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那个跟皇后婉容好上的侍卫，现在他的子孙个个都是亿万富翁

1

1946年的延吉，夏天来得特别晚。6月20号凌晨，江北大狱的空气里还透着一股没散尽的土腥味。那是刚下过雨的缘故，监狱外的东墙根下，野草丛里积着一滩滩黑水。

这间只有几平米的牢房里，潮气重得能拧出水来。郭布罗·婉容就蜷缩在角落里的一堆烂棉絮中。她身上那床原本还算体面的被褥，早就被她自己那双枯瘦的手撕成了布条，棉絮露在外面，沾了灰，黑得像泥垢。

天快亮的时候，她觉得身上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咬，骨头缝里都在冒凉风。那是大烟瘾犯了。她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想去够放在枕边的那杆烟枪。那烟枪嘴是琥珀做的，杆是湘妃竹，还是当年在紫禁城里用的旧物，陪着她从天津到旅顺，再到长春，最后流落到这荒郊野外。

手指刚碰到烟枪冰凉的竹节，还没来得及把它举起来，整个人就像断了线的木偶，一头栽了下去。

那杆烟枪“啪嗒”一声，从手里滑落，掉在砖地上，滚了两圈，停在墙角的一只破马桶旁边。

等到早上看守推开那扇沉重的木门时，屋里已经没动静了。

进来的犯人是被安排来收尸的。他们用一张破炕席卷起那具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身体。这时候的婉容，才39岁，可看起来像个60岁的老太婆。头发乱得像枯草，脸上还留着昨晚烟瘾发作时抓出来的血道子，眼睛半睁着，怎么也合不上。

狱方后来填死亡登记表的时候，为了省事，在年龄那一栏填了“40岁”。其实她生于1906年11月13日，刚过完生日不到一个月，属马，正是本命年。

没人知道她具体是几点咽气的。只知道是凌晨，天最黑的时候。

几个犯人抬着破席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监狱东墙外的水沟旁。那里平时是倒马桶的地方，臭烘烘的。他们挖了个浅坑，把席子一扔，土随便扬了扬，算是埋了。

没有棺材，没有墓碑，甚至连个像样的磕头都没有。陪葬的只有那杆掉在地上的烟枪，被人随手塞进了席子缝隙里。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就这样在一个不知名的早晨，像一片枯叶一样，无声无息地烂在了泥里。

2

婉容这个名字，是她父亲荣源翻遍了书才想出来的。

出自曹植的《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字慕鸿，号植莲。听着就像是画里走出来的人，带着一股子仙气儿。

可这名字起得太满了，就像一张拉满的弓，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就容易断。

1906年11月13日，北京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的荣府里，接生婆进进出出，端出一盆盆血水。婉容的生母恒香，是定郡王溥煦的孙女，嫁给荣源做继室。这一胎怀得艰难，生下婉容后，恒香就得了产褥热，没挺过当天晚上，连孩子的脸都没来得及看一眼，就走了。

婉容一出生就没了娘。

养大她的是继母爱新觉罗·恒馨。恒馨是宗室女，脾气好，把婉容当亲生闺女疼。但真正给婉容骨子里刻下印记的，是她亲爹荣源。

荣源这人，在晚清那是出了名的“怪人”。他是光绪十年生的，正经的内务府大臣，正白旗人。曾祖父长顺是三朝重臣，做过吉林将军，在东北那是响当当的人物。

但荣源不吃老本。他是京师大学堂的高材生，那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早在1902年，他就在北洋干过商务官，还给光绪皇帝修过陵。

最要命的是，这人思想“西化”得厉害。那时候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荣源偏不。他觉得女儿得富养，还得见世面。

婉容刚会说话，荣源就请了家教，四书五经那是基础课。为了让女儿跟上潮流，他还专门托人找了个美国女教师，叫任萨姆。这位任老师教婉容英语、西方文学，还教她怎么吃西餐、怎么穿洋装、怎么行握手礼。

在帽儿胡同的深宅大院里，婉容是个异类。别的格格还在学绣花、学怎么给长辈装烟，她已经能用英文写日记，能跟外国公使夫人谈笑风生，弹钢琴、骑自行车，样样都来。

这种教育给了她底气，也给了她傲气。她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天生就该站在高处。

可命运这东西，最喜欢在你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的时候，狠狠给你一巴掌。

1922年，婉容16岁。这一年，她的人生被一张照片改变了。

那时候溥仪要选后。其实一开始，溥仪圈中的是文绣。文绣家世一般，长得也不算出挑，但看着老实。可宫里的太妃们不干，尤其是端康太妃，也就是光绪帝的瑾妃。她觉得皇后必须出身高贵，必须能母仪天下。

端康太妃逼着溥仪重选。溥仪那时候才16岁，没主见，被太妃们一吓唬，就改圈了婉容。

按规矩，得先圈皇后，再圈妃子。溥仪这一改，顺序全乱了。敬懿太妃支持文绣，端康太妃支持婉容，两宫太后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没办法，折中一下：婉容当皇后，文绣当妃子。

婉容赢了。

可这赢来的后位，从一开始就带着刺。溥仪不喜欢她，觉得她太洋气、太强势，不如文绣温顺。

1922年12月1日，紫禁城大婚。

那场面，确实是这辈子再难见到的盛况。光是聘礼，就用了300人抬。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特意从关税里拨了10万块钱，8万给清室当优待费，2万专门做贺礼。

神武门、东安门，一路上全是民国的兵站岗。张作霖、吴佩孚、曹锟这些军阀大佬，还有前总统徐世昌，个个都送了厚礼。徐世昌送了两万现大洋加一堆古董，张作霖送得更实在，直接拉了几车皮的皮货。

外国公使也来了，乾清宫办酒会，溥仪穿着龙袍，挨个跟外国人握手，光握手就握了一个多小时，手都握酸了。

婚礼搞了整整五天。第一天迎后妃入宫，第二天祭祖，第三天大宴宾客。

可新娘婉容，一点都不快乐。

大婚那天晚上，按规矩，皇帝得在坤宁宫跟皇后洞房。坤宁宫里到处贴着红喜字，红烛高烧，婉容穿着一身大红吉服，坐在床上等着。

溥仪进来了。他看着满屋子的红，还有坐在床上的婉容，突然觉得心里发堵，身上难受。他后来在自传里说，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捆住了，喘不过气。

他没揭盖头，没喝合卺酒，甚至没跟婉容说一句话，转身就回了养心殿。

把婉容一个人扔在洞房里。

婉容就那样坐着，听着外面打更的声音，从天黑坐到天亮。红烛烧尽了，眼泪流干了。

新婚之夜独守空房，这不仅仅是冷落，这是羞辱。

3

在紫禁城那两年，婉容其实努力过。

她不想做个只会端着架子的木头人。她喜欢新鲜玩意儿，喜欢西洋的东西。她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伊丽莎白。跟溥仪通信都用英文，虽然溥仪的英文半吊子，但她乐此不疲。

她在故宫里骑自行车，那是紫禁城头一份。她穿着高跟鞋在青砖地上走，还在宫里办西式茶会，请各国公使的夫人来喝咖啡。

可这些在溥仪眼里，都是“不守妇道”。

更要命的是，溥仪的身体有问题。这事儿在《我的前半生》里说得很隐晦，叫“被太监宫女教坏了身子”。其实就是早年在宫里，被身边人乱搞，伤了根本，丧失了生育能力。

婉容名义上是皇后，实际上就是个高级摆件。

这时候，文绣的存在就像一根刺，扎在婉容心里。

溥仪因为觉得文绣可怜，家里穷，就免了她每天早上给婉容跪安的礼节。这下婉容炸了。在她看来，这是溥仪在打她的脸，是在贬低皇后的尊严。

两个女人的战争，在紫禁城里悄悄打响。今天你摔个杯子，明天我就把你宫里的炭火减一半。

溥仪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他本来就不喜欢婉容的强势，这下更烦了。每次吵架，他都偏向婉容，毕竟皇后的面子得顾着，但他心里其实更同情文绣。

1924年，冯玉祥进京，把溥仪一家子赶出了紫禁城。

这一跑，彻底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

他们先跑到了溥仪父亲载沣的北府，也就是现在的醇亲王府南府。后来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又跑到了天津，住进了日租界的张园。

一到天津，婉容就像鱼儿回到了水里。

天津那是什么地方？十里洋场，灯红酒绿。霓虹灯、百乐门、咖啡馆、赛马场，空气里都飘着香水味和爵士乐。

婉容彻底放飞了。她疯狂购物，买旗袍、买珠宝、买法国香水、买德国相机。只要是时髦的，她都要。

她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跟那些军阀太太、名媛贵妇混在一起。她本来就漂亮，又有气质，英语还好，在舞会上那是焦点。

可溥仪没钱。

民国政府给的400万两白银优待费，后来缩水成了400万银元，听着多，其实购买力大打折扣。溥仪还得养着一大家子人，还得打点关系，想着复辟。

钱不够花，就得卖东西。宫里带出来的古董、字画，一件一件往外卖。

婉容不管这些。她觉得自己是皇后，花点钱怎么了？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僵。溥仪看着婉容整天在外面疯，觉得她丢了皇家的脸；婉容觉得溥仪是个守财奴，整天做着复辟的白日梦，根本不关心她。

在天津住了七年，换了两个地方，先住张园，后住静园。溥仪把“乾园”改名叫“静园”，说是要“静以养吾浩然之气”。

其实他哪静得下来？他在静园里秘密会见土肥原贤二，跟日本特务勾勾搭搭，一心只想回东北当皇帝。

文绣受不了了。

1931年8月25日，文绣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她偷偷找了三个天津的大律师，要跟溥仪打离婚官司。

这可是几千年来头一遭，妃子要休皇帝。

消息一出，全国轰动。《国强报》直接头版头条，说这是“妃子革命”。

溥仪接到律师函，整个人都傻了。这脸丢到了全中国。他又羞又恼，可也没办法，文绣铁了心要走。

最后双方谈妥：溥仪一次性给文绣5.5万元生活费，文绣回北平娘家，以后各不相干。

溥仪还在报纸上发了个“上谕”，说文绣“擅离行园，显违祖制”，废为庶人。算是给自己找补点面子。

文绣后来过得挺苦，当过小学老师，卖过香烟，最后嫁给了一个清洁工，1953年病逝，才44岁。

但她至少自由了。

溥仪晚年说过一句话：“幸亏她早日和我离了婚，到后来才没有成为婉容第二。”

这话一点没错。

4

文绣走了，婉容以为自己赢了。

她觉得，只要没有文绣这个碍眼的，溥仪总会看到她的好。

可她想错了。溥仪根本没把她当回事。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偷偷溜出了天津，跑到了东北。

婉容这时候有两个选择：要么像文绣一样离婚，从此天高海阔；要么跟着去东北，继续做那个虚无缥缈的皇后梦。

她选了后者。

她太在乎“皇后”这个头衔了。在她心里，只要还是皇后，哪怕是个傀儡，也比做个普通老百姓强。

1932年初，婉容在日本人的哄骗下，到了旅顺，跟溥仪团聚。

到了东北，她才发现自己跳进了一个巨大的火坑。

伪满洲国，说是国家，其实就是日本人的殖民地。婉容这个“皇后”，更是个高级囚犯。

她住在伪满皇宫缉熙楼的二楼东侧。溥仪住在西侧。两人虽然住在一个楼里，但几个月都不一定能见上一面。

缉熙楼这名字，听着挺文雅，出自《诗经》“于缉熙敬止”，意思是光明。可在这里，哪有什么光明？全是黑暗。

婉容的一举一动都被日本人监视着。身边全是日本派来的侍女，说是伺候，其实是眼线。她想说句中国话，都得小心被听见。写信要被拆开检查，出门要打报告批准。

她试图逃过。

1932年4月，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来东北。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也在。婉容偷偷派人找到顾维钧，带话出去说：“我生活很悲惨，受到监视，希望能帮我逃走。如果我能逃走，也许能帮皇帝逃走。”

顾维钧拒绝了。他在回忆录里说：“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

1933年，伪满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的妻子要去日本。婉容又托她帮忙，想借机逃到日本去。她当时悲愤地问：“为什么别人都自由，独我不能自由？”

结果赵欣伯的妻子到了日本，跟溥仪的妹妹韫颖说了这事。韫颖直接给拦下了，说皇后身份特殊，不能乱跑。

等赵欣伯妻子回来，日本人看得更严了，三个月都不让她再见婉容。

两次逃跑都失败了。

婉容绝望了。

既然跑不掉，那就麻木吧。她开始抽大烟。

一开始可能只是为了解闷，为了忘掉那些烦心事。可这东西沾上就戒不掉。从一天几口，到一天几钱，最后甚至要注射吗啡。

只有在烟雾缭绕里，她才能看见一点幻觉里的美好。

溥仪呢？他在楼底下算计着怎么复辟，怎么讨好日本人。他知道婉容抽大烟，也知道她跟侍卫不清不楚，但他不管。在他心里，婉容已经不是个活人了，就是个摆设，甚至是个累赘。

只要她还占着皇后的位置，别给他丢人就行。

5

在这种让人窒息的环境里，人是会变态的。

婉容身边出现了两个男人：祁继忠和李体育。

祁继忠是溥仪的贴身侍卫，长得精神，嘴巴甜。他是1923年进宫的，那时候溥仪遣散了太监，换了一批年轻力壮的侍卫。祁继忠因为机灵，被溥仪看重，还送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过学，算是心腹。

另一个叫李体育，原名李越亭，也是溥仪身边的老人。

婉容在缉熙楼上，面对的是溥仪的冷脸和日本人的监视，心里的苦没处说。祁继忠稍微给点温暖，说几句好听的，她就扛不住了。

据后来婉容身边的老嬷嬷交代，祁继忠很会来事，经常买通宫女太监传个纸条、递个话。一来二去，两人就有了私情。

后来祁继忠去日本留学了，走了。婉容空虚啊，身边没个知冷知热的人，李体育就趁虚而入。

这事儿做得隐秘，但纸包不住火。

1935年，婉容怀孕了。

这事儿炸了雷了。溥仪自己什么德行他心里清楚，他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这孩子是谁的？

关于溥仪怎么发现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吃饭时看婉容干呕，肚子也显怀了；有的说是快生的时候才撞见。

反正溥仪知道了。

他气得发疯。这不仅仅是戴绿帽子的问题，这是皇家的脸面，是伪满洲国的“国体”。

他下令严查。

先把李体育抓来审。李体育一开始还硬撑，后来扛不住，招了，说孩子是祁继忠的。

又审宫女太监，顺藤摸瓜，把祁继忠也揪出来了。

婉容也不得不承认。

溥仪想杀人的心都有。但他不能杀。日本关东军不同意。

理由很简单：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康德皇帝”的脸往哪搁？伪满洲国还怎么统治东北？

溥仪没办法，只能忍着恶心，给了祁继忠和李体育每人400块大洋，当作封口费，让他们赶紧滚，滚得越远越好，永远别回来。

那个孩子，生下来了。

有的说是个女孩，有的说不清楚。溥仪下令，孩子生下来不到半小时，就扔进锅炉房烧了。

他对婉容说，孩子送给她哥哥养了。

婉容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骨肉，早就成了一把灰。

这件事之后，婉容彻底疯了。

她被溥仪关进了缉熙楼的阁楼里，也就是所谓的“冷宫”。其实就是她原来住的那间屋，但溥仪再也不踏进一步。

她整天躺在床上，不洗脸不梳头，除了抽大烟，就是自言自语，骂人，或者哭。

曾经那个会弹钢琴、会说英语、气质高贵的婉容，彻底死了。活着的，只是一具被鸦片控制的躯壳。

6

祁继忠和李体育拿着那400块大洋，命运截然不同。

那是1935年，400块大洋不是小数目。当时北京一个四合院也就几百块，一块大洋能买几十斤大米。

祁继忠拿着钱回了华北，投靠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当了汉奸。他在日本人手下干事，手上沾了不少血。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抓汉奸，祁继忠没跑掉，被枪毙了。也有说法说他被关了几年放出来了，但最后肯定是伏法了，没得好死。

李体育这人，运气好。

他拿着钱在北京东城区宝钞胡同买了个四合院。那地界好，现在要是还在，市值得好几个亿。

新中国成立后，李体育在一家中医院上班，负责养实验用的小白鼠、兔子。他平时话不多，老实本分，后来结了婚，生了一儿一女。

最戏剧的是，他跟溥仪后来还见过面。

那是溥仪从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出来以后，成了普通公民。有一天在宽街大佛寺西街溜达，迎面碰上个中年人。

溥仪觉得眼熟，走近一看，这不是当年那个给他戴绿帽子的李体育吗？

李体育也认出了溥仪，吓得头都不敢抬，想装没看见溜过去。

溥仪却走过去，握住了他的手。

溥仪说：“过去的皇上已经死了，现在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以前的事儿就算了。”

后来溥仪听说李体育家里困难，老婆有病，还特意给了20块钱接济他。

溥仪再婚的时候，李体育还去随了份子，但他没敢告诉老婆这段往事。

一个是末代皇帝，一个是给他戴过绿帽子的侍卫，四十年后在大街上握手言和。

这场景，写进小说里都没人信，但它就这么真实发生了。

7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

伪满洲国倒台，溥仪又要跑。

8月11号晚上，婉容被人搀扶着，最后一次走出了住了十几年的缉熙楼。她跟溥仪、还有后来的“福贵人”李玉琴一起，坐上了逃往通化的火车。

两天后到了大栗子沟。

8月18号，溥仪在这里第三次宣布退位，这回连“康德皇帝”的名号也不要了。

当天晚上，溥仪带着几个亲信，还有最值钱的珠宝，坐飞机跑了，要去日本。

他把婉容和李玉琴扔在了通化的荒郊野外。

第二天，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抓去了西伯利亚。

婉容和李玉琴开始了流亡生活。她们跟着溃兵，在枪林弹雨里走，从通化走到长春，又从长春走到吉林。

路上，婉容的烟瘾犯了，没钱买，就拿皮大衣换。一件好好的貂皮大衣，换几口“益寿膏”。

好不容易到了长春，家没了。父亲荣源被苏联人抓走了，哥哥润良嫌弃她是个累赘，不肯收留她。

亲哥哥都不要她。

1946年5月，婉容病得不行了，跟着解放军的队伍撤到了延吉。

这时候的婉容，已经不能走了，是被人抬着进延吉监狱的。

监狱里条件极差，又潮又冷。

负责看护她的是个18岁的小伙子，叫李延侠。

李延侠家里是红色背景，大哥李延禄是东北抗联的军长，二哥李延田是延吉公安局的科长。

李延侠虽然年纪小，但很负责。他给婉容单独弄了个房间。

婉容烟瘾一上来，就满地打滚，用手撕衣服，撕被褥，发出野兽一样的嚎叫。

李延侠看着难受，想给她弄点大烟，可哪弄去？

李延侠的母亲是个善心人，听说了这事，跟儿子说：“不管咋说，人家也是皇后娘娘。抽惯了大烟，猛地断了肯定活不成。你去找你二哥，就说是我说的，给弄点烟土熬水喝，别让她死在咱们手里。”

李延田为了不影响，偷偷用缴获的烟土熬了水，让弟弟分次给婉容喝。

那时候监狱里味道大，李延侠还得时刻提防上级检查。他自己也累得落下了胃病。

即便这样，也没能留住婉容的命。

1946年6月20号凌晨，婉容不行了。

李延侠那天早上回家，一脸沮丧地跟他妈说：“娘娘没了。天没亮就走了，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犯人用炕席卷了尸体，扔东墙根水沟边上了。”

他妈一听就急了：“那哪行！皇后娘娘怎么能连口棺材都没有？快去找你二哥，必须得装棺入殓！”

李延侠为难：“这节骨眼上，上哪找棺材去？再说她是伪满皇后，谁敢沾这晦气？”

老太太不干：“不行！平民百姓还得有口薄棺材呢，何况是皇后！必须得埋！”

最后，还是几个犯人凑合用木板钉了口简易棺材，把婉容收敛了，偷偷埋在了东山脚下。

除了那杆烟枪，她什么都没留下。

8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里写到婉容，语气很复杂。

他说：“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我冷淡以及恼恨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最使现代新中国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后来的命运，也是……”

话没说完，留了个省略号。

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个女人。

很多人说婉容是时代的牺牲品。这话没错。如果她没生在那个家，没被选为皇后，以她的才情和样貌，也许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官，或者一个洋派的学者，过着自由快乐的生活。

但时代只是背景，真正杀死她的，是她自己心里的那把锁。

文绣跟她一样的起点，甚至更差，但文绣敢离婚，敢去卖香烟，敢嫁给清洁工，敢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

婉容不敢。

她舍不得那个虚名。哪怕那个虚名是枷锁，是毒药，她也死死抱着不放。

她在伪满的时候，写信求顾维钧：“为什么别人都自由，独我不能自由？”

顾维钧没救她，日本人不放她，溥仪不管她。

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她自己不想真自由。她觉得离开了“皇后”这个身份，她就什么都不是了。

为了这个身份，她忍受冷漠，忍受寂寞，忍受被监视，最后甚至忍受被侮辱。

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摆设。

结果呢？

那个她用命护着的身份，最后连一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换来。

1946年的那个早晨，延吉的雨停了。

东墙根下的野草上挂着露珠，像眼泪一样。

那具薄薄的棺材被土掩埋，很快就跟周围的泥土混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出彼此。

中国最后一位皇后，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连个回声都没留下。

只有那杆掉在地上的烟枪，还在泥土里，默默地讲述着一段关于虚荣、绝望和毁灭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