：网络犯罪、金融犯罪、职务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电信诈骗等刑事法律服务，以及数据、直播、娱乐社交等领域合规建设。

从事审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调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导大量案件外，还亲自办理1500余件各类刑事案件，“数据”“爬虫”“外挂”“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确定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参阅案例。还为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完成全面合规体系建设以及数据安全、商业秘密、网络游戏、直播、1v1、语音房等专项合规。

多次受国家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请，为全国各地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授课；多次受北大、清华等高校邀请讲座；连续十届担任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评委。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发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专著《普通诈骗罪研究》。

金川，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职业资格：具有中国律师执业资格，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

业务领域: 民商事诉讼 国内仲裁 破产重组 保险纠纷 职务犯罪

工作经历：曾在北京某法院工作十四年，曾在民、商事审判庭、劳动争议庭历任审判员、审判长、副庭长，分管重大疑难及新型案件的审理及全庭案件的审核。长期从事民商事法律实务及研究工作。撰写的多篇判决书及论文在国家级法律刊物发表，常年在北京大学、政法大学、外交学院、司法局、律师协会进行专题讲座。因业绩突出，先后荣获两次个人三等功、两次集体三等功、一次市级优秀法官及多次院级嘉奖，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金川律师 2013年加入君合后，主要从事诉讼仲裁、破产重整业务与保险纠纷。擅长合同纠纷、公司争议、产品责任、建设工程、劳动纠纷、婚姻家庭等领域的争议解决。金川律师同时为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提供日常法律服务，在企业合规审查、重大项目法律风险评估、职务犯罪等方面有丰富经验。

教育背景：于2001年获外交学院国际法法学学士;2007年获对外经贸大学民商法专业法学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