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中 42 时间又一再延长，我没等来“刀下留人”的北京声音

沙飞，你为自己的糊涂痛哭吧。

你的怀疑无论错与对，你有说话的地方呀。你向聂司令反映呀，你向 保卫部反映呀，你有的是揭发阴谋的条件，可你都没加以利用，反而一意 孤行，酿成大祸。

沙飞，你应该自己教育自己。

聂司令拉着日本小姑娘的手，那么慈 祥。那张照片就是你亲手摁动快门震撼未来历史的。聂司令宽广的胸 怀，对你就没震撼?

你还照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的照片，那是无比 宝贵的资料。两个外国医生，白求恩，津泽胜，都在为中国军民作贡献，两 个都献出了生命。可你呢，你对他们，一个用镜头，一个用枪口。沙飞，你 好糊涂啊。

沙飞，了解了你的病情，我也诊断了自己。

在见你的时候，我也咳嗽， 我也发低烧，而且很长时间了。现在与你的病情一一对号，我知道了，我 和你一样，得的是肺结核(到了这年年底，我确实诊断为肺结核)。你已 经在咯血，发高烧。肺结核在当时是重症，可还不是绝症。即便你不怀疑 医生，你也有权向组织上反映，以获得更好的治疗。上策，中策，有几十条 成百条向你敞开阳关大道。而你偏偏选择了下策，并且是下策里最差的。

在大罪铸就后，你把生存的最后希望寄托于首长。你认为或许聂司 令能力挽狂澜。聂老总能做的都做了，他和军区首长严肃地要求查实你 的精神状态。我不敢说聂老总想力挽狂澜，但我敢说，于公，这是完全正确的。于私，查精神正常与否，无论什么结果，至少不会重上加重。在我 个人看来，对挽回局面，对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符合法律程序的最后一个 机会。

为查实你的精神状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张致祥亲自出面了。我不知道张致祥副主任具体怎样想。但老上级对老下级，内心 总不会无动于衷。无论张致祥怎么想，他都必须按规矩按程序做。尤其， 不能有任何的诱导和暗示。在当时条件下，张致祥只能依靠医院作鉴定， 而医院证明你的精神“未见异常”,张致祥对此一句话不能多说。假设换 了我，也必定如此。

沙飞呀沙飞，你舍不得聂司令，聂司令何尝就舍得你?在一切无法挽 回时，聂司令员在提笔批准你的死刑时，落到纸上的不仅是笔墨，还有泪水。是的，首长们都非常痛心。聂老总非常难过，聂老总为你落泪了。情 永远在，可情难胜法，尤其新中国成立伊始。

我没有当面告诉你这些。否则，以知识分子的某种脆弱，你会号啕大 哭。你是战火锻造的坚强的战士，你也是有个人弱点的坚强战士。就如 后面发生的，在赴刑场的路上，你对个人的弱点作了自言自语的陈述。

沙飞停止了哭泣，眼神投向我。

我再次询问：“你服罪吗?”

沙飞沉思了一下，回答：“服罪。”

接着他又说：“现在就执刑吗?”

我说：“是的。”

沙飞又停顿了一会儿说：“可不可以让我换换衣服?”

我说：“可以。”

依沙飞吩咐，看守战士从监房取来一个布包袱，内有沙飞的衣服。沙 飞把包袱放在椅子上打开， 一件一件地换，脱下旧的，换上比较干净的。 我们静静地坐着，看他的一举一动。沙飞非常镇定，从容。大约半个小时 过去了，他收拾停当。现场没有人催促，时间完全由沙飞自己掌握。

我问：“还有什么要说的?”

沙飞：“没有要说的了。”

这时在一旁的战士手持绳索向我示意。我摇了摇头，他们便退后，没 有捆绑沙飞。

沙飞押赴刑场，其实根本没有押解。我和唐部长随在左右，其他人员 跟随其后，就像平时散步一样，由沙飞带路，大家一步一步向石家庄北郊 刑场走去。

行走中我们无话。

而沙飞有时停下来，对我们说：“我这个人就是要做硬汉子，认死理， 我认准的事，三驾马车也拉不回来。”

我们不置可否。

后来，沙飞又自言自语地说：“我一辈子没有栽过跟头，总是受夸奖表 扬，这次算一步走到黑了，好汉做事好汉当，青杨木扁担，宁折不弯。”

我在一旁仔细听着，对他自己的中肯总结，也点头赞同。

沙飞还说了些什么,现在再难想起来。反正走一路，说一路。

突然我 走神去想另一个事。我们经历了伟大的改朝换代，我从事军法处工作，开 国大典前后不时有人问我关于功臣的“免死证”。我如实回答：没有。

一 般群众很难相信，开国功臣，出生入死，功高至伟，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怎么可能不给自己的功臣发“免死证”。我想，如果有，沙飞此刑当免。

走着说着，一副棺木摆在前面。

糟!俗话说：“不见棺材不落泪。”

根据我们商定的安排，棺木置放于 隐蔽处，避免给沙飞以刺激。不想他们给落实成这样了。沙飞倒没什么 意外，很坦然地步向棺材。

我们一齐在棺木旁站定。这是一口很好的棺木，沙飞的归宿绝不能 等同其他罪犯。

我问：“你看还需要什么?”

沙飞看了看棺内已铺好他的被褥，指了指前面部位，意思是那儿还有 问题。

我明白了，低声说：“枕头马上就有。”

战士跑步去取回一个真正的枕头。沙飞平时所枕，是他那个衣服包 袱，从战场到病房再到监房，皆如此。

至此，来石家庄已经一整天。宣读 判决书后，为沙飞换衣服和要枕头，时间又一再延长，我没等来“刀下留人”的北京声音。

枕头摆放好，我仍然不发话。我是急性子，暴性子，但这一天，我确实 愿意为沙飞多做些什么。我改变不了结局，但我能延缓结局。沙飞如果 还有要求，我一定尽可能满足。不能说我没有一点私情。我与沙飞，除军 龄相同，病情相同，还有其他许多相同。

沙飞换衣服的每一个动作都在感动着我。我与沙飞素昧平生，可我 与他的情感交流，恰是从他换衣服开始的。更多的死刑犯，到这时早已崩溃，身体瘫软，乃至屎尿俱下。

可我看到，眼前的每一秒，对沙飞都那么美 好。那是因为沙飞有一个美好的心灵，并且以此装点生命尽头的每一分 每一秒。他那么热爱生活，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国家的人民。为抒发 这个热爱，艺术上他追求极致。为捍卫这个热爱，他不惜采取极端。

沙飞向四周看了看，问：“还要我跪下吗?”

他的冷静，他的安详，以及他的高傲，都在最后这一 问中。

我温和说：“不用。”

沙飞肯定准备了充分的理由争取站立。当他临刑前的所有愿望都无 障碍地得到实现时，他反而茫然了。他望着我，不知道该怎么站，不知道 该迎着枪口还是背着枪口。

我说：“你就站着，朝北看。”

沙飞伫立北望 。

“砰” 一声枪响，沙飞永远走了。

三点模糊

一、当时关押沙飞的地点，我写的是高级步校，也可能是“军大”,即 军政大学 。

二、沙飞临刑前那顿饭，没写的原因，是记忆模糊。本书其他一些内 容也难免有错误，但那些在脑子里都比较清晰，肯定。“清晰、肯定”的尚 且难以杜绝错误，模糊的就应直接说明。

三、有资料反映，宣判后曾允许让沙飞回去刮胡子，我没印象了，但认 为很符合沙飞的性格和身份。

六、撤销原判

光阴似箭。时隔36年，到了1986年5月。

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查明并决定：

“沙飞当时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负刑事责任，撤消原判决。”

在争取为沙飞平反过程中，他的夫人王辉及子女王笑利、王达理、王 雁、王少军等人四处奔波，走访了许多地方，找到有关人员，弄清事实，而 组织上也同样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最后得出接近事实本来面貌的正确结论。

他们在找到我了解情况时，我也实事求是地说明了当时情况。因我 当时任保卫部三科科长兼军法处秘书，是我审阅步校呈送的报告，按照首 长批示，起草判决书，而且作为赴现场执行的见证人，我有责任如实地说 明实际情况。

我说明的情况，实际是在判决不可更改之后我个人对沙飞表现出的 温情。

这温情基于：无论沙飞的过错乃至他的罪过有多大，我认为他不是报私仇。这对平反不是过硬的材料。可作为一个老保卫，能够对死刑犯 存有相当的同情，这说明平反具有广泛的群众和舆论基础。

在沙飞平反之后，我想了几点。

一、沙飞推断津泽胜医生是特务的逻辑，有着严重的主观臆断的迹 象。这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智商，是不一致的。有此臆断，即诉诸行 动——枪杀津泽胜医生，也不符合沙飞这种领导干部的行为逻辑。那么, 这当中显然另有原因。

二、医院作出“未见异常”的精神鉴定，引用的证据大都是事发后的 表现，如沙飞供认“蓄谋已久”,等等。遗憾的是，核心的证据应该是事发当时沙飞的精神状态。所有人都不在现场，事后又没非常明确地向这方面努力。离开这一点，认定沙飞精神方面“未见异常”,实难成立。

三、应该质疑当时精神鉴定的权威性，如果当时请中央公安部的精神鉴定专家进行最后的把关，难题就可能迎刃而解。这不是抱着对沙飞的 感情刻意追求某种结论，而是追求法律程序本身的最大严密和完美。

对沙飞同志的平反，我举双手赞成。

自此，出版了《沙飞画册》,报刊上也有不少介绍沙飞是传奇人物的 文章。即便平反之前，沙飞的历史贡献也以不署名的方式向今天述说。

事后我也曾几番想过，假如当年沙飞案由我经办，会怎么样?最终结 论我无法推断。

但是，或许我能够比较真实地接近沙飞的心灵世界。这 是因为，将心比心，我在沙飞身上不难看到我自己，或由我本人部分地解 读沙飞。

一说日本人，我脑子里的第一个血腥画面，就是日寇大扫荡在沁 源县杀死5000多无辜群众。试想让一个日本医生给我治病，再试想让一 个德国军医给苏联红军战士治病，其反感不会比沙飞更轻。

如此压抑的医患关系，病情怎能缓解?

我的精神创伤甚至延及大山。反“扫荡”薄一 波同志派我去侦察，遭遇日寇后，我冲上大山。日军山地作战部队的最强 壮士兵追在身后。

为了不被追上，为了不被击中，我冲向最陡峭最难攀登 的地方，我撞进最茂密的灌木丛中，我像野兽一样低姿奔蹿。本需要刀斧 开路，我用头颅和肩膀就劈开了。

脱险以后，我见大山就想起日本鬼子， 就连同憎恶大山，直至新世纪的今天。这包括听到日本话。

故事片《红色 娘子军》的琼花见到南霸天抬枪就打；看话剧《白毛女》,我们的战士流着 泪举枪就要打黄世仁，幸被拉住——仇恨已经变作一种条件反射。

我相 信，这是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是一个民族将延续 许多年的精神创痛。

若说我有精神疾患，我会和沙飞一样不承认。

若说 这种状态多么理智，我同样坚决否定。

我不是为沙飞的重大失误辩护。 沙飞是一种极端。以今天论昨天，我想，当时如果把情况设想得更复杂一 些，把审理时间放长一些，甚而易地审理，最终是否可以考虑对沙飞作出 无期徒刑的判决?

我们不能企望历史和个人都不犯错误。可历史错误与个人错误重叠 在一起，代价过于惨痛。

沙飞问题重新告白天下。聂帅、薄老，老同志，后来人，都深感欣慰。 只是，沙飞同志回不来了。

那是一座雕像——沙飞伫立北望。

让他朝北，我只根据现场情况临时动议，没任何深意。但我看到，沙 飞对此欣然接受。

向北，他捕捉到什么?他在聚焦什么?

“砰”一声枪响，不仅沙飞永远走了，同时极为可惜的，是一个了不起 的慧眼和镜头永远关闭了。我见证到关闭前最后一个画面，那是新中国 诞生后大北方第一个春天的壮丽河山与云天。

作为组织确定的沙飞的送行人，我要说，我们的英雄战士沙飞同志永 垂不朽!

作为在刑场上与沙飞相识的战友，不管沙飞情愿与否，我还要替沙飞 宣称，我们的国际战士津泽胜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