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北原白秋的耽美、童心与军国主义

作者：蒋丰

明治末期的日本文坛，正经历着一场从自然主义的客观真实向唯美主义的感官觉醒的剧变。1908年（明治41年）12月，由刚刚推出新诗社的北原白秋以及石井柏亭、木下杢太郎等人发起的“面包之会”在隅田川畔的小餐馆悄然成立。这一组织不仅是日本“耽美派”的摇篮，更是北原白秋文学风格的第一个巅峰。

根据木下杢太郎在《面包之会》（收录于《岩波讲座·日本文学》，1932年版）中的描述，当时的年轻艺术家们效仿巴黎塞纳河畔的咖啡馆文化，在隅田川边饮酒、谈论象征诗与印象派。北原白秋在此期间创作了他最具代表性的第一部诗集——《邪宗门》（易风社，1909年版）。

在《邪宗门》的序言《邪宗门扉页》（见《白秋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2001年版）中，白秋写道：“我心中有一种被称为‘南蛮’的奇异怀旧。那不仅是对异国宗教的向往，更是一种对色彩、光影和官能刺激的极致追求。”

也有论者指出，《邪宗门》的词汇极尽华丽。北原白秋大量使用“天主”、“切支丹”、“红毛”、“香料”等具有强烈异域色彩的意象。整个诗作带有异国的、官能的、唯美的、颓废的倾向。

1911年（明治44年），北原白秋出版了第二部诗集《回忆》。如果说《邪宗门》是外向的官能扩张，那么《回忆》则是内向的乡愁追溯。

在这部诗集中，白秋以家乡九州柳川的水乡风景为基调，将童年的纯真与成熟后的颓废交织在一起。在该诗集著名的前言《断章》中，他称柳川为“静谧的水都”，并详细描述了水面上漂浮的桐花和老旧的仓库。这种对“逝去时光”的捕捉，被文学界公认为日本现代诗中乡愁美学的基石。

然而，北原白秋的人生在此刻遭遇了巨大的转折。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6月，他与居住在东京原宿的邻居、已婚女性松下俊子产生了私情。尽管松下俊子此时与丈夫处于情感不和的分居状态，但还是被丈夫控告犯有“奸通罪”，翻译成为中文就叫“通奸罪”。根据《白秋年谱》（收录于《白秋全集》第40卷）记载：“明治四十五年年6月16日，北原白秋被拘禁于市谷监狱，长达两周。这一事件导致白秋名誉扫地，一度产生自杀念头。”事实上，当时是他的弟弟尽力“捞人”，否则他极有可能被判处实刑的。

这起事件导致1913年春北原白秋与俊子结婚，一年后因为俊子与公婆不合又离婚了，在精神上彻底摧毁了北原白秋早期那种张扬的唯美。1913年，他出版了自己第一本歌集《桐花》以及诗集《东京景物诗及其他》。不过，以往那种华丽的南蛮风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枯槁的悲哀感。他在《曼珠沙华》一诗中，将这种红色的花朵比作流血的伤口。

经历了情感动荡与家庭破产的打击后，北原白秋在1918年（大正七年）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次爆发。这一年，铃木三重吉创办了文学杂志《赤鸟》，旨在为儿童创作高水准的童话与童谣。

北原白秋对童谣的热忱并非心血来潮。根据他在《童谣读本》（阿尔斯社，1922年版）中的论述：“童谣不是简单的儿歌，它是成人在经历了世俗污染后，对生命最本原、最清澈状态的回归。”

但是，北原白秋还是创作了《摇篮之歌》、《等待》、《红鸟》等传世名作。与早期《邪宗门》中的“重色”不同，这一时期的白秋追求的是“轻盈”与“节奏”。在《北原白秋选集》第5卷《童谣论》中，他提到自己深受日本江户时代民谣的影响，试图通过词语的重复与韵律，构建一个不受外部动荡干扰的梦幻世界。

这种转型实际上是一种“精神避难”。史料显示，大正时代的白秋虽然在童谣领域赚取了丰厚的稿酬，但他内心的孤独感并未消解。他在给友人的信件（《北原白秋书简集》，收录于全集第38卷）中曾感叹：“童心的世界是我最后的堡垒。”

进入昭和时代，北原白秋与日本耽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有些相似，创作转入了更为深邃、带有古典美学色彩的方向。他参与创办了短歌杂志《多磨》，提倡“生活即短歌，短歌即真实”。

对于北原白秋后来反复多次离婚、结婚的“情事”，我不想过多叙述，但要指出的是，早在1930年（昭和五年），他就应“满铁”的邀请，到中国东北“旅游”。1934年（昭和九年）应台湾总督府邀请，到台湾旅游。1935年（昭和十年），应《大阪每日新闻》的邀请，到日本统治下的朝鲜旅游。1938年（昭和十三年），德国希特勒青年团访问日本之际，他居然能够为《希特勒青年团万岁》的歌曲作词。后世日本文学评论家把他定位为“国家主义者”，我觉得“太日本了”。

1937年（昭和十二年），北原白秋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由于糖尿病并发症导致视力近乎丧失。根据他的弟子宫柊二在《白秋先生》（《多磨》杂志1942年追悼号）中的回忆：“先生在近乎失明的情况下，依然坚持通过口述让弟子记录。他晚年的短歌中，听觉和触觉变得异常敏锐，仿佛他不是用眼睛看世界，而是用整个灵魂在感应光亮。”

我知道，要想评价北原白秋是极其困难的。他是那个时代最矛盾的结合体：既是那个在《邪宗门》里高喊着异端口号的叛逆者，又是《回忆》里那个对着柳川流水流泪的赤子；既是因“奸通罪”身陷囹圄的颓废者，又是写出纯真童谣的教育者。

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在《北原白秋论》（《小林秀雄全集》第二卷）中所言：“白秋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多面性’。他不是在模仿西欧，而是在用日本人的感官去重新消化西欧的象征主义，并将其最终归纳于日本的传统韵律之中。”

1942年11月2日，57岁的北原白秋因病逝世。他的一生如同他笔下的桐花，落时极尽哀婉，开时曾占尽春色。他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那些写在纸面上的文字，更是一种关于“美”的无限可能性。（2026年4月12日写于北京西国贸大酒店2015房间）